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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在我国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时间:2021-01-28 07:51: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实现政治制度化,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进行政治建设的内在诉求。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在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权威力量、动力来源、组织保障和行动主体四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政治制度化 亨廷顿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带领人民开展新中国建设的政党发展成为我国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转变既给我们党提供了机遇和动力,也带来了新的考验与挑战。这是由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化及制度化的程度”①。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党着力加强制度建设,以推进我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我国的政治制度明确表述为包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全面的政治制度体系,而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推动政治发展的种种举措,着力点就在于制度建设。

    制度的背后是公权力所形成的一定的规则秩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总体发展”②,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其决定作用和重要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笔者基于此,结合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关于政治制度化的理论研究内容,着眼于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现实逻辑,尝试分析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具体体现。

    为我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合理化的权威力量

    权威的合理化是亨廷顿所界定的政治现代化的类型之一③,他还指出,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要实现政治的现代化需要有变革能力的权威,而且权威必须集中于某些强有力的个人或集团当中。④“文革”时期形成的混乱无序的领导体制显然不利于改革的推行和制度化建设,社会发展无效的现实状况要求我国的政治改革必须确立合理化的权威力量来主导国家政治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之初尚未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因此,党作为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就格外凸现出来。面对混乱的社会秩序和艰巨的改革任务,权威力量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支撑和依靠。正如亨廷顿针对处于现代化之中国家的政权建设所做的分析:“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⑤

    第一,党的领导权威保证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稳定。改革是对原有制度体系的改变和建立新制度体系的探索,面对复杂的社会发展现状和迫切的社会发展需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长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稳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有了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改革才能由浅入深、稳步推进。

    第二,党的领导权威构成了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凝聚力。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进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四位一体”制度建设时期,而政治制度建设是其中最关键也是任务最艰巨的一环。党的领导权威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十分明确和重要,集中表现为形成了制度建设的核心凝聚力:确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意识形态的感召作用和凝聚作用;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社会发展理念,进而发挥了理想信念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引导作用和推进作用。

    我国政治制度建设必不可少的动力来源

    “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必须能够创制政策,即由国家采取行动来促进社会和经济改革,才能成功地处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⑥而在我国的政治体制建设过程中,政策创制的任务主要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即表现为我们党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际,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规划、方略以及实现方式、进程等。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形成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应对现代化和民主化潮流所采取的有效举措。其次,提出并推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我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文革”的惨痛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法制建设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党及时提出依法治国方略,以法律为准绳规范各种社会关系,我国的政治发展也由“个人魅力型权威”主导的时代进入“法理型权威”的建设时期。⑦再次,实施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举措。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到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发展基层民主自治,从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综合发展的“四位一体”制度建设,广泛地汲取各种资源,因此“中国的国家制度化发展就能从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获得源源不断的创造性力量,使制度创新与制度积累能够在一个持续的制度建设过程中得以实现”⑧。

    为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组织保障

    亨廷顿指出:“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结构来组织这种参政。”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均有明显提高,但从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总体格局来看,一味地强调群众政治参与而忽略秩序和稳定,显然是不可取的。亨廷顿在分析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一些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频繁发生暴乱、动荡的原因时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⑩。为避免陷入政治参与无序混乱的困境,我们党在改革之初就着手平衡扩大政治参与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关系,方式主要是确立党的领导,为民主化和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组织保障,因为“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11}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保障作用是有效的和积极的,既为社会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参与途径,又保证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稳定和有序。

    巩固政治制度化建设成果有力的行动主体

    “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度。”{12}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又形成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挑战。由此,巩固政治制度建设成果的重担自然落在作为国家政治建设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而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也证明,我们党不仅是政治制度建设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也是政治制度建设成果的维护者和巩固者。结合亨廷顿对政治制度化的标准的界定,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作为巩固政治制度化建设成果的积极的行动主体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不断提高组织的适应性,以增强整合社会力量的能力。适应性“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13}。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关系的分散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我们党及时应对这种新形势,调整政策方针,科学把握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引导新的阶层群体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吸纳新的群体融入到现有的体制当中,是我们党在现代化和民主化浪潮中的有力应对措施。

    第二,始终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重视反腐工作,不断增强组织和制度的内聚力和影响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历来是我们党组织和制度建设工作的重点,是提升我党执政能力的基础。反腐败工作是我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体现。腐败,是公权力运行的一种伴生现象。经验表明,在体制变革时期,腐败行为尤为突出。腐败是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侵蚀,不利于我们党执政效力的发挥。我们党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通过增强制度约束、加强监督控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反腐工作的有效开展增强了党组织的内聚力,也提升了党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中的影响力。

    总之,“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效”{14},制度化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进行制度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内在诉求,而实现政治制度化的前提是有效的政党体制。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制度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是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力量和有力保障。(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⑨⑩{11}{12}{13}{1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1、78、84、6、117、28、4、382、10、11、8页。

    ②林尚立:“有序民主化:论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⑦[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⑧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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