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中东
时间：2021-01-20 07:59: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章导读]
随着18世纪晚期以来欧洲的兴起，资本主义的扩张逐渐将全球联系为一个整体，一种现代的“世界体系”开始浮现，在此种世界史叙事背后隐含着西方中心的假设，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的开端被认为源于西方文明入侵的冲击，但是否能够就此莽撞地判断世界现代化的变迁依循了“全盘西化”的逻辑？庸俗的进化论无法解释世界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也无法涵盖各个国家、社会内部发生的复杂变化。本文即尝试以中东建立现代国家的进程为例，描述西方外部世界政治实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如何走向现代这个问题上，如何跳出西方中心的叙事逻辑而给出不同的回答。
1917年12月9日，就在苏联十月革命发生一个月之后，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因·萨勒姆·侯赛尼（Husayn Salim al-Husayni）打着白旗，向前来的英国埃及远征军投降。耶路撒冷被英军占领，正式开始了其长达29年的英国委任统治。作为1915年以奥斯曼帝国尝试夺回苏伊士运河为开端的西奈及巴勒斯坦战役的一部分，占领耶路撒冷的英国埃及远征军在埃德蒙德·艾伦比将军（Edmund Allenby， 1st Viscount Allenby）的带领下，击败了在德国人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指挥下的奥斯曼“雷电”集团军群（Yildirim Army Group）。占领耶路撒冷无疑从士气上鼓舞了当时西线频频失利的英国。当时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1st Earl Lloyd-George of Dwyfor）称之为“送给英国的一份圣诞大礼”。[1]对于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段历史的重点在于，一方面，耶路撒冷的陷落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开启了奥斯曼帝国最终的崩溃历程;另一方面，英国在中东战场上的胜利以及奥斯曼的崩溃，也伴随着一场后来被称为“阿拉伯的觉醒”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建国运动。[2]这场民族主义建国运动的历史叙事围绕着三个重要的殖民史事件，即：“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1915〜1916）、“赛克斯-皮科协定”（1916），以及最终支持犹太人建国的“贝尔福宣言”（1917）。我们可以发现，以这三者为核心的历史叙事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西方中心假设，即以欧洲族裔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国家组织与认同形式，开启了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国家历史进程。在这种预设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发展背后，那种伊斯兰内部的动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的回应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中东”地区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现代”政治体制建设与发展的兴趣占据了历史叙事的中心。[3]
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史
西方的历史学者们将晚期近代（late modern）的开端划在18世纪晚期。通过一系列发生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体系内的事件，用政教分离、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议会制度与现代共和国的形成等发生在欧洲历史内部的关键事件为中心，对整个世界的现代历史进行整体叙述。在这背后，潜藏着一种他们对欧洲基督教“文明教化任务”（civilising mission）的默认。的确，从现象上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几乎各个角落19世纪的关键历史进程，都能同早期现代中欧洲发生的诸多事件间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也正是在这种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基础上，我们会发现20世纪上半叶不少历史学家，在讨论世界现代历史进程时，会不约而同地用“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的逻辑来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动因。从一定程度上，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殖民力量的确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在这一影响下的“现代化”进程，确实又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模仿。
的确，直至18世纪中期，地球上70%的人口仍旧生活在包括中国清王朝、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伊朗的萨菲王朝在内的这类农业帝国（agrarian empire）治下。[4]这类帝国领土辽阔，族群多样，社会经济基础主要依靠农业。而在此之后一百年的时间里，起源于欧洲西北部的商业社会以殖民主义的形式影响了全世界。虽然历史学家们已经论证，商业资本主义在传统农业帝国内部早已经各自独立出现。但不可否认，一系列发生在欧洲的事件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将世界编制成了一张更为紧密的网络。当然，在欧洲西北部那些国家开始进行远洋贸易之前，普世帝国的确最有效地扮演着社会组织与资源分配的作用。西班牙帝国在美洲进行殖民扩张之前，世界最大的两个陆地整体上的文明各自相对独立发展，而它们均选择了以帝国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对土地和资源进行管理。而随着殖民的扩张，世界版图上的“非西方”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伊朗、中国纷纷开始发生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都有着类似的步骤。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这些非基督教帝国都经历了军事现代化、工业化改革以及法律改革。改革之后的帝国也都在革命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多重压力下崩溃。但是，`那种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但完全无法真正展现19世纪以来“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甚至也无法展现在这一全球性的现代化过程中，在各个国家社会内部相应发生的复杂变化。
在其著名的年代四部曲的第一部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给我们描述了一个18世纪末期“微小”世界的图景。在这个世界里，即便是像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那样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也只不过“了解这个人类栖息地球的局部地区”。而对那些生活在西欧主要城市之外的其他人来说，这个世界对他们则显得更加微小。[5]然而，很快在从18世纪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这段“漫长的十九世纪”中，随着交通与贸易线的发展，特别是伴随这种发展而加速的殖民扩张，这种对微小世界的认知似乎逐渐开始扩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如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叙述中所描绘的那样，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一种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进程得以形成，我们不可否认，欧洲在这个历史关键性转折过程中扮演着“中心”地位。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用了“世界体系”（World System）这一术语来阐释这种从经济基础出发，解释世界政治、社会、历史关系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强调，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大规模的全球贸易活动将世界彻底联系在了一起，原本分散的国家与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 dependency）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过程恰恰是世界秩序（world order）形成的过程，也是作为一个体系的“世界史”得以出现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