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苏关系“蜜月时期”苏联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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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苏关系是世界社會主义阵营的重要一环。这段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苏关系也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苏联在这段时期对华采取友好亲近政策，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中苏关系的友好发展对世界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既促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也增强了苏联对东欧的话语权，更是对当时的冷战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蜜月期；中苏关系；对华政策
在1953年9月3—7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被选举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开始了在苏共确立统治地位。在赫鲁晓夫执政前期的1953到1959年，中苏关系可以说是处在“蜜月”的巅峰期。这段时期里，中苏双方虽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但这些矛盾还不足以影响中苏的亲密友好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中苏双方仍继续发展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合作。具体来说，这段时间中苏双方的友好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支持，和苏联对中国的各方面建设支持的双方共同基础之上的。以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中南海的一次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会议为分界点，由于中苏两国在不同层面的一些列分歧和矛盾的作用之下，中苏关系开始急转直下。到了赫鲁晓夫执政后期，中苏关系已经逐渐恶化，中苏两国的关系已走向了相互对抗的层面。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执政前期，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双方交往密切，苏联给予中国各种发展建设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中国一五计划的顺利开展；而中国则给予苏联政治上的政治支持。
一、苏联对华政策具体内容
（一）积极发展中苏经济关系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华政策有着维护苏联在远东利益的需要，其各项对华政策的执行都充满了维护苏联利益的考虑，从中苏关于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艰难谈判过程可见一斑。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华交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敦促苏联部门尽快确定和落实中国方面的“一五”计划的苏方援建项目；另外，他还高度重视并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典的苏联使团规格。为了体现苏联对这次活动的重视程度，赫鲁晓夫还亲自率领苏联代表团访华。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力排众议，不顾苏共内部对于响应中方援建要求的众多反对，亲自促成多项对华援助项目：扩大原有中苏有关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新建15个工业企业；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新中国；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等等。[1] 1950年4月，中苏之间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被正式确定了下来。朝鲜战争期间，中苏贸易使得中国得到了许多必须的工业原料，生产设备，粮食等，对于国内建设和对朝鲜战争的支援发挥重大作用。两国贸易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逐渐进入了黄金时期。
（二）中苏政治合作
1954年4月26日，新中国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首次以大国身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中苏双方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共同合作是两国在外交上最成功而的協调和配合。中苏双方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于4月1日在莫斯科就关于日内瓦会议，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问题进行会谈，在会上“周总理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首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周总理还指出，我们对苏联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后过程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做个介绍，并确定协作原则。这些要求，苏方都给予肯定的答复。”[2]日内瓦会议上，中苏双方始终协调一致的外交步伐，推动了印支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也以令人尊重的新形象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渴望能够重返联合国，从联合国中驱逐蒋介石的台湾政府代表出去，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里的中国真正代表。从1954年到1959年，苏联都以实际行动支持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在1955年9月20日举行的第十届联大上，苏联代表提出了关于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的议案，从此到1962年，苏联一直在联合国积极支持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在联合国的多个机构积极支持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从1954年到1959年，苏联对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支持与苏中关系处于“蜜月期”密不可分。在中苏关系友好时期，苏联对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支持非常坚定。
（三）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虽然是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但步兵数量占绝大部分，其他专业兵种数量匮乏，空军与海军均处于初建阶段，海空军的武器装备、军事技术水平、作战思想、人才干部力量和基础工程设施建设以及军事工业等各个方面都十分薄弱，处境艰难。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新中国海军和空军建设落后，曾经一度受国民党的空军轰炸威胁，“由于缺乏有效的空军阻击能力，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刚刚进入北平，北平就于1949年5月4日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轰炸。1949年10月—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对大陆地区进行了26次空袭，其中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空袭造成的危害最大，致使当时上海功率最大的杨浦发电厂受到重创，上海生产停顿，全国本来就上涨的物价和处于瘫痪状态的经济形势更加难以控制。”[3]所以中国迫切需要苏联派遣军事专家来华指导新中国的海空军建设，1951年1月以前，至少有711名海军专家和878名空军专家已经在中国工作。新中国的海空军基础在苏联军事专家的帮助下慢慢地奠定起来。[4]1954年10月，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双方还签订了关于共同使用旅顺军港的联合声明，发表了关于两国政府同意苏联军队1955年5月31日前从旅顺港撤离，海军基地的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政府的公报。苏联从旅顺撤军，加强了中国对苏联的信任，也为中苏两国进一步的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
1953年到1959年，苏联以多种方式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和进行军事合作：派遣三军专家帮助中国的海陆空军队建设；派遣专业人员帮助中国建设军事工业，开办军事院校；出售先进的军事武器，包括海陆空三军军事装备；指导中国国防尖端科技研究，包括导弹、原子弹的研究等。
二、苏联对华政策分析
（一）日益激烈的冷战格局
1950年代是美苏争霸的高峰期，美国在国际上四处出击。面对美国在国际上四处出击的咄咄逼人态势，苏联也采取了还击的措施，在1955年成立与北约组织针锋相对的华约组织；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缓和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争取苏南两国外交正常化，积极发展与新中国的关系等。其中，推翻斯大林时期与中国交往的方法，采取亲近新中国的外交方式是赫鲁晓夫的重要举措。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可以对冷战格局走向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刚刚经历完内战和朝鲜战争的新中国，国内工农业基础薄弱，并且又陷入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当中，可以说是内外交迫。新中国尤其渴望获得外来有力的支持来发展国内各行各业的建设。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之后站在了亚洲冷战的最前线，赫鲁晓夫需要新中国在亚洲范围牵制美国势力，鉴于过去中国曾经和苏联有过不愉快的合作经历。赫鲁晓夫需要改变过去斯大林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方式，才能完全赢得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信任，这就使得赫鲁晓夫采取对华友好政策。中苏双方相互需要，一拍即合。
（二）赫鲁晓夫的政治需要
赫鲁晓夫是通过多重政治角力才获得苏联的最高权力，他执政前期，面对国内的重重政敌，政治地位并不太巩固。当时的中国刚刚在朝鲜战场迫使美国签订停战条约，结束朝鲜战争，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获得了提高，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是除了苏共以外的第二大党，获得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对于赫鲁晓夫巩固国内的政治地位具有重用的支持作用。尤其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发言，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巨大的思想冲击。赫鲁晓夫曾在1957年1月对出访苏联和东欧的周恩来说：“我们感谢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希望中国同志能继续运用自己的影响，协助我们对波兰、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作。” [5]
（三）苏联发展经济的需要
赫鲁晓夫上台以来，苏联国内经济发展基本沿袭斯大林模式那一套，重点发展重工业，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对滞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蘇联国内的生活资料用品却不能迅速满足人民的这一需要。面对这种状况，苏联政府需要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扩大对外贸易，用自己过剩的工业产品换回国内急需的生活资料用品。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需要对外进行贸易来发展国内经济。但中国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禁运，中国就要加强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引进国内缺乏的物资，发展经济。1958年，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完成当年相互供货计划和进一步发展贸易的问题在莫斯科进行了贸易谈判。双方商定，苏联在1958年第四季度补充提供货物。两国1958年度换货总额超过当初规定的当年换货额，达六亿多卢布，其中苏联超额提供了汽车、农业机械、石油及其他产品；中国则超额提供了大米、生丝及其他货物。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是苏联与中国发展贸易的重要前提。
三、苏联对华政策的影响
苏联采取对华友好亲近的政策对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重点讨论比较突出而又鲜为人知的方面，分别是军事方面，以中苏友好协会为主的民间交流方面和中苏边界方面。
军事建设方面，苏联期间对华采取积极的军事援助政策，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各方面的军事援助，包括提供武器和技术，军队建设指导，军队训练方法，军队作战方法等。新中国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在许多方面都参考了苏联的做法，这使得新中国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有着苏联的影子。最突出的是，在1954年9月，建立了以苏联军事部门系统为蓝本的“八总部”，这标志着新中国军队总部的建设开始转变为既适应和平时期全面建军需要，又符合现代战争对总部要求特点的全新机构，其下属各个二级部的机构设置更是深刻影响了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总部建设。
其次在民间交流方面，中苏友好协会的发展可以说是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历程。1949年的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中苏友好协会是一个组织较为严密的团体，其全国设总会，会址在北京，又下设总分会、分会、支会、支分会，可以说，中苏友好协会的分支机构遍及各大省市及其下属的各个机关单位。在中苏关系“蜜月期”阶段，中苏友好协会通过出版专门报刊介绍苏联、举办苏联图片展览、播放苏联电影、开办各种关于苏联的演讲会、举办俄语培训班组织两国人员互访等方式来给广大中国民众树立苏联的形象，并且引导民众加深对苏联的了解和好感，在民间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号召。
中苏关系发展史上出现的“蜜月期”，主要是赫鲁晓夫上任初期，摈弃了过去斯大林时期处理中苏关系的错误做法，采取全面对华友好的新政策，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中国领导人也愿意与苏联发展新的合作关系，中苏双方从发展中苏关系中各取所需，这使得中苏关系的发展在这段时期里出现了“蜜月期”。
苏联对华友好政策更是从中苏联手对抗美国在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的层面出发，以服务苏联全球战略为主旨，力求打破美国封锁为目标，从而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中苏关系在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和国家利益等层面的分歧也为以后中苏关系分裂的隐患。
【参考文献】
[1]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下）——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3：300.
[2] 李海文.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55.
[3] 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M].广州：廣东经济出版社，2004：30.
[4]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92-101.
[5]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