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与马克思联合体思想

〔摘要〕 马克思的联合体思想是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理论渊源。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涵盖打造人类经济共同体、人类政治共同体、人类文化共同体、人类生态共同体等内容。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是马克思联合体思想的时代化，主要表现为：强化协商，以民主对话解决全球问题；深化世界历史理论，判断了当下历史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使马克思联合体思想更接地气。

〔关键词〕 命运共同体；联合体；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7）03-0009-04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之时，提出未來无阶级社会的应然状态为“联合体”。“联合体”之意最早出现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目的是希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总体对抗资产阶级。联合体思想对于后来的无产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根本的指导意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20世纪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此格局下，不论何种社会性质的国家，都要面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恶化、风险后果承担日益全球化等问题，这些也可以说是关乎人类命运的共同问题。在这些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面前，全球各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危害人类生存的危机。为此，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广泛合作成为了可能，并且日益现实化。在此背景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担负大国责任的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获得“联合”的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争得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联合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体现。

一、马克思联合体思想的提出

马克思在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后，对无产者为什么能够联合起来、联合实现的形式是什么在许多文章中进行了论述。目前来看，马克思的联合体（包括协作、合作等）思想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很多学者只是将这些思想作为马克思分工理论的补充。笔者认为，应赋予马克思联合体思想应有的独立的地位。必须承认，马克思通过联合体的生成过程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与人的命运作出了回应。

在马克思看来，联合的经济作用是造成了生产功能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生产的社会化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同时也是生产者的社会化。社会化是联合的前提，社会化将生产的整个宏观过程一体化，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的理性来源于世界的每一个市场，每一样商品、每一个工人都是世界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化的生产不仅将国内经济事务结成一体，更将世界经济事务结成一体。一体化的世界改变了各自为政的生产功能与经济结构。各国、各地域的生产功能与经济结构受到其他地方生产功能与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形成新的经济结构，这种新的经济结构反过来又影响到其他生产功能与经济结构。

不断扩大的经济联合形成了更广阔的市场，使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其中。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联合，甚至联合成为了促进生产的前提。没有适应经济扩张的新经济联合形式，经济扩张就必须等待。经济联合还将分散的资本积聚起来，形成一个个经济帝国。资本的联合衍生了生产的联合，联合的过程在联合中居于决定地位，这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联合。

在上述联合中，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信用的作用。马克思分析说，“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1 〕722。在这段话里，马克思论述了信用事业的作用。信用原本是道德范畴，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却成为了经济领域最重要的范畴之一。通过信用事业，经济将道德捆绑于其中，将道德视为金钱的化身，或者相反。同时，经济与道德的捆绑演化了社会机制，通过资本的代理人——国家这一虚幻的东西来规制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一切事物都好像在道德的仁义中进行，一切事物都披上了华丽的天鹅绒，然而道德的仁义像天鹅绒一样，华丽却经受不住资本微风的拂落。资本主义国家在联合中的作用仅止于不断地把拂落于地的“天鹅绒”披盖在资本之上。当这种资本与道德的关系离开本国之后，连那“天鹅绒”也没有再披上的必要，资本赤裸裸地对他国进行肆意的侵略。

在马克思笔下，“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资本改变了其他国家的生产功能，按照它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理性将一切被其视为非理性的东西纠正过来。在这种生产理性下，各地域的东西统统世界化，地域文化大多被摧毁，或成为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一切资源都朝着资本汇集，资本没有生出一息的怜惜，一方面摧毁着本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各种资源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对其实行“专制”，最终形成了“工业封建主义” 〔2 〕584。

当然，联合对于人的意义是重大的。“工业和商业社会”中存在的联合与以往社会形态存在的联合具有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联合是非自发性的联合，其建立的基础不是农业与自然经济，而是工业与商品经济。单就这一点来说，现代社会的联合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上，而非人与人的关系之上。它的进步意义在于，人摆脱了地域的自然性，人真正的社会化了。这种进步建立在人的个性巨大的牺牲层面上，阻断这种牺牲唯一的途径是劳动者的联合，即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在共同掌控生产资料的同时共享社会财富。

总的来说，在商品社会之前，一切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都在为马克思的“联合体”奠定基础，不过这种奠定以异化的形式存在。在商品社会之后，马克思“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 〔1 〕96。个人的自由与发展，“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3 〕751，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 〕53。联合不是工具，首先是过程，最后是目的，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使用了联合的范畴，用联合体生成过程解剖了资产阶级社会与工业社会中人的非自由与非个性，展望了未来社会人的个性的发展。

二、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内涵

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从提出到成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次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对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作了阐述——“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策略、战略。2015年9月28日，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命运共同体新理念。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2017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总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外众多场合经常论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在对国情世情的把握中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新理念。随着这一思想的逐渐成熟，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5 〕。这一新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打造人类经济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生成的现实源于全球化。全球化也称经济全球化，有学者将目前的全球化称为新全球化 〔6 〕。新全球化是指苏东剧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同一平台上竞争、发展，整个世界成为一幅图景，各个国家成为这幅图景的一部分，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够离开全球社会。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各国经济发展在全球化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图景，在这一外部环境、外部推力下，合作成为首选。反之，在“你排斥我，我排斥你”的情势下，各国发展谈何容易。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世界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 〔7 〕。“资”与“社”、穷国与富国可以为了人类命运的问题联合起来，在新全球化中形成人类经济共同体。

（二）打造人类政治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在阶级国家表现为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占统治地位集团的利益。不过，为了国家政治稳定与执政党的合法性，国家往往以第三者或阶级矛盾调和者的身份出现，这种政治行为在当代更是普遍。这为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国家在全球社会找到了合作点与对话路径。虽然各国制度没有统一，但是各国之间有着共同之处或共同利益，使得政治联合在某些方面有了实际的外部推力。这种外部推力在于各国都希望获得发展，共同使用全球資源，为形成新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前提。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内涵在于全球正义、共享，“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 〔7 〕，实现双赢、多赢与共赢。只有形成人类政治共同体，全球资源也才能更好地为人类所利用和分配，其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为世人所共享。

（三）打造人类文化共同体

文化或文明在封闭社会中往往地域色彩浓重。随着现代社会的生成与发展，文化不仅是一国的，也是世界的，那些优秀的文化像货币一样“无国界”地流通着。马克思早就说过，在世界历史中“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2 〕35。当今世界，文化再无封闭可言。文化在全球相互侵淫，既提升了个人获得生活能力的环境，也为世界无障碍沟通提供了前提。在全球社会中，文化成为联结整个世界命运的纽带。为此，打造人类文化共同体成为与经济、政治共同体处在同一层面不可或缺的内容，“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 〔7 〕。

（四）打造人类生态共同体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最大问题之一。各国都在声称为了保护生态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然而生态问题仍日益严峻，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在生态保护、生态补偿上的自利性。生态破坏往往与生态受益是不对等的，破坏生态的主体往往不一定承受这种破坏的直接代价，反而得到了巨大利益。为防止全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在生态补偿上达成共识，实现人类美好自然环境的回归，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7 〕。只有形成人类生态共同体，国际社会共同为生态补偿作出努力，才能修复几百年来工业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创伤，走出一条文明发展道路。

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发展与否最终都将落实到“人”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命运共同体的落脚点。新全球化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以往无法提供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人的发展、人类命运的归宿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产生矛盾并达不成和解，人类就将陷入命运失控的境地。在马克思希冀的“联合体”未能实现之前，各国之间甚至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要尽量摒弃分歧，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为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8 〕的中国方案正源于此。

三、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是联合体思想的时代化

马克思联合体思想与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既相区别又紧密联系，主要表现为：前者形成的现实基础是自由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后者形成的现实基础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与全球化；前者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后者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国与国之间如何合作共同面对人类命运的背景中形成的；前者的形成基于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后者的形成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已经建立并与资本主义国家同台共舞的情势。马克思联合体思想对未来历史作了预测，更具抽象性，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立足于当下历史，是具体的行动。因而，环境的变化造就了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既源于马克思联合体思想，又对其作出了时代回应。

（一）加强协商，以民主对话解决全球问题

马克思在对待社会问题、社会革命上，往往首倡暴力革命，通过暴力革命这一“快刀斩乱麻”的形式完成对社会的变革。目前来看，那种通过暴力革命直接消灭资产阶级从而达到无产阶级自身解放进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依然缺乏实现条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提升及这种文明带来的负作用，作为整体的人类反而在许多问题上要求同存异，共同应对马克思时代不曾显现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必须放到全球层面来协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为维护本国经济、政治利益，各国之间很难有平等、公正的对话框架，全球治理更是只有概念不见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将协商民主推向全球社会，成为国际问题解决的新方式。在“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 〔7 〕的理念下，在协商民主框架内，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发言权，在许多问题上不作制度上的歧视，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将会愈益紧密。

（二）深化世界历史理论，判断当下历史要求

各国在生产上相互影响的日益普遍化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前提。“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3 〕540-541。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起点是由资产阶级创造的，终点是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当前的世界历史，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而是处在向终点过渡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造命运共同體，是将各国生产者联合在一起，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主义生产联合在一起，共同发展。在这种发展进程中，旧事物将逝去，新事物将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必将开创新的世界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形成了新的中国国际秩序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新和发展 〔9 〕。

（三）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使马克思联合体思想更接地气

马克思认为，联合体的实现是人与自然达到真正和解的唯一前提，“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3 〕185。在联合体实现之前，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与环境是不断破坏的。世界历史的车轮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放在同一历史进程中，使得社会主义必须阻止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持续破坏。同时，资产阶级社会的有识之士也进行了反省，意识到原有生产方式将把人类带向毁灭。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础上，批判分析了当代生态理论，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的论断，更为具体地回答了全球生态问题解决的方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国联合起来，使各国人民放下成见，共同承担、勇于承担实现生态与人类命运联结的重大历史责任。

每一个时代都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组织形式，反过来，组织形式也影响到理论的关注点。为了使“一袋马铃薯” 〔2 〕566式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以理论创新促使无产者觉醒。如何让无产者组织起来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理论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则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理论关注与组织形式。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无论是无产阶级理论家还是资产阶级理论者都对人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关注人的解放及个人的全面发展，许多资产阶级理论者则关注如何利用巨大物质财富改善人的生活状况，让个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虽然二者的理论本质不同，但是对人的关注有其共同点。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将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作为理论诉求，是对上述理论的提升。同时，命运共同体还是联合体的当代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还达不到联合体实现的两大条件——物质财富四处涌流和人与人的普遍交往之时，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较好地实现人的发展的组织形式，它能够尽可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联合。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N〕.人民日报，2015-03-28（01）.

〔5〕田旭明.习近平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意蕴〔J〕.学术论坛，2016（1）：12-16.

〔6〕庾 虎.新全球化中社会发展理念的新挑战〔J〕.学术论坛，2016（9）：128-131.

〔7〕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02）.

〔8〕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19（01）.

〔9〕石云霞.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5）：4-10.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