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离乱事,国人冷眼观—中东乱局溯源

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动向是“全球化”。这个“全球化”被一些西方学者直白地称为“西方化”，即所有非西方人要学着以西方人的眼光观察社会，以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整套的方法论来改造自己民族的社会形态。我看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我们中国人依旧以中国旧传统的“阴阳五行观”的角度来观察、认识和对待客观世界的只剩下中国传统医学的医师和风水学的巫师了，但是在中东北非南亚（以下的文字中只称为“中东”），坚持不接受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法的大有人在。他们顽强地对抗着来自西方的“文化渗透”，拒绝接受“全球化”，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抵制这一进程，这就构成了现今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要内容——全球化过程中的一股“逆流”——中东各国政治格局持续普遍的动荡。

中东战乱的本质

这个动荡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中东战乱的本质是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势力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我以为，他们的伊斯兰社会在要不要进行彻底地文化转型这个问题上，多个派别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个冲突既发生在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又发生在他们文明体的内部。从大的方面看，可以将他们分为激进派和保守派两大派别，但是实际上他们内部的派别五花八门，外人因为不能深刻理解他们的文化和历史，甚至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支派别存在于其中。由于他们的背后都有数量巨大的民众基础，呈现出来的力量都很强大，一时谁也看不出这场较量能在将来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减缓或结束。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世界上几个主要的文明体的社会转型，有日本、俄罗斯、印度和较小一点的韩国，当时也想继续写分布在中东北非的伊斯兰世界在全球化冲击下的社会转型，但是感到这个题目很难写，不只是因为它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还因为文明体被分割为几十个国家，情况很复杂。这几年，这一地区的伊斯兰世界动荡愈演愈烈，连一直稳定的突尼斯都处在发生动荡的边缘了。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持续观察和思考之后，现在我感到可以试着写一写这个题目了，并从中找一找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或许能用来在对比中国社会转型时有些用处。

长期处在战乱之中的“中央王国”

从世界文明舆图来看，距今4000年前，在各个古文明民族强盛起来开始发生成规模的联系以来（战争是最主要的联系方式）处于地球文明中央位置的，应当是现在伊斯兰文明所覆盖的中东地区。这个地区一个特点是没有大面积的广阔平原，却有着蔓延曲折的海岸线，这极不适于建立一个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巨型民族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长久地在这个地区建立有效的政治统治。造成这个结果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周围几乎相邻着世界上所有的大文明体——东边是中国，东南面是印度，西南面是非洲文明，西面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文明世界，正北面是俄羅斯为代表的东正教文明世界，东北面是蒙古人（还有古代鞑靼民族）的草原文明的区域。犹太教文明体更不用说了，在它与中东各民族打了上千年的“交道”并在一场大屠杀之后，被人数比它多好几倍的穆斯林从其家园（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近东地区）无情地驱赶到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本来是一个整体的民族从此成为了分散世界各地的天涯沦落人，失去了祖国和家园。与犹太人相似的还有罗姆人，就是以前被称为“吉普赛人”的民族，他们比犹太人更加凄惨，连他们自己都说不出他们来自何方，只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在中东的某个地方生活过。

俗话说“不打不成交”，所有民族之间的交往都是从打仗开始的，我们中国人的祖先炎帝、黄帝与蚩尤都不例外。结果我们中国人最终把中国打成了一个巨型的整体，而中东人内战外战打了几千年，到如今却依然是成百上千个部落所组成的好几十个国家。

在这个信仰源出处一致而政体松散权力分散的文明体的外部，历史上没有和中东伊斯兰教文明打过交道的主要文明体只有日本文明体这个孤岛文明和更加遥远的古代美洲的印地安文明。曾几何时，当伊斯兰文明与四周各大文明体频繁发生联系（战争）时，我们中华文明还是一个“人文的孤岛”，就是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仅仅凭着一两条纤细的时断时续的通道（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与外界保持着民间性质的联系。因此我说，真正地处人类文明“中央王国”的非中东的伊斯兰世界莫属。

中东动荡原因之千年世仇

正因为伊斯兰世界处在众多文明体的包围中，历史上它与其他文明体之间的战争是最为频繁的。其中，最主要的“仇敌”——基督教文明与它之间的战事最为频繁，简直是杀红了眼。正是这个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世仇”，构成了当下世界政治的一个最主要的动乱源，原因很简单：“我不会妥协、我不能被仇敌同化。”

在世界上各大宗教诞生以前，现在穆斯林文明文化所覆盖的广袤地域一直就战乱不断。直到被称为文明轴心时期的2000年前以后，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各大宗教，这个地区的各民族控制的疆域才渐渐地清晰起来。

当时严酷的生活环境、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让那里的多数民族都把生活看作是在“赎罪”，把生活本身的目的当成死后能上天堂的必要修行，这就使得一种叫“天启”的古老宗教得以诞生，这个宗教在后来以各种形式发展着，流变着。古代犹太教、古代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都是在它的启发下产生的，也可以说是它的众多支流。古代犹太教是最早的一支，先放下不提。大约2000年前，古代基督教产生。受到古代犹太教和古代基督教的影响和启发，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被称为“先知”的穆罕默德创立。

在此以前，阿拉伯半岛各个部落还一直是相互争战和杀戮，各霸一方，各处充斥着野蛮的陋俗，一切财富和权力归部落的头领所有，平民的生活极端困苦，道德沦丧，各个土邦和部落只崇拜自己的偶像，活埋女婴、酗酒、仇杀在社会上极为盛行，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伊斯兰教一经传布，就受到了许多民族的信众的拥戴，使得整个地区的民众找到了精神家园，稳定了这一地区的文明进程，进而使得其扩展的速度和势力范围一下子就超过了古代基督教，最兴盛的时候，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占据了近一半的人类宜居区域，从印度河到直布罗陀海峡，人们都自称是穆斯林，现在的西班牙、巴尔干地区、中部非洲、西部非洲和遥远的南洋群岛也不例外。

为了扩大信仰范围，各大宗教势力为了争夺有效控制的疆域，更多地控制人口，宗教战争取代了原来的民族战争。古代的那个地域教派之间的战争（战争之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对战败一方的大屠杀），其残酷性远非今人所能想象的，战争获胜方无例外地杀尽所有的男人，掠走年轻和能干的女性，未成年的男孩都被阉割成“中人”，长大后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中国人自汉朝以来诞生的一个陋习——皇宫里用的阉人，就是那时从被我们称为西域的地方引进来的，本来像中国人这样崇尚仁爱的民族是不会自行产生阉人这种“非人道的文化传统”的。当时远在天边的中国人的生活与这些真正灾难深重的民族相比，真可以称为是一种优雅的田园生活。在著名的《马克·波罗行记》中作者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平静生活，所发的感慨是由衷的歆羡。中国人只须享用今世就够了，不用经历苦熬去修来世，这也是中国这块地方不可能诞生天启教的深层原因。

现在，仍在奉行古代战争这样残酷的信条的，只有像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那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从他们对待战俘和“异教徒”的极端行为方式就可以让人们回味起古代那个地域宗教战争的残酷性。

影响当今世界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古代基督教文明在近代的文明升华。

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一千多年来的不断厮杀，造成了双方教徒信众都对对方的宗教和信众产生了仇恨心理。在严格信守宗教仪式的伊斯兰文明内部，在天天进行的祷告仪式上，阿訇们（老师或者学者）时常向信众们灌输穆斯林在这段时间里所受到的来自基督教徒的“迫害”，这就延续着那个仇恨。在一千多年的残酷仇杀里，开始两方还常常打个平手，有来有往，后来到了19世纪，基督教文明就渐渐地占据了上风，原因是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伟大的文化创新和马上跟进的基督教宗教改革，让基督教文明体系内的各个国家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对社会生活的人性化科学管理这两件有力的武器，本来在两大宗教间均衡对抗性质的天平从此彻底倒向了基督教一方。

基督教文明世界在其内部的宗教改革也使得原来专制蛮横的教规变得人性化，他们开始用殖民地方式而不是屠杀的方式来对待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科技手段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武器方面的优势）使得基督教文明征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区域，其中包括所有原伊斯兰教的国家，建立了环绕全球的殖民地体系，实际上这是开启了“全球化”的前奏。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意中开启了“全球化”进程的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各地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基督教文明在人性化方面的进步，则使得基督教文明在战胜对方以后没有实施灭绝人性的屠杀和奴役的政策，而是采取了怀柔的文化改造政策，这就是把他们发明的进步的民主政治强行推行于所有被占领的前殖民地地区。因此，伊斯兰教文明虽然在战场上遭到重创，但是其宗教体系没有被铲除，一直流传至今。

那么为什么在冷战和前冷战时期，国际上没有现在风行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风潮呢？我思考是因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在前期（20世纪以前）进行殖民统治时，对殖民地进行统治的手段，还是很强硬的，不惜以残酷的镇压甚至屠杀的手段弹压反抗运动的领导者们，许多被压迫民族的领袖同时也是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士。另一个原因是被压迫民族的反抗运动缺乏经济实力，没有必要的武器、金钱和各种工具，如通信设备、宣传工具等等，一旦有组织反抗和暴动的苗头，殖民主义者利用手中的先进武器设备早早地行动起来，把反抗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中东动荡原因之石油美元

进入20世纪中期，世界政治进入了冷战时代，笃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发现，他们的劲敌，已经不是宿敌穆斯林了，而换成了意识形态的死对头——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后者的急速发展不但有了相当规模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还不计代价地支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斗争，伊斯兰文明世界对抗西方殖民主义斗争成了冷战中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一股侧翼力量。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新崛起的社会主义阵营，西方人开始对殖民地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改变了策略，以昔日的“日不落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宗主国开始考慮新的策略了。他们觉得自己亲自出面担任殖民地的主子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成本上也变得极端不划算，于是就把原来统治的地区的权力交给能代理他们意志的当地民族的温和分子集团，自己只要求他们的代理人推行他们带来的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和制度就可以了——只要不被中国或苏联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阵营新成员就行——这就引发了上个世纪下半叶的民族独立风潮，一大批原殖民地地区先后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世界上的国家总数，从20世纪初的几十个一下子增加到了近200个。借助社会主义阵营的外力，伊斯兰世界有了复兴的力量。但是把它的力量增强到可以对抗基督教文明体的程度，还是因为下面的这个变化。

世界文明进步的一个大的飞跃是科技进步。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军事科技竞赛极大地促进了科技手段的进步，这个进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种重要的物资——石油，成了当今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和每一个国家经济的命门，而恰恰是伊斯兰世界占据了这项资源的有利位置，用穆斯林的话来说是先知刻意眷顾穆斯林才恩赐给他们这笔财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独立的好多中东和北非国家（几乎都是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有了越来越多的“石油美元”，他们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用征求大众的意见来分配这些新财富，开始时它还能在三者——变成王室的私人财富、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建设的发展资金、全社会的公共福利——中进行有序地分配。所以，一直是世袭制王国的国家，如沙特、约旦、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是现在局势相对稳定的伊斯兰国家。

但是，像埃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利比亚这些国家原先的世袭王朝先后被军方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推翻。石油美元的运用情况就多种多样了，其中一个流向，就是为极端宗教主义者提供了进行“圣战”的充裕的资金。他们出于宗教的虔诚和“忠勇”翻出老底，一定要“雪耻”，要向基督教这个仇敌“报仇雪恨”，他们叫嚷要恢复伊斯兰文明历史上最强盛时期的政治版图，这就构成了现今恐怖主义者的“政治蓝图”。这些人被西方人称为“恐怖主义分子”，他们组成了非政府的武装组织，以各种极端的方式“报复”西方人和所有在历史上“侵害”了伊斯兰世界的民族和国家。这样，不但是西方人，就是印度人、俄国人，甚至中国人，更不用说以色列人了，都成为了他们的攻击对象。

在别处，这样的组织是不能存在的。在中东地区，由于宗教沖突势力的暗中支持，在许多伊斯兰教为主导文化的国家，都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存在着，政府没有能力或者从心眼里就不打算取缔它，这让遭受恐怖组织之苦的西方国家尤其感到头疼。

在西方人看来，中东今后的政治主导权最好是掌握在此地区的各个王权手中。二战后，殖民主义者一般都把统治权交给了王国的世袭统治者，名称有叫“国王”的，有叫“埃米尔”的，有叫“酋长”的。但是，西方人自己给这一行动造成了麻烦——一方面，他们强令这些前殖民地实行议会民主制；另一方面，又让王权享有许多并不界定清楚的权力，例如这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机制，根本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制度基础。于是，国王就把新增的国家财富较多地用来自己家族的享受，造成那些处于权力顶层的王公贵族就与下层民众有越来越多的矛盾甚至冲突了，而社会制度又是议会民主制，不可避免的后果产生了——王国制度所护佑的王权受到质疑，王权不稳定了，王冠纷纷落地。埃及、伊拉克、利比亚、伊朗、阿富汗等前王国就是这样变成了以军队为背景的政治强人专制制度（埃及、伊拉克、利比亚）或以精神领袖为最高领导人的宗教国家（伊朗）。

这样的转变，是民主政治的进步还是退步，很难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社会政治局面很可能导致难以抑制的社会动乱。本来作为穆斯林文明的社会转型代表的模范的埃及，在十年前谁能想到现在发生的导致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民众之间的长时间的严厉对峙？有谁会想到社会秩序持续稳定的叙利亚也会发生内战？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穆斯林文明也不得不在形式上跟着改变自身，即如伊朗那样的宗教国家，也要有五年一届的总统选举，虽然总统也还要听从精神领袖的旨意和安排。但是，生命力强劲的原教旨主义思潮一直力图主张国家恢复中世纪时期那样刻板的宗教生活，包括对妇女的严厉约束，对教育的宗教管制等等。这样严酷的对立根本不能在对话和协商的场合下取得进展，这就决定了，造成当前动乱源泉的文明冲突，无法在穆斯林文明内部得到消化和进行无冲突地解决。简单地说，这个问题——要严厉的古代传统，还是要让传统向着现代文化的方向融合，在他们那里是一个极其棘手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顺利和完满的解决。

看到了这一问题的最深处，再对比我们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我感到中国人今后的社会文化转型还是很乐观、很有光明前景的，我们中国人现在也面临着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根本没有插手上述问题的资格，更不能学着美国人的样子去指导别人如何生活，也不要在那个多事的地方轻易建立合资或独资企业，即使是提供援助项目，也要慎之又慎，以免再次遭遇像在利比亚那样惨痛的经济损失。

中东动荡原因之“窝里斗”

我们知道，每一种宗教的兴盛，都是产生这个宗教的民族的自我保护。宗教的产生令一个民族兴盛，让信众能进入文明体内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同时，它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作用是“排外”，一切与本地宗教教义不相符的观念都被禁止或摒除，笃信和宣扬那些观念的人被称为“异教徒”，本地宗教容许教徒对异教徒的迫害甚至杀戮。当然这里指的是早期宗教的原始教义。宗教的这种“排外”特性首先造成了宗教间的矛盾和争斗，如上面所说的穆斯林文明和基督教之间的仇杀，但是由于穆斯林文明在长时间的传布和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传播产生了许多教派，大大小小的教派有70多个，其中最主要的教派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在没有外界力量威胁或者威胁不大的情况下，这些教派会因为宗教见解不同而长期对峙甚至自相残杀，现代最明显的例证是两伊战争。伊朗和伊拉克之所以长期不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大教派之争。伊朗的穆斯林绝大多数属于什叶派，而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虽占该国人口的55%，但不掌握国家权力，逊尼派处于领导地位。因此，历史上两派长期不和。两派都认为自己是穆斯林文明的正宗，只要有了机会，都想以武力战胜对方，企图让自己的教派发扬光大，传布到对方教派的区域内。

这样的教派之争不光在穆斯林文明内长期存在，在基督教文明体内也是造成战乱的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基督教新教派方面的德国奥国和天主教东正教教派方面的俄国和塞国之间长期对立纷争引发的。历史上基督教的十字军远征穆斯林文明时，路过波兰和俄罗斯时也与东正教发生过激烈的战事。在历史上，没有宗教保护却能相对稳定地生活的中国人是一个特例，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让西方人和穆斯林文明的信徒们都很看不懂的重要原因。

20世纪以后，几乎所有的穆斯林文明国家都在形式上接受了议会制度，都有民众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都有政党组织和议会机构，但是，由于社会上强大的宗教势力在背后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民选总统可能被宗教领袖排挤下台，或者被迫成为后者的代言人，名义上的“总统”根本不具备西方标准的国家元首的权威和威望。这样，宗教（有时还有军方）才是社会中真正有力量的主导者，脆弱的议会民主制度不可能解决好教派之间的宗教纷争，这就是造成了中东穆斯林文明各国长期动乱的局面。依照我的看法，西方议会制度引进到穆斯林文明世界，就像是生硬地给穆斯林的大脚穿上不合号码的皮靴，这样的“制度排异”比比皆是。美国人等西方批评者曾经指责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利比亚的卡扎菲的统治“非人道”，甚至用军事手段对付反抗力量（如萨达姆对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残酷镇压），其实，这是外界人用非穆斯林文明的观念机械地评判穆斯林文明体的内部事情，严重点说，这样的教父式的训诫根本无益于穆斯林世界的文明转型。

穆斯林文明内部的事务及其复杂，教派之间的事情更是外人不能置喙的，明智的外界人只能采取旁观的态度，不要去冒然干预或试图插手帮助解决。

结语

伊斯兰文明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伊斯兰教有着近十亿的虔诚信众，不管今后世界别处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世界上的这个多事的地区，几十年内上面提到的引起这个地域动乱的三大因素都不可能发生多大的变化，因此，根源于这些因素的动乱也不会消失和减缓。我们中国人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我从对乱局的分析中，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处于伊斯兰世界边缘的国家，动乱局面相对容易解决，例如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孟加拉等国，原教旨主义者较少光顾，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而处于伊斯兰世界中央部位的各国，那些实力依然强大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就难以从中世纪思维（仇恨思维）里自觉地走出来。实行王国政治的国家的政治秩序比较容易克服动乱源，实行强力军事统治的国家也比较容易建立社会秩序，就怕王权也不很强大，军人集团也没有坚实的民众基础，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受到基地组织的绑架和胁迫，社会秩序也最容易进入动乱局面。我们中国人在今后要不断加强对伊斯兰文明体的观察研究，这是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需要，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世界性的大国了，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也越来越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