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周期循环: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视角

摘要：政治周期循环是指现任的执政者利用执政的资源，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自己党派或候选人的得票率。关于政治周期循环研究，形成了机会和党派性两种不同研究进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呈现了繁荣的研究景象。这些研究不仅可以扩展中国政治研究的相关内容，而且对制度研究的方法论提升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政治周期循环；比较政治；机会性；党派性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4—0078—08

政治学的研究中，考察西方民主制度的运行逻辑具有重要的地位。自从进入到近现代以来，西方确立了现代国家体制以后，包括选举在内的民主政治运行机制保证了整个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民主进程加快，经济发展与政治运行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周期性运行的内在规律，进而成为调节整个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机制链条。

一、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历史演进

在民主理论中，“民主国家的选举是真正竞争性的，它是以全体人所有正式表达偏好为基础的公职竞争，这些偏好意见汇集成具体哪一位候选人获取胜利的集体决定，这样的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中，由于选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所以对于选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就成为西方政治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从现实情况来看，当一个国家总体经济运行情况良好时，往往有助于现任执政者或政党获得胜选连任，同时，现任的执政者为了增加自己党派或候选人的得票率，往往在大选年度通过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创造短暂的经济繁荣，从而提升候选人的胜选机率。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周期循环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系统化的理论模式。

从该理论的演进史来看，理性个体主义的方法是该理论的基础，这些理性个体为了获得权力或者稀缺资源，通过理性的计算来实现这些目标。根据这种分析方法，“寻求权力的个体或者像个体一样行为的机构，都会为争夺资源以及选民的支持而展开竞争。”所以在西方政治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就有学者注意到执政者在选举前通过扩张性政策创造出经济繁荣，进而争取胜选连任机会的现象。1943年，卡莱克西就指出“工业社会中的景气循环现象是因为政府为行达到充分就业所施行的政策”，在此基础上，诺德豪斯在1975年正式提出了被称为“机会性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模型，在该模型中，作为理性人的选民是否投票支持执政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操控经济的表现。除了重点研究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抵消关系之外，诺德豪斯在借鉴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普曲线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选民投票偏好实际上依据他们对经济结果所做的预期，并且这一预期经常呈现出短视行为，而非基于理性预期，被称为可谓是适应性预期”。所以，诺德豪斯认为，执政者为了争取更多选票，必然会在选举前采取扩张性政策，促使经济景气提升及失业率下降；同时为了消除扩张性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执政者经常会在选举结束后采取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重新回升，直至下次选举前又采取类似的扩张性政策。如此类推，就形成了选举前扩张、选举后紧缩的经济景气周期性波动现象，出现了类似经济景气或股票市场的选举行情。可以说，从诺德豪斯的理论模型的理论假设来看，基本上是以经济周期的波动来比附政治投票的过程，所以也被称为理性视角的政治周期循环理论，但是这种研究明显忽略了政治选举中其他的相关因素，尤其是政治和社会等因素。

与此相对应，希伯斯提出了“党派政治周期循环理论”。该理论模型虽然也以菲利普曲线作为讨论的基础，但不同的是，希伯斯更强调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差异性，重视包括政党成员在内的核心选民的政治认同感。在西方政治生活中，政党的差异性非常明显，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纲领和目标，即使同一政党在不同时期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希伯斯就认为政党为了保证党内认同的统一性，而获得选举胜利，不同执政党会根据政党自身意识形态的偏好而非简单连任机会来决定经济政策的内容，因为“选民对于经济情况存在不同偏好，中下阶层的人民偏好低失业，而社会的中上阶层则较重视低通货膨涨率。不同政党因其群众基础不同，就会形成各政党不同的政策目标，所以其偏好的政策目标也就自然有所差异”。目比如在美国两党政治中，相对于民主党选民，共和党选民不喜欢通货膨胀；而相对于共和党选民，民主党选民则不喜欢失业率的提高。除此之外，政党还会根据以往大选的政党选票基础、预定的得票目标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希伯斯通过对于西方国家不同政党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左翼政党比较注重充分就业的总体经济目标，所以一旦执政时会采取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以便照顾代表中下阶层的社会集团；但是一旦右翼政党执政，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对于大企业财团的资本侵蚀作用，经常会采取紧缩性政策降低通货膨胀。基于这样的考察，他认为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交替执政时，经济情况便会随着选举结果的改变呈现一松一紧的波动现象，这种研究突破了选民单纯经济人的假设视角，更多考虑了党派本身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被称为基于党派角度的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由于不同的研究角度，诺德豪斯的机会理论与希伯思的党派理论形成了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两个基本研究进路，为以后进行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后，也有学者对选民的偏好这一政治影响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例如考察了现代传媒对政治的影响，“政治家面对更加信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公众，试图实施和维持某种有效的传播策略，看起来只是一种永不停歇的抢夺。”同时，“政府事实上有能力通过传播媒体等方式，影响选民的偏好，进一步促使自身选票的极大化”，传媒影响因素也开始被引入到政治周期的循环研究中。图福特的研究就代表了这种思路，他通过考察民众实际所支配的收入、失业率与选举之间的关系，认为执政者通常以租税与移转性支付为工具，在传媒的有效的帮助下，进行经济干预，进而形成了政治周期循环现象。这样，原来的机会理论和党派理论的假设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所以，莫斯利对相关的理论进行了综合，认为“政府有能力通过大众媒体的方式影响选民的偏好，同时也重视意识形态对于政府公共政策产生的实际影响。”

阿尔特和克里斯托在整理了以上的研究思路后，根据选民偏好固定或者变动、政府能力属于回应型或策略型两个向度，将政治周期循环相关重要研究文献归纳出四种模式，如下表所示：

在这种分类方式中，策略型政府是指执政者的目标在于使其连任的机会最大化，而不考虑其支持者对政策的偏好程度，回应型政府则是指执政者会根据其支持者的偏好来制定政策，以便回应选民的利益需求；选民偏好的固定或变动则根据选民对于政策的偏好是否会因政府的影响而改变，根据以上的理论向

打开文本图片集

度，前面不同理论模型就分别被归纳到连续状态中政治周期的理论谱系中。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选民对于政党的忠诚感的降低，加上停滞性通货膨胀的产生以及理性预期观念提出，一些学者开始对菲利普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相互抵消关系，以及理性选民的假设提出了质疑，试图将理性预期的概念引入到政治周期循环理论当中。与传统理论不同，理性预期观点认为，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菲利普曲线是一个垂直于自然失业率的直线，也就是说，失业率长期趋势不会由于经济政策影响而变动，所以，“即使政府有能力随心所欲操纵经济工具，也无法让其效果精确到对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并假设选民在投票中根据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来决定投票的取向。因此，选民能够对执政者的政策做出预期，经常会使政府的经济政策失效。于是，政治周期循环的理论假设就发生了变化，即选民能够预期政府政策并进行有效反应，这样，理性预期的要素就被引入到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研究中。

由于有了理性预期的假设，机会视角的代表人物罗格夫等人认为，虽然选民知道执政者在选举前会故意制造经济繁荣，但由于政治制度设计的因素，“执政者与选民之间仍然存在暂时性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执政者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就可以在预算限制下故意提高政府支出或者放松货币政策，展现其强大行政能力，在进行选举前发出信号以供选民区别。”也就是说，执政者由于具有信息优势，可以通过掌握的行政资源有意扭曲选举前的财政及货币政策，突出其有效执政绩效，为现任执政者提供帮助选举的信号，这样就会使政治周期循环现象在短期内发生。与机会理论视角类似，随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也将理性预期的观点纳入到党派理论之中，亚里西那关于选举与劳工雇佣政策的研究就是典型代表，他假设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劳工契约是一个重复博弈，雇主与工人签订长期工资合同时，会受到党派选举的影响。如果正值左翼政党执政，劳资双方由于对选举结果无法预知，所以双方会根据当时的通货膨胀率谈判签订工资标准；但如果选举过后改由右翼政党执政，紧缩性经济政策将会压低通货膨胀率，而劳工长期的工资标准已经在左翼政党执政时签订完成，这样劳工的实际工资将增加，而雇主的生产成本相对提高，这就会造成经济总产出的减少和失业率的上升，这种影响会一直持续至下次工资调整才会消失。所以，“一个政府在左派、右派政党交替执政初期，经常会对经济增长情况产生不同影响，并且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复到自然水平”。

二、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新发展

梳理以往关于政治周期循环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与经济产出或失业率等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上，但实际上很难对选举前执政者操控经济的动机进行有效判断，并且经济政策从制定实施到产生效果也经常存在延迟效应等问题，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研究一度陷入困境。到了90年代中后期，由于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研究成果的积累，学者们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总体经济指标，呈现出视野更加宽广、研究对象多样化、研究地区的扩大化等特征，并且更多地与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相结合，呈现出以下新的研究特点：

首先，研究变量的多样化。在以往关于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实证研究中，许多政治周期循环的研究基本上从总体来考察实际经济数据波动情况，但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上，政策工具的不同使用导致了政治周期循环情形的不同，所以对于政治周期循环中政策工具的研究就成了焦点。在西方政治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是预算和货币。就预算循环的研究来讲，包括政府的各项财政支出、税收、税率、财政赤字等政策工具，阿尔库兹(1995)、伯格与沃依泰克(1997)E·克莱斯通(1998)、艾根(2000)、托马斯(2005)等对中央政府政策工具进行了充分研究，除此之外，许多研究者重点放在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方面，如波特巴分析了1988年至1992年美国州政府的财政状况，发现州长即使面临财政上的压力，也会避免在选举前增税或削减支出；凯斯则观察了1979年至1988年美国州政府在临近州长选举年时，出现了被称为选举性租税循环的政府减税的倾向；布莱斯和内迪奥及利德先后以加拿大省政府为研究对象，发现省政府支出在选举年较非选举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而政府收入在选举年较非选举年增长效果并不明显。加利和罗斯以德国的州政府为研究对象，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确实受到选举年的影响，但没有受到执政者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Baleiras与da Silva Costa以葡萄牙地方政府为背景进行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工具存在政治预算循环的情形。与预算循环的研究相对应，货币循环的角度主要是考察货币供给、存款准备率、重贴现率等因素，德雷森整合了积极财经政策与消极货币政策的政治周期循环模型以后，指出单纯货币效应不能解释机会或党派的政治周期循环理论，财经政策才是最主要的驱动力，货币只是调适财经刺激方案的结果，包括基尔(1988)、大卫森、弗兰蒂艾尼与冯哈根(1990、1992)、阿莱西纳与罗比尼(1992)、伯杰与沃太克(1997)、艾根(2000)等，也都做了相关的大量实证研究。

除了将政策工具引入研究以外，政治周期循环的概念也被应用于观察其他相关变量，例如福雷斯特与史米兹针对美国总统选举与股市的关联性影响进行了研究，潘斯阿里斯、斯坦格兰德与特托尔(2000)对33个国家的股市进行了大规模的统计分析，发现股价在选举前都存在着行情大涨的现象。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布鲁尔则将美国的对外用武力视为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工具，认为这种行动有助于满足美国政府的政治需要，进而促使失业率降低、通货膨胀率上升。他认为共和党籍总统当预期经济可能过热时，将拒绝对外使用武力，而民主党籍总统基于降低失业率的考虑，将倾向于对外使用武力，并且他提出当总统与国会会员多数同属一个政党时，这样的决策模式更加容易成立，布鲁尔根据1980年至2001年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发现美国对外动用武力决策基本上符合上述模型的基本假设。不仅如此，一些研究者也开始将政治周期循环理论应用于具体公共政策分析，如坦西、拉意欧与斯太莱恩(2005)通过观察美国钢铁价格的波动与钢铁产业贸易保护政策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政治周期循环的实际效果。

其次，研究对象的扩大化。以往关于政治周期循环的研究，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西方发达国家，而且绝大多数是经合组织成员，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有相对稳定巩固的政治体系，能够为学界提供较完整的数据资料。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民主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或正在考虑建立民主制度，或正在着手实行民主，或者巩固已有的民主”，并且“选举是民主运作的方式，在民主第三波中，选举也

是削弱和终结威权政权的一种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研究对象已经不能解释民主化过程中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所以政治周期循环研究者开始涉足比较政治学领域，将新兴民主国家等的政治周期循环现象纳入其研究范围。例如Thames Jr(2001)考察1993年至1999年俄罗斯的实际工资水平、预算支出等变量时，发现叶利钦执政时期并无明显政治周期循环的现象。德雷赫和沃拜尔(2005)则通过分析158个国家1975年至2001年的统计资料，发现选举前各国政府经常会大量抛售外汇，这与货币的政治周期循环理论非常契合。史依与斯文森(2002)在对1975年至1995年91个国家的统计资料研究基础上，发现无论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政治预算循环现象都存在，并且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显著。同样的，珀森与泰伯利尼(2003)根据1960年到1998年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府收入都呈现出选举性的政治周期循环。

在当前政治周期循环的研究中，学者也将政体的民主成长与政治周期循环联系起来，开始利用抽象化的量化方法取代过去原有个案研究。比如在布伦德与德雷斯恩(2005)跨国实证研究中，他们发现新兴民主国家明显存在政治预算循环的情形，而越不成熟的民主政体，政治精英对于经济政策的政治操作迹象越明显。在后续的研究中，他们根据1960年至2003年74个国家的政府预算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选举年度的赤字预算率利于执政者争取连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执政者来讲，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有助于提高执政者连任机率，在发达国家则是呈现出相反的趋势。

最后，研究重点的扩展化。在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最新发展中，政治周期循环现象未能发生的原因开始被关注，“经济逻辑、安全逻辑、历史和文化的因素都会对政府官员产生影响，关键是在什么样条件下什么因素会起相对重要的作用。”于是，关于安全的逻辑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政治安全度”和“政治成本”概念的提出就说明了这种努力的方向，舒兹在1995年提出这两个概念，来说明政治周期循环不一定会在每一次选举中都出现。他认为出现政治周期循环前，执政者在操控经济时，必须考虑伴随而来的政治利益及其成本，如果执政者政治安全度高，也就是说如果民意支持率高、候选人当选胜算大，那么，其操控经济的潜在利益较小，相对未来的政治成本将会较高；反之，如果执政者政治安全度低，执政者就有较高意愿通过操控经济来提升其执政声望，进而出现政治周期循环现象。舒兹对1961年到1992年英国政府的实际财政转移性支付进行研究以后，发现在纳入政治安全度的变量考察之后，原本并不明显的政策循环现象转为显著。随后，卡尔森则以选民理性预期为基础探讨政治周期循环，认为考虑政治安全变量以后，以选民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周期循环理论仍然可以成立。闭普赖斯进一步延伸舒兹的论点，指出当执政者受支持程度过低时，相对于过高的政治成本，其干预经济的程度也会降低。雷德等人的研究则认为由于执政者考虑连任次数的限制，可能未必为执政者操控经济提供有效的激励。

此外，克拉克，理查德、罗马斯与帕克则对经合组织成员国进行分析，探讨国家自主性、固定汇率制度及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于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货币政策的效果，相应提出了“制度限制”的概念。李尔托威尔与迈尔进行的后续研究也发现，如果中央银行存在独立性，就会使政治周期循环现象变得较不明显；德雷斯恩则进一步认为由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等因素的存在，货币政策的政治周期循环研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同时，罗斯指出政府如果采取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也会削弱政治周期循环。

三、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借鉴与启发

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更好地理解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和途径。以往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静态的描述，而政治周期循环理论则将政治糕英、社会大众等行动者和制度变化有机地融入到一起考察，为我们深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解途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研究主题的进一步深化。目前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需要摆脱仅仅从制度外部进行研究，但制度席身的运行不仅仅是表层的内容，因为“形式的外表，在任贺一个时刻，者与事实的本体是不同的。因此，深入本体往往是不容易的。一部分，这是受到材料本身复制的掩蔽，正如一般制度现象所受到的掩蔽那样。政治的运行过程，很像是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可能只不过是下面本体的一小部分。”弄清制度本身运行的机理就应该成为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而政治周期循环理论将经济、政治、社会等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使得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西方政治制度发展的过程和机制。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最新发展非常重视西方政治制度的内生性问题，如一些国家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允许执政者解散议会提前进行大选，在这种背景下，执政者就有可能利用经济发展的较好的时机进行选举，此时，研究者就将选举的时机视为关节点，作为研究设计的内生变量。

对于总统制和内阁制度的研究也是如此，原有的研究一般仅仅是描述这两种制度的特征或者功能，也有西方学者从民主转型的角度对总统制和内阁制的优劣进行了比较。而在政治周期循环理论中，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内阁制比总统制稳定的原因，认为内阁制比总统制下的政治周期循环虽然有较高的选举频率，但是政治周期的波动比较低，从而社会震荡的幅度很小。同时政治周期循环理论也对总统制本身进行了研究，如梅就研究了政治周期循环对政府和议会结构的影响，他认为当行政首长与立法部门成员多数为同一政党时，政府政策推行就比较顺利，对政策的操控能力及其效果就相对提高，反之，则执政者所推行的政策有可能遭遇到相当程度的阻力，使其对政策操控能力相对较低。可见，当政府和议会为同一政党时，与两者分属不同政党相比较，政治周期循环的现象会较为明显。可以说，政治周期循环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就制度本身去研究制度的方法。

2.促进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进一步精细化。近几年来，在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新制度主义形成一股潮流，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学制度主义纷纷在学科中得到应用，并且一些文献也被大量的引进国内，但是基本上都是从整体上描述，应用性的非常少。而实际上，“新制度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某些政治能力理论解释的基础，是一套涉及规则技巧及其制度创造和改革，其核心是对政治能力的经济解释。”而政治周期循环理论充分代表这一趋势，它在研究选举中经济周期的影响与政治制度变迁的关系以后，通过对选举过程中政治精英对于经济发展操纵能力的考察，进而将制度形式与理性选民有机地联系起来。由于政治周期循环本质上和理性选择理

论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认为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一种研究路径，但是该研究进路的最新发展深化了对政治周期循环的理解，“在对理性的厚重考虑中，理解有目的的行为使得行为者根据嵌入制度环境的利益和成本所进行的选择就成为一种必要。”在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理性预期假设的应用以及政治安全等概念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种变化趋势，并且对嵌入性制度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同时，对于旧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来讲，由于选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偏好是固定的，其本身并不成为政治过程的考察对象，所以理性选民的个体偏好是外在于政治分析过程的，批评者就认为过早地假定了偏好的固定性。但是对于政治周期循环研究学者来讲，将选举的时机作为内生变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原有的缺陷，比较好地调和了偏好形成过程中外在性和内在性之间的矛盾，保持了研究过程中有机张力。

3.推进了新的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运用。研究者进行“比较研究只有对有关事实的大量资料及其事实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证作为依据才具有价值。”而政治周期循环命题的提出，基本上就是基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情景，从政治学立场出发，借鉴了经济学中相关研究命题，开拓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在政治周期循环理论框架中，一般遵循的是从个案研究或者变量研究两个进路，在早期的研究基本上是前一种研究进路，而近十年来的研究基本上转向了后一种研究进路，但是无论是哪种研究进路，选取适当的比较分析的单位成为研究是否成功的关键。从比较的单位和层次方面，可以包括单国比较、少数国家的比较和多国的比较。在这三个层次的比较分析中，“单国比较和少数国家的比较主要运用定性方法，其所能提供的都只是一种有限的知识概括，因而其理论框架使用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多国比较主要运用定量的方法，其所能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体系的或然性要小于单国比较和少数国家的比较。”无论是史与斯维森研究，还是布兰德与德雷森的跨国研究，都充分熟练使用跨国的比较方法：尤其在研究过程中，多个个案有机结合，“一方面，在相对统一的研究框架支配下，多个个案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在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所存在的共同问题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认知在宽泛界定的共同问题或者发展趋势下仍然存在着的变异和个殊问题。”嗵过这样有效的比较，研究者不仅将西方发达国家纳入变量考察过程中，也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充分的研究，与此相对照，国内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基本上只是局限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而忽视了世界政治体系中边缘性国家的研究。另一方面，在政治周期循环研究中，多个个案的充分引入使得政治制度变量的考察更加详尽，这些都为国内政治制度的研究者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总之，政治周期循环的研究对我们研究国外政治制度有很好的启发意义，无论是研究的内容，还是研究的方法，都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汲取的资源。虽然，这些研究仍然存在着实证的结果不一致等问题，但是它跨越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野，并且据此衍生的一系列成果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吸收借鉴的。

结语

政治周期循环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为我们更好地解释西方国家政治实际运作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释途径，但是无论其如何发展，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西方选举制度的基础上。由于中国政治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内在逻辑，所以在对中国政治进行研究中，需要充分认识到该理论的内核所在，合理地吸取其研究思路，避免进行比附式研究，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和国外政治学界进行有效的对话，进而整体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水平。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