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断裂:全球视域下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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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延续与断裂：全球视域下的历史变迁”。来自中国各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展开了激烈而又理性的学术论争。
历史学前沿论坛是《历史研究》编辑部自2007年发起创办的、一年一度的学术盛会，正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高翔在致辞中所强调的，该论坛旨在设置前沿性议题，打破历史学内部、乃至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学术壁垒，实现真正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以推动具鲜明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术话语的建构与发展。
一、史学理论、方法与研究视野
历史研究不可能离开理论的指导。理论更新既是史学发展的标志，也是史学进步的真正体现。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都在思考如何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不断完善和创新，从整体上推进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顺洪在《关于加强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指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学科，除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还要认真总结中国史学传统，并注重吸收西方史学精华，中外、古今史学的对话非常重要。与此相呼应，南京大学沈汉的《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一文，指出由于时代和资料等方面的制约，马克思关于英国农业史研究的某些理论论点有进行重新思考并加以修正的必要。这对我们如何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俞金尧则对学界长期困扰的社会史学的概念和范畴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在《社会史学的身份认同及其型式》中认为，在经历了新文化史发展阶段以后，社会史学进一步具备了对社会进行总体研究的条件。
二战以来，西方汉学界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一回应”、“近代早期”说，到“中国中心”、“内卷化”说，再到“分流论”都代表了不同阶段中国史研究的深入程度。厦门大学王日根等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脉络》，对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流派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学术梳理。南京大学周晓虹的《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一文，在客观理性地反思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基础上。表达了中国学者参与建构国际学术话语的诉求。他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使得获自中国研究的本土经验资料，不仅有可能成为检验既有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力的试金石，而且也可能成为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出新理论的学术源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识到，各种史学或非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于变革历史学的叙事模式颇有助益。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不仅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体现了当前历史研究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大。本届论坛上，上海大学苏智良等的《景观的历史表述及其路径——兼论“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和运用》、厦门大学钞晓鸿的《资源开发中契约内外的经济与权力关系——以清代前中期北京西山煤炭开采为中心》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苏文以“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为例证，通过引入地理学的景观理论体系，尝试拓宽传统的区域史、城市史研究的空间。钞文则以清代前中期北京西山的煤窑契约为据，来揭示其中的契约关系及其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该项研究还从一个侧面纠正了目前经济学界、法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契约制度认识的偏颇与不足。
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延续与断裂的统一。延续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本质性特征，断裂则表现为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文明的衰落或消失、危机、革命以及朝代更迭等诸种现象。作为本届论坛的主题，历史发展的延续与断裂，受到与会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红岩认为，如果说延续是历史的量变过程，断裂则会因为历史条件的不同，或者直接造成历史的质变，或者造成量变的中断，而量变的中断也是一种质变。辩证来看，无数的断裂，叠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的延续。南京大学杨豫等在《延续与断裂：历史事实、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文中，通过对西方史学史的回顾与反思，指出史家的历史是一种建构物，当下意识是历史学家塑造与解释历史的最重要动机。吉林大学刘德斌的《近代以来的延续与断裂：国际体系视角的考察》一文则认为，在考察历史的延续与断裂时，不应有目的论倾向从而设定对延续与断裂的先入为主式判断，也不应预先设定对延续与断裂的优劣判断。他通过借鉴巴里·布赞等的国际体系分析概念，指出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更是一系列人们未曾或难以设想的难题的逐渐显现；人们所要做的，只能是在延续与断裂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寻找一条本土化的解决之道。这为我们重新解读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延续与断裂提供了一种新的考察视角。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的《延续与断裂：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通过对徽州社会三大要素即商人、乡绅与宗族在上海的互动，以及他们在客地与本土间的互动，为我们观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的延续与断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微观视角。
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
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多种文明，只有中国，虽然历史上多次发生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政权也在不同的民族间转手，但中华文明却历经数千年延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如何解答中国历史的长期延续性?不少学者都围绕着这一问题来展开讨论。
华南师范大学李凭的《黄帝创世纪论》认为，通过司马迁在《黄帝本纪》中关于黄帝形象的塑造，构建了一个民族共同祖先的核心概念与范本，成为后世民族认同的一个基础。南开大学李宪堂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天下观”的生成》一文中进而提出，“天下观”是中华民族关于世界的集体表象，这一概念的生成标志着“内华夏、外夷狄”的天下格局的开端，是共同民族文化统一体观点的缘起。
云南大学李杰等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道路模式与运行机制》一文中认为，在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历史道路形成了独特的渐进式变革和内聚式发展的模式。渐进式变革以“因时损益”为运行机制，为中国历史的纵向发展提供了动力；内聚式发展以“以夏变夷”为运行机制，为中国历史的横向发展注入了活力。在其共同作用下，质变的因素淹没在量变之中，历史呈渐进式运行。南开大学李治安的《秦朝以后编民耕战体制与“士农工商”体制的复合构建》则认为，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两类体制的复合博弈，贯穿于秦至清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二者的复合博弈、互动较量，较深刻地影响或塑造着两千年的政治社会面貌和“大一统”的曲折发展。重庆师范大学李禹阶的《传统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论华夏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延续与再塑》指出，族别上的兼容性、民族统一与国家政治安全的一致性、文化的开放性，形成古代中国民族意识中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近代仁人志士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统一，从而根本上消除了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张力，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
南京大学陈谦平的《国际化与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之本》一文，从国际交流与民族融合
的角度切入。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持续发展是民族融合的历史、是国际化的结果，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更是无不体现了国际一体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李帆在《“夷夏之辨”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一文中，通过具体考察康有为、刘师培围绕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命题所进行的延续与更新的讨论，以解读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特别是民族国家认同理论对近代中国政治革新和思想更新的影响。四川大学陈廷湘的《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断裂与现代性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变异》一文，则通过详细梳理现代性国家意识在近代中国逐步养成与发展演变的复杂过程，得出近代政治意识形态对现代性国家意识的形成贻害无穷的观点。
三、中西文明的冲突与对话
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和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生成，中国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之中。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如何认识世界，是学界古老而常新的课题之一。
北京大学欧阳哲生的《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一文，认为到17世纪，中西之间的互相认识已开始明显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倾斜，欧洲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不仅掌握了主动权，而且在知识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正在迅速增长，这与中国对欧洲都市的茫然无知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体制，历来是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关系史开篇必定涉及的话题。中山大学吴义雄在《商人集团与中西关系建构——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体制的再认识》一文中，对学界已形成广泛共识的鸦片战争前作为清政府对外交往体制的“广州体制”进行了重新考察。他指出，在鸦片战争前，外商集团并非广州口岸中西关系中的弱者，“广州体制”的崩溃和“条约体制”的建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鸦片战争用军事手段突破了最后的障碍，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完成了这一进程。外国商人集团是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建构的决定性因素。
19世纪的“文明”话语，作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取向，是以欧洲为代表的社会前进的目标和各国努力的方向。首都师范大学刘文明在《全球史视野下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以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为中心的分析》一文中，从全球史的宏观视野对于西义“文明”的西学东渐过程进行了“以小见大”的历史考察。他指出，对于欧洲“文明”观念传入日本与中国，要从欧洲主导的世界“文明”话语与福泽谕吉、梁启超为代表的日中本土化努力两个方面来理解。福泽谕吉和梁启超正是在这个欧洲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试图为自己的国家找到富强之路，在吸收中建构起适用于本国的“文明”概念。
面对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之风气，国人的认识与接纳也并非一蹴而就。亦新亦旧，亦激进亦保守，这种矛盾混乱的内心状态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常态。复旦大学章清的《“历史的意义”：略论晚清中国对“历史”的认知和阅读》一文，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西方因素引发社会变动不断加剧之际，“历史”在中外沟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作者指出，在晚清中国，不惟肯定“历史”的作用，还主要通过唤起“历史记忆”以应对种种变局。尽管中国读书人已受到西学影响，有了新的知识资源，但借助于历史传统仍是较为主导的选择。上海大学陈勇在《钱穆与胡适的交往与学术之争》一文中，通过对钱胡学术之争史的梳理，详细评述了钱胡两人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识、相亲、相惜到四五十年代相对、相斥的历史变迁过程，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新文化运动两大学术流派文化观的异同，也揭示了1950年代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家论战之缘起。
四、知微见著的专题研究
在近些年的历史研究中，学术取向日趋多元化。诸多学者开始转向研究具体问题，不少论著讲究以小见大、知微见著，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重面相，进而观照历史宏观的发展趋势。在本届论坛上，此类专题研究论文亦有10余篇。
在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方面，华南师范大学陈长琦《六朝贵族与九品官人法》一文，对六朝时期的九品官人法这一贵族制运作机制与政权更替频繁之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的《唐代市制再议》强调，观察历史，由前向后的观照，与由后向前的追溯一样重要。循此思路，作者对唐宋间城市市场形态演变这一学界早有定说的论题从历史因袭演变的视角进行了新的梳理。认为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某些内容虽然不如后代的“自由”，从历史承袭的视角看，其实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制度不断演进的轨迹，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实际要求的。西北大学陈峰《古代文官政治的雏形与窒息——基于宋代文官士大夫政治为中心的初步考察》一文，在中西比较的思维框架之下，将宋代科举选官制度与西方文官政治制度进行比较，认为通过这样的分析视角，可以进一步认清宋代政治的特征。西南大学张明富在《论明代宗室开科》中，对明代宗室管理制度中的重大改革事件即宗室开科问题进行研究后指出，宗室开科的迟滞反映了明万历以后的最高统治者在施政中缺乏应有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进而影响到明王朝统治集团的人员构成和更新等问题。吉林大学王剑在《情面与晚明政局》中论及，鉴于晚明政治中存在着党争不断，而诸臣又皆“徇情面”而使党争日趋意气用事情绪化的社会现象，可以尝试从关注晚明人的“情面”这个非政治的因素来考察其与晚明政局演变之间的种种关联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朱昌荣《程朱理学与清初社会重建》一文，以理学官僚为考察对象，认为程朱理学在清初社会重建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就晚近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等专题方面，吉林大学赵英兰的《清代东北的人口与城镇化》，系统考察了晚近以来东北城镇化的历史变迁历程，她认为，至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近代化城市体系才基本形成。南开大学王先明《乡村危机的历史成因与时代特征——兼论20世纪前期乡村社会冲突的对策效应》，认为20世纪以来乡村危机与城乡背离化发展趋势如影随形，互为表里。近代民族一国家权威重新建构的长期性则进一步加重了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成本，也延缓了消弭乡村危机的过程。南京大学姜良芹《蒋介石、国民政府之政战略选择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关注的则是政府职责与战争暴行的关联性问题。
在世界历史专题研究方面，浙江师范大学王加丰的《1800－1870年间法国社会思潮的冲突与整合》一文，向我们展现了19世纪法国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及其复杂性，作者指出，法国工业化时期的历史远比我们以前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的资本主义是在摸索中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还很少有人能看清法国将走往何方，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这个带着大革命的激情进入工业化过程的国家的历史经验。
总之，本届论坛以史学前沿为号召，将各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聚集在一起，研讨一些具有某些共性但同时又存在着相当差异性的论题，比较以往学者们习惯的各自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学术圈来从事学术研讨，有着显而易见的长处，常常能给讨论者带来意外的收获和思维的碰撞。与会学者一致高度评价了论坛对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它突出大历史的视角，关注史学研究中具有学科影响的宏观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问题，即使是微观或实证的研究，也提倡理论的方向性、方法的科学性、材料的新颖性，这必将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引领学术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宋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