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苏联构建集体安全的失败

摘要：1930年代，如何认识和应对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是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苏联基于自身对威胁的感知，提出共同应对德国威胁的“集体安全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从国际关系结盟理论视角来看，沃尔兹代表的“传统结盟理论”认为各国会制衡权力最大的国家，斯蒂芬·沃尔特在对沃尔兹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国家需要制衡对其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一定是权力最大者。从“威胁平衡理论”的基本观点来看，苏联建立集体安全努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欧洲各国对“谁是最大威胁国家”的不同认定，进而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度。

关键词：威胁平衡；集体安全；苏联

中图分类号：K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4-0084-07

收稿日期：2011-12-10

作者简介：徐振伟（1979-），男，山东潍坊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1930年代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多事之秋，大萧条、法西斯、战争与和平主义，各种长期积累的矛盾在这一段时间集中呈现。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大国之间扑朔迷离的外交博弈最终没能阻止欧洲走向世界大战的进程。这一段时期内，欧洲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应对日益壮大的德国法西斯的威胁，具体表现在各国围绕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政策的博弈方面，最终“集体安全”政策的失败，使希特勒挣脱了所有可能的束缚并按照其设想发动战争。这一段历史有许多教训值得反思和吸取，也吸引了不少学者进行探索。对于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失败，选取不同的分析层次和理论视角得到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本文结合研究结盟问题的“威胁平衡理论”，以期展现一种新的解读。

一、威胁平衡理论的提出和主要内容

理论是对历史经验的提炼总结，使用理论作为工具来解读历史，需要把握理论的核心主旨，小心地将抽象理论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同盟政治是国际政治中一个极其普遍和重要的现象。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同盟的形成、运作和影响等内容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迅速兴起。沃尔兹本人并未对联盟理论进行专门的构建，但其强调的“国家的目标是安全”这一论断，他所采用的结构体系分析法，以及对两极和多极体系下联盟稳定性的分析及其所提出的“制衡”与“追随”的观点，为一大批新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分析工具。

沃尔兹认为国家会以结盟的形式制衡权力最大的国家，斯蒂芬·沃尔特受到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刻影響和启发，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威胁平衡理论，对“国家为什么结盟以及国家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沃尔特认为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过于简单，单凭“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结构是无法解释国家之间的结盟。因此，他提出了“威胁平衡”（balance ofthreat）理论。他说：“尽管均势理论强调安全的重要性，但驱使国家发动战争的并不是总体均势状况，而是每一方对威胁的感知。这些感知既来自系统层次的因素，也源于单位层次的因素。革命通过改变权力分配、增加敌意和增强对进攻优势地位的认识来改变威胁平衡。这些因素的不确定和促使双方把对方看得特别敌对和危险的因素，使整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威胁平衡”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表示一个国家对外部威胁的认识，它把对物质性的实力和观念性的意图两种因素的认知结合起来。在沃尔兹那里，关键的原因变量只有一个，即物质性权力的分配。在沃尔特这里，关键性的原因变量却成为国家意图及其对意图的认知。

沃尔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结构选择，他将主观因素排除在理论之外。沃尔特将威胁和意图作为主要变量，对结盟这一现实主义研究的基本现象进行分析。沃尔特在其所著的《联盟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两个中心议题：国家之间为什么会结盟？国家怎样选择自己的盟友？沃尔特认为，在联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根据沃尔兹的观点，是为了安全，而沃尔特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将“安全”直接转化为“对威胁作出反应”。对于如何识别威胁，沃尔特提出应从四个方面来考量：（一）综合实力。它是一个国家资源的总和，包括人口、工业和军事能力、技术水平等等，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国的综合实力越强，所构成的潜在威胁越大；（二）地理上的临近性。由于权力投送能力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因而邻国对本国构成的威胁常常要大于那些遥远的国家；（三）进攻能力。一国的进攻能力与综合实力有一定的关系，但两者并非等同，中间存在一个转化问题。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一国的进攻能力越强，威胁越大；（四）进攻性意图：即使一国的权力并非很大，但只要被认为极具侵略性或侵略意图，仍可能会促使他国的警觉和制衡。总之，在沃尔特看来，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这两方面因素综合而成的。

据此，沃尔特提出国家间结盟原因的五大假设：（一）制衡，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二）追随，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三）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四）国家与向他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五）国家间与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在这五种动机中，“制衡”与“追随”两个核心概念是从沃尔兹那里借用来的。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曾将国内政治中的“追随”行为模式引入到国际政治研究中。他把“追随”当作是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含义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追随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二流国家如果能够自由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构成威胁”。在沃尔特的理论体系中，这两个词的含义发生变化，将“制衡”定义为“与他国结盟以反对最主要的威胁”，将“追随”定义为“与威胁方结盟或屈服于威胁”。

沃尔特还通过对1955-1979年中东地区联盟演变情况的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追随；再次，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联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沃尔特指出，由于追随必然会增加威胁方的权力资源，并将本国的安全与生存寄托于对方的克制和善意之上，因而在国际政治中，制衡行为要远比追随常见，尤其对于体系中的大国来说。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特也谈到了国家奉行追随政策的可能性，但认为那只是孤立无援的弱小国家迫不得已的反应，并不具有代表性。总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结盟行为主要取决于其所感受到的威胁的来源，而不是谁的权力最大。也就是说，国家制衡的是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而不一定是体系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各国选择结盟的过程中，别国所具有的力量仅仅是国家选择结盟行为时计算是否构成威胁的一个要素，关键要视这种力量位于什么地方，它会怎么做，以及它是如何被使用的。在此分析基础上，沃尔特主张以更加全面的威胁平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取代传统的均势理论，来解释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尤其是解释国家之间结盟的现象。

在此，我们从“威胁平衡论”提出的观点出发，分析二战前欧洲各国的关系状况，重新审视二战前欧洲各国对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态度，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发现集体安全体系失败的原因。

二、二战前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提出

回顾苏联集体安全体系的提出过程，需要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希特勒纳粹党在德国掌握政权，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猖獗，德、日两国的战争机器飞速运转起来。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苏联东线边境形势骤然紧张。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后，德国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苏联感到西线战争迫近。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也嗅到了火药的气息。英国的丘吉尔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在这个仍然懵懵懂懂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新的可怕事实：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而且德国正在武装起来。”与德国接壤且“结仇”的法国更是倍感紧张。

纳粹德国的崛起和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也使苏联面临两面受敌的危险。由于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后自身存在“北上南下”的战略分歧，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尚可以威慑日本的北上野心，且英美不会坐视日本独占中国、控制远东等因素，因此，苏联对德国法西斯带来的安全威胁感更强烈。首先在地理疆界上的接近，使苏联难以获得足够的战略纵深，后来“东方战线”的建立实缘于此；其次，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脚步坚定不移，德国国防工业的迅猛增长及其军队战斗力，明显优于经历过“大清洗”运动疲软乏力的苏联国防力量体系；再次，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同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全球扩展战略密不可分，苏联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地缘战略价值上都是德国征服世界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在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意图上容易判定。

苏联的安全困境具化为对法西斯德国方方面面威胁的强烈感知，满足了沃尔特“对威胁做出反应”的基本理论条件。当时苏联领导人认为“如果德国看到同它对峙的是由若干国家组成的集体阵线，它也许就会考虑是否应该拿自己的命运去冒险了”。可见，在自身面对法西斯侵略威胁的背景下，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积极谋求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共同对付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和扩张。

1933年12月，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通过了“为在欧洲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以维护和平和防止侵略而斗争”的决议。12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了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一揽子计划，主要内容是：苏联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入国际联盟，苏联不反对在国际联盟盟约范围内签订区域性的防止德国侵略的相互保卫协定；苏联同意比利时、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或上述国家中的某些国家参加这一协定，但法国和波兰必须参加。计划还提出“苏联将坚持要求所有的国联成员国恢复同它的正常关系或者至少把所有国联成员认为要相互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相互承认的决定列入国联章程或由国联会议予以通过”。苏联提出集体安全体系后，为此进行积极的努力。1934年，苏联加入国联并任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国，意图是使国联成为吸引所有关心维护和平的国家的中心，通过集体力量来维护和平。

从当时的欧洲局势可以看出，欧洲各国共同面临着法西斯的侵略威胁，在安全利益方面各国日趋一致，存在着相互结盟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动机。实际上，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不仅关系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制止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面对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计划，欧洲各国出于不同的战略考虑，并没能结成统一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最终使集体安全计划落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三、欧洲各国对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反应

欧洲各国，特别是英、法强国针对苏联“集体安全”政策采取了不同立场。首先，从英国来说，苏联能否成功推行集体安全政策的关键在英国，这一点斯大林也很清楚。在1935年会见来访的英国高官艾登时，他说：“许多事情决定于英王陛下政府在当前的条件下在集体安全体系中愿意发挥多大的作用，如果听任事态发展，则有致命危险，因为要遏制一个潜在的侵略者，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事实证明，斯大林看到了英国的作用，但也不幸地如他所说，出现了“致命的危险”，因为英国事实上成为苏联推行集体安全的障碍。英国有着深厚的推行欧洲势力均衡的传统，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欧洲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对于一战后欧洲的政治格局，英国不满意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一直推行的是“扶德抑法”政策。在巴黎和会刚刚结束时，英国社会舆论已经认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处置过于严厉。英国政治家对德国在二三十年代要求修改条约持同情态度，对法国坚持和约的苛刻条款表示不满。例如，“当1932年出席裁軍会议的德国代表团明确提出要求取消对他们重整军备权利的一切限制时，竟得到英国报纸的有力支持。《泰晤士报》称之为‘对不平等待遇的适时补救’。《新政治家报》称之为‘对各国平等原则的无条件承认’”。英国朝野上下普遍弥漫着对德国百般纵容的气氛。

英国认为“我们能够继续奉行同独裁国家改善关系的政策，尽管这些国家有自己的目的，但这些目的是有限的”。英国人没有看到德国对欧洲体系和均势的颠覆性，反而在纳粹崛起之时抛出“麦克唐纳计划”：要求法国裁军，本土只许保留陆军20万；德国可以扩军一倍，达到20万，法国和德国陆军数字相等。后又在1935年6月与德国签订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发展海上力量，坐视德国扩军备战并将军队开进莱茵流域非武装区，并期望纳粹将注意力转向东欧。到1937年12月，英国甚至决定不再建立一支军队在欧洲大陆与法国并肩作战。英国人似乎认为相比这一阶段的德国而言法国仍很强大，为了维持欧洲大陆均势，对德国的某种妥协是必要的。况且英国在太平洋地区和地中海的权益日益受到日本和意大利的威胁，英国在德国问题上倾向于将责任推卸给法国。于是，英国不仅在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上进行妥协，而且也在处理希特勒对外扩张的问题上选择绥靖——张伯伦首相天真地“以商人般的讲求实际，断定奢谈集体安全、小国权利和禁止侵略早已徒劳无益，欧洲必须以英德法意四强互相协调和共同主宰作为新的秩序基础。他还相信用欧洲境内的少许领土变更可以满足希特勒，使之从不守规矩的局外人变成大国俱乐部内负责任的一员”。他坐视德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面对形势的持续恶化，英国最终放弃了推卸责任的做法，1939年3月同法国结盟，共同遏制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但是这种努力远远没有恢复到一战之前的程度。随着1940年法国的沦陷，英国本土面临巨大的威胁时，英国才全力进行抵抗。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慌和仇恨，与苏联结成联盟根本不在英国的考虑范围之内。

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的欧洲政策是“扶德抑法”，且不希望苏联强大；相反，英国还希望德国强大，把德国作为抑制苏联的一个因素。英国采取“扶德抑苏”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之间矛盾和斗争的影响。苏联是一战中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实力在不断发展强大。作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大国，英国长期以来都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中坚力量和支柱，对苏联持敌视和反对态度。希特勒上台后利用了这一点，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和日本、意大利结成“反共”同盟，为其结成侵略集团奠定思想、政治基础，使英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满足德国的无理要求，对德国的扩军备战失去了必要的警惕性，导致英国军备一直不足，并幻想将德国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苏联，对苏联所提出的集体安全始终采取顽固的消极立场。英国甚至还压制法国不要接受苏联提出的在中东欧建立集体安全政策的构想。从总体上看，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国在欧洲总的对外政策是处在由“扶德抑法”逐渐向“扶法抑德”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比较缓慢，所以，英国在欧洲大陆的这种外交传统使得苏联在英国根本利益没有受到德国太大威胁的情况下去推行集体安全政策自然会有很大的阻力，也导致英国直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夕，仍试图与德国达成某种妥协。

其次，对法国来说，在地缘政治方面，由于一战后欧洲政治版图的重整和德国成功的外交策略，使法国的战略形势并无根本改变，反而趋于恶化。一战前德国在东西两面均有强国压境，只要向外扩张一定会遭遇强邻，或是法国、奥匈帝国，或是俄国。但《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在东欧已无制衡德国的力量。奥匈帝国解体，俄国一度在欧洲社会“消失”，因而已无可能重建均势，更何况英美两国不肯保证《凡尔赛和约》的执行，这样导致法国政治上走向被动。

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同时，由于自身实力难以抵抗德国的再一次进攻，所以，面对德国的重新武装，除加强军备外，法国还试图依靠结盟手段重新构筑欧洲大陆的权力均势。由于法国并没有得到英美明确的安全保证，因此在20年代初东欧形成的既有的联盟格局下，1924-1927年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先后签订政治、军事协议，并确立了对小协约国的领导地位。在德国重新武装尤其是占领莱茵河非武装区以后，法国本土的安全压力剧增。于是，法国倾向于推卸责任的政策，希望将德国的注意力引向东欧和苏联。鉴于同德国实力的对比，法国更愿意将军队用在保卫自己领土上，而非用于保卫东欧盟国免受德国的侵略。

法国是欧洲的一个大国，而此时德国纳粹党徒们叫嚷要复仇的宣传，在法国引起极大的不安。加上墨索里尼在地中海区域的独裁统治，使法国的形势更加复杂。这样，法国就受到来自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威胁，当然最严重的威胁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宿敌——德国。现实迫使法国考虑如何避免德国的侵略，法国的忧虑恰好与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体系的用意相吻合，于是，法苏逐步接近。1934年2月，巴都出任法国外长，积极赞成法苏接近。巴都想用苏联建议的新条款来补充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故称“东方洛迦诺”草案。法国虽清楚除英法联盟外，苏联是德国入侵时唯一能给予其援助的国家，但是随后巴都的遇刺使法苏接近停顿。1934年lO月，赖伐尔政府上台，“他认为法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打算同意大利和德国的独裁者进行交涉。本来他对德意两国的制度并没有什么成见。他不信赖苏俄”。因此，法国虽然有心与苏联结盟，并与苏联签订《法苏互助条约》，但“这个条约是空的，从来没有受到任何一届法国政府的认真对待”。法国总是担心苏联会借同盟关系将自己拖入戰争或者在法国给共产主义打开闸门。

苏联集体安全计划中强调与法国特殊关系的主张，因法国的动摇而落空。同时，基于英法同盟过去的成功经验，法国自一战后不断希望英国对法国国家安全做出承诺。但英国人不但搅乱和暗中破坏法国对德国一直采取的强硬外交政策，而且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内容的政策加以代替。从1936年起，法国就极力谋求与英国的政治军事合作。是年11月，英国政府声称要重整军备，以帮助法国和比利时抵御突然的袭击，并承诺派送两个步兵师去欧陆参战的义务，但这只是口头承诺，英法军事合作可能的方案并没有真正出现。英国一味推卸责任的行为，使得法国只能独自面对越来越强大的纳粹战争机器。

法国另一个潜在的同盟者是苏联。一方面，苏联在1939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前，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威胁，至少在宣传上是坚决反对纳粹德国。另一方面，法苏结盟共同抗德也有先例可循。但法国并不全力争取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法国赖伐尔政府签订《法苏互助条约》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取得苏联的帮助和帮助苏联反对可能的侵略，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德国同苏联接近。“法国人把这一条约看成是推行同希特勒德国进行交易的工具，也就是使法国在同德国谈判时取得更大的优势”。除了法苏联盟的困难前景外，与英国的关系也是法国考虑的重要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英国极其敌视苏联。法国如果存在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友，英国可能会进一步考虑减少对法国的援助。而与此同时，斯大林在寻求盟友之际，并未放弃将责任推卸给法国，事实上法国也准备这样做。因此，法苏结盟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反而是苏德之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对欧洲小国来说，在苏联提出的“建立区域性相互保卫协定”中，包括一批欧洲小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三国、芬兰，这些国家在地理上与苏联邻近，对保护苏联国土的安全相当重要。由于历史原因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他们对苏联存有芥蒂，担心共产主义的渗入，可以说既担心苏联又害怕法西斯，因此，企图通过与英、法结盟以平衡德、苏的威胁。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苏联比较信任，它在1935年便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但是规定只有法国也对被侵略国提供援助时该协定才能生效，因为“它不愿把自己的政策从西方转向东方，不愿单方面与苏联发生联系”。最为典型的是波兰。1934年，波兰政府分别与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35年，波兰外长贝克在回答英国人艾登提出的如何看待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问题时，他说：“如果波兰只跟德国或者只跟俄国订立条约，那么，它马上就会在另一条边界上发生麻烦。”政治外交经验丰富的艾登感叹：“我对波兰人极表同情，我认为我理解他们对于东方邻国的恐惧心理，比对德国更为强烈”，“波兰人不愿意参加东方公约，即使李维诺夫提出过条件，即俄国人只能根据请求而提供援助，波兰人还是不愿意参加，但是贝克也提不出什么别的建议。他的整个目标就是不要卷进去，可是只要战争爆发，他的国家就必然要卷进去。”

需要强调的是，苏联集体安全体系的愿望最终落空了。由于前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苏联推行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阻力越来越大。虽然苏联经过极大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效，签订苏法、苏捷互助条约，但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苏联的集体安全体系逐步走向落空。首先，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苏联要求国联对侵略者采取切实的经济制裁，而且强调制裁对制止新的侵略行为有巨大的意义。然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却没有谴责意大利。苏联主张用集体和平力量来阻止侵略的政策第一次在实践上遭到失败。其次，1936年2月德意干涉西班牙内战，英法等西方国家却无视这一现实，反而采取了中立政策，导致西班牙共和国的最终失败。西班牙内战再次证明苏联的集体安全体系在实践上的失败。德意干涉西班牙内战，既是苏联集体安全体系走向落空的关键一环，又是英法绥靖政策在西欧的具体表现。英、法的目的不仅是要孤立苏联，排斥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政策，而且是要祸水东引，把德、意的侵略引向苏联。最后，1938年9月30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签署《慕尼黑协定》，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将大片领土割让给德国，欧洲和平岌岌可危，苏联也感到法西斯德国东侵的危险日益迫近。因此，迫于情势的变化，苏联从本国利益考虑，不得不放弃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计划，《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成为集体安全体系最后落空的标志。

这种防止战争、制止侵略和维护和平的集体安全体系的落空，迫使苏联调整对外政策，转而与德国接近，“就在10月3日，也就是慕尼黑会议以后4天，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瓦尔纳·冯·提伯尔斯克希向柏林报告了慕尼黑事件对苏联政策的‘后果’。他认为斯大林将由此‘得出结论’；他肯定苏联将‘重新考虑它的外交政策’，将对它的盟邦法国不那么友好，而对德国的态度将‘更加积极’”。德国为了东方的安全也向苏联靠拢，于是就有了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由于该条约的签订，使制约德国的力量基本不复存在。一周后，以德国闪击波兰为标志的二战的爆发成为必然。

结语

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国家的反应是针对威胁作出的。一个给定国家所构成的威胁的水平，不仅要看其总体力量，而且要看地理位置、进攻性力量和进攻意图如何。根据“威胁平衡论”的观点，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结盟行为主要取决于其所感受到的威胁的来源，而不是谁的权力最大，国家结盟的目的是制衡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而不一定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根据“威胁平衡理论”的这一观点，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各国对“谁是最大威胁国家”的不同认定。

对于苏联来说，德、日两国分别对其西线边境和东线边境构成威胁，战争随时可能爆发。面对这种紧迫局势，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采取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谋求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希望联合欧洲各国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因此，德、日的威胁是苏联提出集体安全政策，采取结盟行动的原因所在。然而，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对其构成威胁的国家不仅有德国，还有集体安全体系的推动者苏联。面对两个国家的威胁，就要权衡两国威胁大小，以便做出选择。英国受到意识形态和均势传统的影响，对德国的威胁感受不那么强烈，而且存在明显的误判，直到德国占领布拉格后张伯伦才觉悟，国际关系学者对此的评论是“英国内阁此时又过度夸大纳粹威胁的迫切程度，与当初低估其威胁如出一辙”。在德国占领布拉格之前，英国内阁对苏联的结盟提议采取消极的态度。当时丘吉尔和艾登等政治人物多方呼吁防范德国，如艾登早在1935年会见斯大林后向内阁提出：“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采取一项坦率而坚定的方针支持国联，支持集体安全体系。”但是，张伯伦首相是听不进去的，艾登最终辞职。法国在对威胁的权衡过程中摇摆不定，先是认为宿敌德国的威胁最大，愿意与苏联结盟共同对抗德国威胁，后又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改变初衷，谋求对德妥协。对于其他实力较小的欧洲小国来说，苏、德的威胁都很大，程度差别可以忽略，因此，选择通过平衡苏联与德国关系来求得生存。

欧洲各国对威胁国的不同认定，导致对待联盟做出不同选择，致使二战前的集体安全体系未能形成。有学者认为：“由于建立在不可靠的权宜之计而非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基础上，并且受到了来自各方面误判的负面影响，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在1938年与1939年以一种灾难的方式告终。”对威胁的误判是导致苏联集体安全失败的关键因素——“假定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同德国对抗，并且与苏联结成同盟，这样一来，希特勒就有可能被遏制住或者其侵略行为推迟”，但是制止战争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

总之，苏联构建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建立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上，本身就面临极大的风险。尽管苏联和法国建立了政治合作关系，也改善了同其他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但并没有明确的军事同盟合作关系。集体安全体系缺乏領导核心，并不能有效协调各国在面临共同威胁时的进退策略，英、法无法信服苏联会在欧陆安全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而转向“祸水东引”的企图无异于饮鸩止渴。制衡是苏联同其他欧洲国家结盟的核心动机，亦是西方国家暂时搁置意识形态因素和苏联合作的出发点。从沃尔特的理论出发，以“威胁”代替“权力”成为结盟行为的前提，英、法和苏联对威胁的认知存在很大偏差，这就成为集体安全体系失败的关键诱因。

（责任编辑 史洪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