从“为赋新词强说愁”到“卷起裤管下地头”
时间：2020-11-19 10:55: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曾经在延安这片革命圣地上兴起的新秧歌运动已随着光阴的流逝成为了艺术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所留下的关于中国民间舞蹈发展方向的问题却不断引起人们的思索，它开辟的民间舞蹈发展道路在充满着希望的同时又那么绵长，为我们现代从事民间舞蹈的工作者指明了方向，让民间舞蹈与社会前进的主潮流共同发展。本篇论文以中国四十年代兴起延安新秧歌运动为中心，从背景、影响、启示三方面谈起，重点研究延安秧歌运动对中国现代舞蹈重心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我们现代的舞蹈工作者如何从中汲取经验来更好地发展中国民间舞。
关键词：延安；新秧歌运动；民间舞
在中国近现代文艺发展史上，曾出现了一次堪称扭转整个文艺发展方向的活动——延安新秧歌运动，正是这次运动，改变了当时以“大、洋、古”为主的艺术表现形式，从内容上开始关注老百姓的日常，關注现实的生活。从当时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为人熟知的秧歌剧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察觉到延安秧歌运动对中国现代舞蹈重心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而这也为我们现代的舞蹈工作者提供了关于如何发展民间舞的宝贵经验。
一、延安新秧歌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
（一）延安新秧歌运动兴起的文艺背景
时间回到1938年，彼时正值抗日战争关键的相持阶段，共产党军队化整为零，分散在到处都是丛山沟坳的延安，正是这一战略举措使得延安了成为相对安全的地区，成为了政局较为稳定的大后方。因此从1939年开始，不断有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涌入这方西北高原，他们立志于创作出能够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尽自己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大胆实践，努力让艺术作品成为可以鼓舞士气的精神力量。
然而，这些学者和艺术工作者大多来自于大都市，他们之前所接受的是主流教育，接触的艺术形式多为话剧等起源于西方的外国戏。在他们眼中，只有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精英艺术才能称为真正的艺术。至于那些民间所流传的田间小戏，乡间小曲等，不过是一些难登大雅之堂，聊供农民消遣的低俗之作，他们对此感到不屑。即使是一些地方团体根据这些植根于民间的艺术创作出了所谓“新秧歌”，也未能引起这些知识分子的足够重视。这一时段的延安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背离当地人民生活的，艺术逐渐倾向于“大、洋、古”的表现形式，其中以话剧艺术为主，甚至出现了“关门提高”的错误倾向。因此，即便是当时的延安文艺事业显现着所谓的“繁荣”之景，中共中央还是察觉到这样的发展趋势是不健康的。为了及时匡正边区文艺运动的发展方向，整治文艺界出现的不正之风，中共中央决定于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文艺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同志则在会上发表了结论性的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当时中国边区文艺整风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延安新秧歌运动兴起的舞蹈背景
秧歌作为我国民间舞蹈艺术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一直在延安这片热土上不断地蓬勃发展。这里的人们，每逢年节佳庆都要以秧歌助兴，谁家婚丧嫁娶时如果不扭上那么一段秧歌，便总觉得还没有尽兴。秧歌之所以在延安地区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自打从插秧耕田活动中所诞生后就始终扎根于人们的生活，它融歌、舞、戏、武术、杂耍等为一体，以其广泛而真实的内容，多样而有趣的形式，丰富而生动的舞蹈语汇成为了我国代表性的汉族民间舞蹈。因此不仅是延安，整个北方地区都是秧歌所绵延发展的沃土。
正是因为秧歌从根上就是一种农民艺术，它所表现的内容、情节、人物等都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男欢女爱、打情骂俏的情节与肢体动作。虽然爱情是艺术的重要题材之一，但是对于秧歌等这一类自发自娱的民间艺术来说，如果不加以专业化的整改和开发，任其自由发展，很容易沦为低俗之作，而在当时的延安，老百姓就称这样的秧歌为“骚情秧歌”。除此之外，还时常有秧歌队在财主商铺的大院中唱一些阿谀奉承的唱词，再舞弄一番，只为讨得主人家的欢颜而获些许钱财，这类的秧歌大多是丑化劳动人民的内容，因此也遭到当时平民百姓的厌恶，被人们称为“溜沟子秧歌”。
无论是“骚情秧歌”还是“溜沟子秧歌”，都是延安的民间秧歌发展中颇不健康的因素。要想使延安秧歌能够有长久的发展，就必须要将它们剔除，改变秧歌在民间自由生长的状态，使秧歌从内容到形式都能够积极地反映人们的现实生活，在战争年代要把秧歌改造成为一种能够鼓舞士气的精神力量，这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们所面临的重大是非问题。
二、延安新秧歌运动对中国现代舞蹈重心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一）从知识分子的言愁情绪到革命艺术的积极心态
经过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当地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文艺思想有了极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为了证明自己在这次思想改造中的转变，为了迎合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艺意识形态，为了创作出能够被普罗大众所接受的秧歌形式，这些知识分子一改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文艺中所常有的言愁情绪，摒弃了他们头脑中固有的“阳春白雪”，转而将艺术重心转向了土生土长的民间秧歌，继而掀起了中国近现代文艺发展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延安新秧歌运动。
从“为赋新词强说愁”到“卷起裤管下地头”，延安文艺工作者们逐渐从幻想中的艺术宫殿走向了田间，他们接近工农兵，接近老百姓，在向他们学习民间秧歌艺术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进而加深了自己对民间舞蹈的认可程度。他们彻底否定了几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艺术观念及审美情趣，扬弃辩证地看待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实行的西方话剧历史传统。他们以探索式的思维、冒险式的精神、创新式的理念，在延安这片秧歌的热土上不断发掘民间舞蹈，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艺术革命，革去知识分子的固有成见，激发民间舞蹈的现实活力，将秧歌打造成革命利器，起到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作用。这些在延安新秧歌运动中充当中流砥柱的文艺工作者们，他们全情投入在秧歌运动的热潮中，使民间秧歌有了全新的人物形象、有了全新的情节内容，把田间地头的新秧歌推向了时代历史的前沿，推向了政治高峰，故而才成就了延安新秧歌的辉煌。
在特定政治语境下诞生的民间新秧歌，经过艺术家的整理和改造，带着截然不同与以往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延安地区人们的面前，不负众望地成为了一种可以传播积极力量的革命艺术。新秧歌很快在解放区推广开来，随着我党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秧歌也跑遍了全国各地。军队解放到哪里，哪里就有欢庆的锣鼓，秧歌在哪里扭起，哪里就象征着胜利。彼时对中国人民来说，秧歌已不仅仅是一种聊供消遣的民间艺术，它更是一种象征，在它身上人们看到了解放、在它身上人们看到了胜利，它舞动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岸身影，它奏响的是新中国的华诞篇章。
（二）从自发自娱的民间艺术到具有现实意义的精神力量
在我国古代舞蹈发展历史中，一直存在着雅乐舞蹈与俗乐舞蹈这一对相克相生的范畴。与不断发展成僵化刻板，不断束缚为固定模式的雅乐舞蹈所不同的是，俗樂舞蹈以其自发自娱性、群体性以及一定意义上的功利性，与百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它的生命力也自然比“宫廷艺术”和“贵族艺术”更为持久旺盛。所以，在当时的延安，民间秧歌凭借着这股强大的艺术活力不断繁衍壮大。
然而，就像一棵正处在生长期的大树一样，如果不经过仔细、系统地修剪和塑形，树枝树杈就会由自疯长，最终长的乱象交错，枝桠横生。当时的延安秧歌就像是这样的一棵树，在民间自由的生长过程中，不断产生了一些溜须拍马、调情达欢的不健康内容。这也是民间舞蹈发展所不能避免的问题，毕竟娱神自娱，是民间舞蹈最终的目的，所以人们会以哪些内容、何种形式来达到娱乐的效果，都是由参与者自由择取。然而这样的民间舞蹈艺术并不符合当时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创作理想。怎样能使这些民间艺术为政治所服务，这是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所关注的，民间舞蹈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的“俗”，俗才能走进民间、打动民心。而如何创造出一种“俗”而又不“低俗”的新秧歌，这才是延安秧歌的真正症结所在。
因此对传统秧歌进行一次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改造，成了延安新秧歌运动必须首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比如从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代表性作品《兄妹开荒》，原本的角色设定为夫妻，但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关系设定会使秧歌又回到“骚情秧歌”一类的旧模式中，就将男女主角设定为兄妹关系，净化了角色表演形式。而在秧歌的表演内容上，《兄妹开荒》以反映解放区大生产运动为主线，歌颂劳动最光荣，不再像以往那些一味谄媚地主商户的“溜沟子秧歌”。
三、延安新秧歌运动对于中国现代民间舞蹈发展的启示
（一）继承——对民间舞蹈的发展要注意保护其原始活性
中国民间舞作为中国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艺术创造，以及在群众间的广泛流传之作，它不仅是人民生活的精神财富，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因此，在“非遗”保护格外收到关注的今天，民间舞的开发和走向问题就成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从事舞蹈相关行业的工作者应该予以重视的重要问题。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不断冲击中国传统舞蹈行业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要敢于创新，探索和开发出一条符合时代气息的现代民间舞发展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遵循中国民间舞文化底蕴和固有特点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要抓住中国民间舞蹈的“根”。
从延安新秧歌运动对民间秧歌的开发工作中，我们可以试着去窥寻到这条“根”。鲁艺创作的《兄妹开荒》、《二流子变英雄》等具有代表性的新秧歌剧中，虽然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创新，但在它们身上还是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延安传统秧歌的原始性。比如人物形象，即使这些新秧歌剧中的人物关系变得更为纯洁，但是他们仍旧是老百姓身边的你、我、他，从这些角色的身上人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民间艺术能深入民间的亲近性就在于它的内容不会涉及太多的才子将相，帝王佳人，而是老百姓身边的实事真人。比如《二流子变英雄》中的“二流子”、《钟万财起家》中的“钟万财”，这些人是延安百姓生活中的一个缩影，在这里，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公。而只有这些能切实反映民间内容的作品才能引起百姓的共鸣和认同。另一方面，鲁艺所加工改造过的新秧歌虽然将旧秧歌中所持的道具伞头等改为了斧头镰刀等生产工具，但是秧歌本身的体态动律却并没有随意改变，那扭动的身姿是百年间劳动人民身影的体现，那火红的绸缎是庆丰收祝胜利的喜悦心情，如果这些延安秧歌的真正精髓如果被肆意妄改，那么所谓的新秧歌还能被称为秧歌吗？
正是因为延安人民对新秧歌中保留的传统因素有强烈的认同感，新秧歌中所包含的宣传教育内容才能真正被人们所接受。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提延安新秧歌的演出场地——广场。广场演出的场地就是一个圆场子，它打破了原有舞台的“第四堵墙”，使观众的欣赏视野又回到了最初的360度。这样的演出场地就要求演员必须与观众建立起一定的情感交流，这种最原始的表演方式丢掉了舞台上那套扭捏造作的身姿，近距离、全方位地面向观众，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打动观众，让观众有切实的“代入感”。这种原生态的表演仿佛让人们回到了那个“联袂为歌，踏地为节”的原始狂欢氛围中，这样充满原始活性的舞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来自民间的舞蹈。
（二）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要赋予其时代气息
舞蹈是一个历史积淀深厚的艺术文化载体，即便是同一民族也会在不同的时代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受到来自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等不同方面的影响，便作为特殊的艺术文化标志体现在该时代的舞蹈当中。中国民间舞在人民中间流传千年依旧盛行不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自身能够吸纳不同的时代精神。具体而言，虽然它作为一种传统的舞蹈形式，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残留旧有的不适应新时代的保守因素，但是由于它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当本地区、本民族的群众在文化教育、思想观念上有一定的进步以后，人们会自发自觉地赋予舞蹈内容以新的认识和新的精神。正所谓辩证的发展即“扬弃”，弃落后消极之因素，扬先进积极之精神，惟有不断与时俱进，不断给民间舞蹈注入富有生机的时代文化，它才能更加具有生命力。
在新秧歌运动中，人们撇弃了一些不符合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旧秧歌形式，在对旧秧歌的改造中注入了新的政治内涵。譬如在秧歌正式表演前往往会有手持领袖画像和革命宣传标语的表演者绕场一周，这既拉近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又为之后的革命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又如在延安旧秧歌中人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当地的方言：婆姨、哪搭、麻达等等，而新秧歌中在保留了原有方言的基礎上又加入了许多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新词：文化、运动、劳动、政府、革命等等。这种寓教于乐的新秧歌形式，在边区人们对秧歌的趣味欣赏中不断提高了自身的政治文化意识。这些经验都为我们现代从事民间舞蹈的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即用最贴近人民生活的舞蹈来反映最新的生活，充分发挥民间舞蹈的时代性特征，让民间舞蹈与社会前进的主潮流共同发展。
回首过去，这股在延安圣地兴起的红色潮流已随着光阴的流逝而成为了艺术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它所留下的关于中国民间舞蹈发展方向的问题却不断引起人们的思索，它所开辟的民间舞蹈发展道路在充满着希望的同时又是那么绵长，让我们后世的舞蹈工作者们不断追寻着它的足迹，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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