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胜”画像疑为PS京剧武生名家高盛麟剧照

【摘 要】本研究缘起于一些媒体广泛报道的京剧开山祖师余三胜画像“回家”的新闻以及新闻中贴出的一幅所谓的“余三胜画像”，此前有作者在相关杂志上撰文“考证”此画像为“中国最早的戏曲人物画像”，并且还凭此文参加了“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大会”。笔者读罢新闻、阅读了“考证”文章及观赏画作之后，直觉是画像有假，而且感觉到这种造假手法是相当高超的，居然瞒过了那么多专家学者的眼睛。众所周知，某个“文物”的发现，一旦与某地、某些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有牵连，那么证实容易、证伪难，因而，要揭穿这个假象，同样必须要从理论上系统化地加以研究。余三胜作为中国京剧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存世资料不多，此前一直未发现有画像流传。如果找到一幅画像，那么对于余三胜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即便没有这样一幅画问世，也丝毫不会影响其在京剧史上的位置。此外，历史人物尤其是近代史人物的肖像是一个严肃又客观的问题，宁缺勿滥，不能通过造假获得，更不能将另一位现代人物的肖像张冠李戴。如果在假画上还附带有虚假的历史信息，问题就愈发严重，一旦让这种谬误流传，不仅会助长依靠假文物获取经济乃至政治利益的歪风邪气，还会让真实的历史湮没在假象之中，会亵渎历史人物的尊严、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如果假文物被某些政府官员有意无意地加以利用，美其名曰打文化牌，则是一个有违科学发展观的伪命题。文化的发展，同样应当建立在“严”和“实”的基础之上，离开这一点，只会将“文化”引入歧途，对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也会危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本著让人民群众知情、追寻历史真相、热爱余三胜及京剧事业的态度，本研究从典籍资料和现实证据两个方面加以考证，认为见诸报刊的所谓“余三胜画像”是一件假文物。

【关键词】余三胜画像；京剧名家；高盛麟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004-04

近日，有关京剧开山祖师余三胜画像“回家”的新闻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和关注，在余三胜的家乡湖北省罗田县更是引起了轰动，“3月7日下午，一幅创作于175年前的余三胜画像首次在罗田县博物馆展出。画作再现了京剧鼻祖余三胜华丽典雅的舞台形象，吸引了众多京剧戏迷、票友前来参观。据了解，该画出自清代宫廷画师黄均之手，创作于清道光二十一年，即公元1841年，虽然已经过去了170多年，但是画作仍保存完好，画像色彩十分鲜艳。此次展出是该画像首次在京剧鼻祖余三胜的家乡罗田展出。”（2016年3月17日《黄冈日报》）同时，余三胜的出生地还举办了热闹的迎三胜像“回家”仪式。此前，《东方收藏》杂志有研究者发表学术成果，细述此画来历及考证画作为真迹，并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戏曲人物画像”[1]。笔者看到这些新闻也为罗田人以及京剧界高兴，但细看这幅画像时，总觉得有些眼熟，感觉更像是某位现代的京剧人物，因而对这幅画像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也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希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想必余氏宗亲也不愿在被蒙蔽的情况下挂上别姓先祖的画像来进行供奉。由于资料有限，加之无缘亲观“真迹”，网上的图片细节亦模糊不清，因此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进行分析考证。重新引起讨论，也是一件好事，通过讨论有利于让更多的人知道罗田有位余三胜，同时也期望社会各界人士能够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余三胜相关文物。

一、对画像作者的质疑

（一）画作年代与事实不符

此画作者为黄均，黄均（1775-1850），字上琓，号榖原、榖源、香畴、墨华居士、墨华庵主，清元和（今苏州）人。经法式善等人推荐，于清嘉庆年间成为宫廷画家，后外放湖北任地方小吏，再后罢官，在武昌以卖画为生。此画落款为道光“辛丑年孟冬于内廷”，道光辛丑年当为道光21年，即1841年，黄均生于1775年，作画之时当年届66岁，应已告老还乡。黄榖原之同龄人梁章钜（1775-1849）为嘉庆间朝中重臣，道光时外任封疆大吏，其《楹联丛话全编》[2]明确记载了黄均曾供奉内廷的时间：“元和黄榖原贰尹均，工书画，嘉庆间供奉内廷有年。后出官湖北，淡于进取，引疾归里。”梁文说得很清楚了，黄均只于嘉庆年间在内廷做事，而嘉庆间为1796年-1821年，说明黄均最迟在1821年已从内廷离开，本来朝廷安排他去湖北潜江做小官，他称病未去，而寓居武昌。《清史稿》有载：“黄均，……补湖北潜江主簿。未之任，於武昌胭脂山麓筑小园，居之二十年，以吏为隐。”[3]因此，黄不可能身在武昌还自称作此画“于内廷”，这与礼制不合，也会招来是非，甚至杀身之祸，作为古代文士，绝不会做此僭越之事。

（二）画作标题与款识有谬误

首先说画作的主标题“昭代箫韵”，明显是“昭代箫韶”之误。《昭代箫韶》为有清一代著名的宫廷大戏，昭代是指政治清明的时代，箫韶泛指乐器，代表美妙的仙乐。昭代箫韶，就是盛世雅乐。《昭代箫韶》取材于《杨家将演义》，描写北宋名将杨继业全家尽忠报国的故事。作为一位饱读诗书，同时也曾在“内廷”混过的大画家，不可能不知道是箫韶，而写成箫韵，说明并非出自黄均之手。另据201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的报道：“诞生于1889年的清代宫廷连台本戏《昭代箫韶》，被原汁原味地搬上了今天的舞台。”1889年黄均已去世39年，余三胜已去世23年，其时余三胜自不可能出演《昭代箫韶》，余三胜演出过的剧目也没有这一记载。

再看副标题“南庭外学四品供奉春台班鄂伶余三盛道光辛丑于宁寿宫”，“鄂伶”的称谓不合适，同时“三盛”亦不符合事实。据有关资料介绍，“道光八年，京剧形成”。道光八年为1828年，到画作产生的1841年，京剧已发展了13年，这一时期余三胜已与四喜班张二奎、三庆班程长庚并称为京剧的“老生三杰”，如果称“伶”的话也应是“京伶”而非“鄂伶”，且有史为证，比余三胜稍晚进京的程长庚已被称为“京伶”。据《清稗类钞》记载：“长庚日课甚严，其在中年，到班时刻，不差寸晷。每张报将演某剧，至期，风雨必演。日取车资，京伶无包银之说，每日唱后但取车钱而去。不过京钱四十千而止。”[4]另外，称“伶”并非一种荣尊，反而体现了当时的“非主流”意识，即尽管出名，但地位仍然是戏子。“伶”在文章、笔记中说说尚可，但作为一位宫廷画师，并且还是为广告而画的招徕画，将一位名动京师的巨匠称为“鄂伶”实在太不礼貌，亦非大师所为；再者，想必其时“三胜”之名已家喻户晓，三胜或许也曾为宫廷演过戏，而作为亦曾在宫廷工作过的大画家，怎么会连三胜的名字都会弄错呢？

（三）画家钤印方式罕见

从媒体发布的这幅“余三胜”画像来看，画面上盖有3枚印章，分别为阳文“黄均”、阴文“榖原”和葫芦形阳文“香畴”。先不论这个印章的规制、字体是否真实、是否屬黄均所用，单看用印的方式、特点便可作出一些推断，据“阴山工作室”所刊《清代宫廷画家黄均（黄谷原 黄榖原）作品集》[5]中列示的黄均的100多幅字画和60多枚印章来看，将“黄均”“榖原”“香畴”等个人全部的字和号都钤印于画上是罕见的，一般只有一枚或两枚。而且有的一幅画上印有两枚相同的印章，如都是“黄均”字样，另外，媒体公布的黄均的62枚印章中，并没有发现葫芦形印章。古人画画用印并非只为告诉读者画家叫什么名、什么字、什么号，而主要是根据画本身的美感和平衡，本着“缺哪补哪”原则盖印，如果左边偏轻或有凹陷处，就印在左边，如考虑上下左右对称，则会在上下或两边各印一枚，至于用哪一枚则根据画的尺寸大小、题款字体大小来判断，正因如此，古代画家便拥有了各种各样形式大小不一的印，因而用印习惯绝非像填人事档案表一样，将名、字、号一股脑儿都盖上。

（四）画风书风与作者不合

黄均为娄东画派的重要人物，娄东派以画山水为主，很少画人物。蒋宝龄（1781-1840）父子所著的《墨林今话》中记载：“黄均以议叙官汉阳主簿，施南同知。画山水、花卉、梅竹，入手即通其妙，而於山水尤尽能事。初师黄鼎，继法娄东，堪与王撰并驾，用笔用墨苍楚有致。诗宗晚唐，书学赵孟頫，卖画食贫，怡然自得。”[6]“书学赵孟頫”这一句，说明黄均极少写篆书，黄所存世的画中，几乎没有以篆书作题款的，都是千篇一律的柔和秀美的赵体字。而“余三胜画像”上的题款全为篆书，现代风格明显，且极为蹩脚，实难与黄均的水准相提并论。

正因娄东派只擅山水而招致批判，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批判清代绘画，曰：“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石溪、石涛）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盖即四王、二石，稍存元人逸笔，已非唐、宋正宗，比之宋人，已同郐下，无非无议矣。唯恽、蒋、二南，妙丽有古人意，其余则一邱之貉，无可取焉。”[7]一方面，画人物非黄均的风格，另一方面，画一位同时代的人物，仅仅以“卖画食贫”不能解释，如果说画家帮人画一幅不落款，亦即找不着作者的人物画尚且说得过去，而一旦落上画家的款识，就意味着画中人物是画家所崇拜、认可、尊重的，并以画此人为荣。作者已经离京20多年，再去画一位京城后生，还称其为“鄂伶”，并署上自己大名，这样会得罪人的，因而此举不可理解。

（五）内廷画家不避皇帝讳讲不通

有一篇题为《清十二帝疑案之皇帝的名讳》[8]的文章，提到清代每位皇帝的名讳处理办法和特点不一，其中道光也较特别，道光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旻宁，他的名讳处理办法是这样的：繁体字“旻寧”的“旻”字写的时候不能原封不动，皇帝及臣子在做文章、出书、考试碰到这个字时，曰字下面的一点不能写，一定要敬避，“寧”字也要做一个变通，即原来是宝盖头下面一个“心”字，敬避时要改成了一横一撇，变成“寕”，这随意而为之的，是当时朝廷的严格规定，是士大夫或者朝廷命官都要遵守的规则，所以新华字典中多了一个寕字，解释为“通宁”。而“余三胜画像”题记“南庭外学四品供奉春台班鄂伶余三盛道光辛丑于宁寿宫”中的宁字仍为“寧”，于礼不合，如果是一般的市井中人，不知避讳还情有可原，但身为内廷画家，天天在皇上身边混的人，却不知避讳，的确说不过去。他这样做，在当时一旦有人告发，一定会坐实大不敬之名，轻则削职为民，重则项上人头不保。所以，画家不会这么糊涂。

（六）题记与落款令人费解

画像题记为“南庭外学四品供奉春台班鄂伶余三盛道光辛丑于宁寿宫”，而落款为“于内庭”，这个组合有几点不合理之处，一是让人感觉好像画中人物当时所处的地方和画家作画的地方是不同的。因为一个是“于宁寿宫”，一个是“于内廷”，变成白话，就是说，余三胜正在宁寿宫站着，画家正在内廷作画；二是于某时某地的“于”字一般只用于作者或画家创作时的自称，画家一般不会交待他在为笔下的人物作画时，对方正“于”某某地，这有点别扭，不合常理，其实画家自己用一个“于”字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画中人物是在宁寿宫，说明作画者也在宁寿宫，那么，落款完全可以写“于宁寿宫”。如果作者先在宁寿宫看演出，后回到“内廷”凭记忆作画，那么作者可以落款“于内廷”，但对所画对象的题记不必用“于”字，按照常理，作者告诉读者的应该是某某人、在什么地方、演什么戏、扮演什么人。“于”多用于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不需要用。另外，如果是有人请作者画招徕画，作者更不用管画中人“于”什么地方，如果是画中人本人请作者画一张画作纪念，那么说明是现场作画，落款也应为“于宁寿宫”而非“于内廷”，同样，画中人也不应“于宁寿宫”接受别人来画自己，这样说话很拗口，而且在宫中演出的时间很紧，不似旅游，还可安心在那儿，一站一个时辰让人作画，像余三胜这样的演员，进宫应不稀奇，没有必要像现在的人照相一样，走到哪儿都照一张，今天于宁寿宫，明天于坤宁宫。而且，一个“于”字，相当于画中人物让人画自己，还特别看中“黄马褂”，标榜自己为南廷外学四品云云，既肉麻又有点像为已故之人作谥文、谥号，因此，这不像一位德高望重的梨园大家所为。总之，这个题记似要刻意告诉世人很多信息，用现在的话说，至少包含了这些信息：国家级演员、演宫廷大戏、四级干部、春台班掌门、湖北籍、著名演员、在宫中演戏，似乎有人希望将多年来没有弄明白的余三胜是否在宫中演过戏、是否被赐过四品的这些事通过这幅画全讲明白，做作之嫌极为明显。

二、对画中人物所穿戏服的质疑

“余画”的重要发现者王洪续在2010年第8期《东方收藏》发表的“《昭代箫韵》或是最早的戏剧人物舞台装画像”中得出结论：“综合对余三盛（余三胜）的考证，基本上可以断定，画中人物像是余三胜演《四郎探母》时的舞台画像”，指出此画“依据的是余三盛（胜）演出杨家将‘杨四郎’戏装而绘，同时画中人手持长枪也完全符合‘杨家将’戏曲的道具”，判定画中情景是杨四郎的扮相和戏服。依据这一结论，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当时演出《昭代箫韶》中杨四郎这一角色的官定戏服或者扮相，再与现在这幅所谓的余三胜画像进行对照，看差别有多大，就应该会真相大白，因为清宫戏中每一个角色的戏服都是依据《穿戴题纲》定制的，不会走样，也不敢走样。《清宫戏曲人物画》是根据演出实况写真的重要典藏资料，它对此做了更为生动真实的记录。这本珍贵的史料中所反映的人物造型相当于现代的一部纪录片，是铁定的事实。那么，只要将两幅画像进行对比，笔者认为，“余画”中所穿的戏服只要不符合《清宫戏曲人物画》便可证伪。在《清宫戏曲人物画》第九十八页中，清楚地记录了《昭代箫韶》中杨四郎在《四郎探母》中的戏服及扮相（见下图左），并在此画像中清楚注明了人物的服饰规制：“杨四郎，老年饰，俊扮；头戴附马套，雉鸡翎，狐狸尾，身穿红蟒，佩玉带，挂黑三髯。”[9]说明杨四郎是以辽国附马身份来探母的。

清代宫廷戏服是有严格规制的，某出戏穿什么服装都在《穿戴题纲》[10]中有明确规定，绝不能逾矩，《清宫戏曲人物画》正是依照演出时演员的服饰扮相由画工现场画出，供皇上、皇族及朝廷官员赏阅，在這本书的序言中也有明确说明：“戏出人物画中，大量是肖像性质的，画著名演员某出戏的写真画。此间，众多名画家画了许多戏曲的写真画，每个人的面貌神情以及服饰、头饰、化装的式样、色彩、图案等非常准确逼真。”“这些戏出人物画原藏于清宫，是由清朝内务府‘造办处’依据剧本专门为帝后，尤其是为慈禧太后绘制的供其‘养眼’的‘御赏物’”，“根据《穿戴提纲》等文献资料，作者一一注明画中人物的装扮、穿戴、服饰，并对剧情作了考订说明，大大丰富了图书的知识含量。此外，所收戏画，俱以‘乱弹’剧目为主，足见道光以后，乱弹已取代了昆曲、弋腔的统治地位；经考证，这一巨大工程是由画士沈振麟主持‘画院外’的画工集体完成。”

清宫档案中“杨四郎”戏服 新发现的“余三胜”扮杨四郎戏服

以上文字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出演《昭代箫韶》中杨四郎这一角色的演员戏服就是《清宫戏曲人物画》中的样子，已确凿无疑。当时杨四郎从敌国冒死偷偷溜到大宋行辕见母，整个主场是家庭亲情戏和集会戏，四郎这个时候的身份不是武将，更不是大宋武将，而是敌国将领，如果非要将他算作武将不可，也只能是辽国武将，而非大宋武将，只能穿辽将戏服而绝非宋将戏服，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余三胜画像”中所穿的服装先不管像哪个朝代的服装，有一点是肯定的，穿的是背插令旗、威风凛凛的“我朝”将服。一个敌国辽将，为见母亲一面，通过夫人帮助盗得通关令箭，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潜出，量不敢穿着大宋武将服装（也不一定有，否则有通敌之嫌）从辽营溜出后又混进宋营，那样的话他是准备送死了，不光宋营不会饶他，辽营也许早已将他捉拿或者击杀了，在历史故事中，四郎一近宋营就被当奸细捉住，返回辽营后事发，也的确差一点被处斩了，是公主求情才得以免死。因此，剧中四郎只能穿便服，但因他毕竟也是一国之附马，不能太寒酸，所以还是要穿红蟒、头戴附马套，也就是《清宫戏曲人物画》中的这个样子，这当是真实版的《昭代箫韶》中杨四郎的戏服规制。再退一步说，即便这身戏服在花色上或许有不同版本，但四郎绝不会穿“余三胜画像”中的大宋武将官服出演，那简直是颠倒是非的儿戏了。并且，翻看全本《穿戴题纲》及《清宫戏曲人物画》，几乎找不到与“余三胜画像”相近或相似的戏服图样，说明清宫戏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戏服，也难怪，时代太久远了，不可能与现代京戏一个样。

三、画像疑为PS京剧武生名家高盛麟剧照

从有关报道中可以看出，画像来历不明，“发现”的经过语焉不详，文物未经鉴定。先放下这些不论，单从画像本身也能看出破绽。从画题上看，此画中人物正在演出《昭代箫韶》，扮相为武生，主题很明确，说明这画是当时正演出《昭代箫韶》的情景画，相当于现代的“剧照”。但真正的《昭代箫韶》演出“服装多手绣，图案典雅精美”（201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报载在北京对《昭代箫韶》“复旧如旧”的演出也基本是按原戏的设计戏服原汁原味地呈现，从2013年北京演出的“剧照”中看不到现在这幅所谓“余三胜”画的影子，只有简洁古朴的打扮，剧中的杨四郎并没有背插“令旗”，只有头冠上插着两根长长的“地鸡尾”，与《清宫戏曲人物画》中所载的“雉鸡翎”是一致的，而此“余三胜”画像完全是一幅典型的现代京剧武生造型，在清代“四郎探母”宫廷戏中，四郎的角色是老生的穿着扮相，并且朝廷有明文规定，《穿戴题纲》就是规定性的官方档案文件，所以，不管谁来演某个角色，该角色的戏服是不能走样的。而新闻公布的所谓扮演杨四郎的“余三胜画像”与宫廷档案中精确定位的“杨四郎”戏服画像之间没有可比性，差别十分明显。

翻看现代京剧人物的剧照，更令人惊奇的是，所谓的“余三胜”画像竟与1989年逝世的现代京剧武生名家高盛麟的剧照几乎百分之百雷同，由此可以断定，所谓的“余三胜”画像完全是PS京剧武生名家高盛麟剧照，是一幅典型的蹩脚伪作，还不能称为“赝品”，因为所谓“赝品”是依真迹临摩的，即便是“赝品”也有一定的观赏和收藏价值，而伪作则不值一文，媒体的有关文章曾预估此文物的经济价值在50万元左右，实际情况则差之千里。170多年前的戏曲服装与今天的现代京戏服装相比，差别不是一点两点，更不可能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特别是连两人长相都一样，天下没有这么多巧合。由此不难理解作假者的行为意图，选黄均作为冤大头是因为他曾作过“内廷”画家，且与余同时代，又不太出名，且还在湖北工作过，不易被识破；题识“四品”是为对应同样没有更多依据的《罗田县志》所载，意图通过假画反证《罗田县志》的正确性，从而为“四品”之说正名。其实，大师之功绩已与日月同辉，无需再去争个什么三品、四品，甚至有没有画像也无关紧要。品位之争是狭隘的官本位思想的体现，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以为一个人特别是古人，只有最后被朝廷封了个什么名号才是最尊荣的事情；“鄂伶”之不合礼数与“箫韶”“箫韵”之误，只能说明造假者未深入考究和无知之故；将“黄均”“榖原”和“香畴”印章全盖上，是希望做得更真实，但却弄巧成拙；之所以用篆书作题款，是因为黄均的赵体字实在太优美、太难模仿，弄不好会让人一眼看出破绽，所以，作假者自作聪明，以为改用篆书就可以掩盖真相，瞒天过海，因为一般来说，篆书都是一样的，不易看出漏洞，殊不知，即便是篆书，书法家也各有特色，各时代也有各时代的特色，此篆书非彼篆书，且古人题画一般不会用篆书，会随手写来，尽展意气，更具特色。作假者聪明反被聪明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不过假得还算可以，不然也骗不了那么多热爱家乡、热爱京剧艺术的人士。

参考文献：

[1]王洪续.《昭代箫韵》或是最早的戏曲人物舞台装画像[J].东方收藏，2010（08）.

[2]（清）梁章钜，梁恭辰.楹联丛话全编[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7.

[3]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阴山工作室.清代宫廷画家黄均（黄谷原 黄榖原）作品集[EB/OL].http：///content/15/0719/01/21205651_485800030.shtml，2015-07-19.

[6]（清）蒋宝龄，蒋茝生.墨林今话[M].北京：中华书局，1911.

[7]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

[8]佚名.清十二帝疑案之皇帝的名讳[EB/OL].http：///p-35775570.html，2018-04-22.

[9]黄克.清宫戏曲人物画[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

[10]（清）升平署编印.穿戴题纲[M].故宫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