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误解：一个初步反思
时间：2021-01-25 07:59: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理性选择是国际主流政治学界的研究路径之一，但国内学界不仅少有这一路径的经验性研究成果，还广泛存在着对于这一路径的误解，较为典型的有：不理解其背后的科学哲学观而对理性人假设进行批评，在不了解理性选择路径的发展的情况下怀疑其适用范围等。这些误解反映了国内学界对国际主流学术界动态缺乏了解、本土学者方法论训练上存在不足、学科学术规范不健全等更具普遍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人才培养过程入手，也需要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硬性指标进行反思。
关键词：理性选择；理论误读；学术反思；学术规范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02-0005-06
自《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这具有一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出版之后，理性选择成为国际主流政治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并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各种形式和变体在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据Marsh和Savigny的统计，政治学最经常被引用的35本专著里有13本（占37%）采用了理性选择路径，美国最权威的两本政治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和“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在1997—2001年间分别有15%和21%的文章采用了理性选择路径。① 与美国政治学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政治学界在对理性选择这一路径的理解与应用上存在一些问题。刘骥注意到，虽然国内政治学界并不缺少引介理性选择路径的综述类作品，但是采用这一路径的经验研究成果却非常罕见。他认为，中国政治学者意识形态与政治敏感性以及中国政治学学科规范的缺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②
本文则针对国内学界在理性选择这一路径上存在的广泛误解现象，指出一些国内研究者具有代表性的误解。这些研究者发表的文章或是罔顾理性选择路径的内在逻辑，以主观臆断批评自己心目中的稻草人；或是无视理性选择路径几十年来的发展，重复从一些二手文献或译著中得来的刻板印象。这一现象也不是学科不健全时期的短期现象，因为这些误解在近几年的一些文献中仍在不断出现。应当指出的是，本文所涉及的范围是国内政治学界。本文对“理性选择路径”采取广义的界定方式，即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展开的研究。这包括了被称作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也包括如今的新政治经济学常用的博弈论模型等。
一、理性人假设及相关批评
理性选择路径的出现受益于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也秉持了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的个人主义，以及与此相连的理性人假设。方法论个人主义将理性的个人看作唯一的行动者和一切社会科学分析的出发点，认为个人应该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基础，任何集体性的分析对象都能被化解为对个人行为的分析，而方法论集体主义者却认为存在着不可化约的社会事实和结构，这些事实和结构无法完全被化约为个体行为。这一争论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平息。不过在中国学界，方法论个人主义有时受到的却是道德上的指责。批评者指责：“经济人的概念就会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否认公共领域的独特性，否认公共利益的价值内涵，否认人的精神、道德等一切主观追求对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性的维持的意义。”③ “多数方法论个人主义者最终都走向价值观个人主义……因为价值观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是資产阶级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目标，符合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原则，他们在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价值观个人主义左右着他们的基本价值判断。”④ “相对于方法论整体主义来说，方法论个人主义更容易导向价值观个人主义。”⑤
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这些批评者似乎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理性人假设会导致对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价值观的提倡。这种批评显然对学术研究的理解有误，道德教化不是实证研究所应承担的功能，是否能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也不该成为实证研究的评价标准之一。方法论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本质上是价值中立的，而理性人假设作为一种研究假设，其功能是在其基础上建立有价值的实证理论，假设本身不意味着对某种价值观的肯定。
与此批评相关的是对理性人假设的另一种批评：理性人假设，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理性人假设不符合现实。这些批评者认为，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理性自利的假设是错的。在政治生活中，人们的动机是多样化的，理性选择理论家简化了人的行为动机，未能看到政治生活中常常出现的利他行为。⑥
实际上，类似的批评不止发生在理性选择路径上，它也是对主流经济学的老生常谈。自以亚当·斯密为奠基人的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以理性人为分析起点的经济学思想就遭到了制度历史学派的猛烈批评。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发生了一次有关主题的论战，进攻方是经济学家Lester。Lester对理性人假说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不过他半个世纪前的工作也比今天国内学者的一些批评要严谨得多）：如果按照理性人假说以及由其推导出的边际理论，企业主会按照“边际成本等于收益”的方式进行决策，但他通过问卷调查证明了企业主在进行决策时实际上并不使用“边际成本等于收益”的方式，由此他对理性人假说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经济学提出了挑战。⑦ 这场论战另一方最重要的文献出自新古典经济学家Friedman。深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的Friedman借用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对理性人假设进行了重新表述。他认为，假说只是对繁杂的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的方式之一。对假说进行取舍的标准不是它的真假，或是多大程度地符合现实，而是由此假说建立的理论的预测价值。⑧
因此，理性人假说被经济学家广为接受，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真实性，而在于和其他种种人性假说相比，它提供可以接受检验的理论与预测成果：尽管企业家并没有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工具进行决策，但经济学家使用这些理论得出的结论却能预测企业家的行为。
由经济学家带入理性选择研究的，除了理性经济人假设，还有其背后“方法论工具主义”的科学哲学观念。理性选择理论的奠基人Downs在其著作中也明确了自己的这一立场：经济学家必须假定人类行为具有某种秩序。不存在先验的理由假定这一秩序是理性的，但既然我们的模型按定义是研究理性行为的，我们也采纳这一假设。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