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及其关系探析

摘 要：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阶段；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因此，形成了两个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二者关系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划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划分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据建设模式的不同，又可分为两个特点鲜明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我们在这里为论述的方便，把它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其时间跨度大致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阶段的鲜明特点是以苏联模式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的框架，虽然毛泽东很早就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提出了走自己的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突破苏联模式。所以这个阶段总体上来看，没有形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模式。第二个阶段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为发端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探索，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这个阶段从时间的跨度来看，就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并且这是一个继续向前延伸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鲜明特点就是突破了苏联模式，真正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模式，也是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难点之一就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即1956～1978年这段历史及其理论成果，主要是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初步的探索。其原因在于，毛泽东思想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而比较特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1956～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阶段；1978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所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能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就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合二为一的问题。从字面意思来看，毫无疑问，前者是不能纳入也没有必要纳入到后者当中，但是，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自己的道路。这个任务的提出，很显然就是摆脱苏联模式，走中国自己的路，涵义与中国特色是相类似的。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于毛是有原因的。但是因此而把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却是不恰当的。

首先，这两个阶段历史条件不同；这两个阶段有联系，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们的重要区别。也即，虽然同是社会主义建设，但二者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有着很大区别。从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如何判断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制定和执行内外政策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没有超越列宁提出的战争与革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端、形成及其发展都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个大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相对和平的新历史条件，为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阶段。

从实践基础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内部面临薄弱的物质基础、外部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的条件下开始的。内外两方面的压力最终使这一时期对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判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由此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其次，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几乎是昙花一现，并没有成为1956-1978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主线和主要任务。虽然也有一些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早期探索及理论成果，但是由于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很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实践中的尝试也被搁置甚至一度遭到否定和批判。

第三，从理论的概念体系来看，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总是从其核心概念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一开始就很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

众所周知，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就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因此就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还是存在问题：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概念发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二大才第一次提出并开始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是直接关联的，它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从概念上来看，毛泽东提出的“探索自己的道路”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诠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提到的“特色”，它包含很多内容，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两条：一条是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条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与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相比较而言最突出的特色。这个“特色”纵向的比较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迄今为止的两个阶段上、横向的比较体现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建设和发展模式上；视野还可以放大到整个人类社会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上。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特色”是有特定内涵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具有特定的内涵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那么，既然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部分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恰当，但是又不能忽视它对于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的重要作用，那么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难题。对于这个难题的破解，归根到底要回到他们所共同面临的任务，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富裕。这样一个共同的任务，构成了两大理论成果沟通的桥梁，形成了二者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启发

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正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相类似，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理论渊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理论成果主要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发展道路问题上，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任务。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上。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划分问题的思考，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如何安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在如何看待和利用市场的问题上。60年代初，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由于实践的需要，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在思考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也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比如，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也涉及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可见，在这一时期里，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问题的思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其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中的曲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面镜子。195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国内国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开始在曲折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在挫折中进行，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经济上急于求成，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致先后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才使党逐步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一样，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全面认识也需要经过一个失败与成功反复的探索过程，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重大的转折，实践的尝试与突破和理论的探索与创新交互作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发展。

在这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理论上的创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认识。以上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

首先，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突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突破了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界定，从更深的层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内涵。这一概括从三个方面刷新了以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强调。以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多的是强调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离开生产力水平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误以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忽略了一点——社会主义不是空中楼阁，而是需要坚实基础的大厦，而这个坚实的基础就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这是发展，实质上也是回归，说发展是相对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而言；说回归是相对我们对人类社会整体脉络和规律的认识而言——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物质生产力始终是最基础的、最根本的，这原本是无须赘述的，但是这里之所以作为突破提出来，原因就在于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对生产力的忽略。二是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强调。邓小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这一目标是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必经的阶段。三是对实现目标途径的强调。从生产力方面讲，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从生产关系方面讲，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享有。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强调内在的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又高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是创新所在。

其次，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这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究竟离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有多远的问题。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在这一问题上的突破就是清醒地认识到现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它必然需要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中国至今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足中国社会主义还不发达的现实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达到过的对自身的清醒的认知。

第三，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中国模式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模式是什么等问题都有很多研究，当然，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模式，恐怕几篇长篇巨著也不足以说明一二。在这里我们仅把视野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看分析这个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起码应该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几大版块，而在几大版块中，起决定作用的又是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导致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的发源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破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经济体制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所有制结构实现了由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前所未有的——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势如水火，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势不两立，到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以极大的宽容度实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理论上空前的突破，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打开了一片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经济发展模式变迁的同时，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实现了重大的变革和突破。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全新认识。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最关键的就在于对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早期探索的超越和创新。

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可以作如下概括：首先，二者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其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最好的借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超越。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2007.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基金项目：西南交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学科研项目基金】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