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藏“大富千万”紫砂壶品鉴
时间：2021-02-06 07:59:4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清代嘉庆年间，溧阳县令陈鸿寿与擅长手工制壶的紫砂艺人杨彭年合作，设计制作了多款名闻遐迩的“曼生壶”，不单使紫砂工艺走出低谷，达到一个时代高峰，更开启了一种造型和装饰的新思路，使紫砂壶摆脱庸俗，成为文人雅士展现文采、表达思想、寄托情怀的载体。
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极具文化韵味的作品，其造型丰富多样，装饰手法灵活而富于变化，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杨彭年款河图洛书盘、国山铭笔筒等紫砂制品。而故宫所藏的一件杨彭年款“大富千万”紫砂壶，则以其奇特的造型、不同读法的装饰文字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带给我们更多欣赏、玩味的空间。
“大富千万”紫砂壶
“大富千万”壶（图1，引自韩其楼、夏俊伟著《中国紫砂茗壶珍赏》），紫朱泥，壶形为鼓腹的方形，短流，弧形把手。柱形钮，钮顶端贴塑一枚外圆内方孔的古钱，钱文为篆书“大泉五十”，乃仿新莽铜币“大泉五十”（图2）而作。壶身一侧点塑阳文篆书“大富千万”四字，另一侧阴刻楷书近80字。曰：“汉泉范背文‘富人大万’，予以大布当千证之，‘人’字中应有一点，作‘千’字。回读之，文曰：‘大富千万’，于义亦顺，或久而剥蚀以致沿讹。孙氏古云曾以缩本法勒石赠余，制茗壶以俟考古者。癸未仲秋，X”(最后七字引自《收藏家》2000年12期叶佩兰《漫话曼生壶》，疑有误读）。壶流下方阴刻“名华十友斋清玩”（“斋”字韩其楼、夏俊伟《中国紫砂茗壶珍赏》误读为 “参”，叶佩兰《漫话曼生壶》及《收藏家》2002年第1期叶佩兰《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紫砂器》误读为“垒”，在此一并正之）。壶底有一圆形凹面，上钤篆书印“杨彭年造”。
癸未年应是清代道光三年（1823年）。此壶是杨彭年为“名华十友斋”所制茗壶。
从壶上铭文可知，“孙氏古云”曾以一件背面刻有在当时被人读作“富人大万”四字的新莽钱范为蓝本，以“缩本法”刻石赠与壶主。壶主在铭文中着重论述“大富千万”中“千”字的篆法，及由此而引发的这四个字的读法。铭文认为 “大富千万”这四个字可有两种读法：可依当时通行意见，右起竖读作“富人大万”；可左起回读（也称旋读）作“大富千万”，他认为钱范中 “千”字的一点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而剥蚀掉了，而被误认作“人”字。他在铭文中称“予以大布当千证之，人字中应有一点”，其中“大布当千”当指“大布黄千”铜币（图3），此币是莽钱“布币”之一，其 “千”字中的一横写作一点。但他其实并不敢肯定这个字到底是 “人”，还是 “千”，所以“制茗壶以俟考古者”。
而这位以“缩本法”刻“大富千万”赠与“名华十友斋”主人的“孙氏古云”又为何许人也？
“大富千万”印章
“孙氏古云”即清代著名篆刻家孙均，乾隆四十二年至道光六年（1777～1826年）浙江仁和临平镇（今余杭县）人，字诒孙，号古云，又号遂初。嘉庆元年（1796年）袭三等侯爵，官散秩大臣，后因病而裁爵，遂居苏州。能作铸金范模。工竹刻，长篆隶。篆刻取法陈曼生，纯以切刀为之，刀法雄健，布局谨严，印风静穆，作品虽传世不多，却为后人所重。在孙均存世不多的一枚印章中，正巧有一方“大富千万”印（图4，引自《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篆刻下》）。
此印纵24毫米，横19毫米，长圆形。印文为篆书“大富千万”四字，左起旋读；边款：“汉泉范之阴有大富千万四字，篆法古劲，余曾摹作小研（即“砚”，笔者注），友华仁兄见而爱之，属为此印，亦书家缩本意也，嘉庆乙亥 (嘉庆二十年，1815年)九月朔古云并记。 此范沿为‘富人大万’，以布货十品大布黄千证之当作‘大富千万’无疑，次日又记。”（引自《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7·玺印篆刻》）
从边款可知，此印面造型源于王莽时期的一件钱范，该范背面刻有“大富千万”四个篆字，篆法古劲，而当时人们将其读作“富人大万”。孙均以“大布黄千”之“千”字佐证，认为应当读作“大富千万”。
这里有一条重要的线索，边款中说此印是为“友华”所刻，联系紫砂壶上“名华十友斋”主人说孙均曾以“缩本法”刻石相赠，两人所说是否是同一方印章？而“友华”与“名华十友斋”之名何其相似，两者有何关系？是否同一人？
“大富千万”钱范
在分析这几个人物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前文所述紫砂壶和印章的源头——新莽“大富千万”钱范（图5）。
钱范是用来铸钱的模子，这是一件用来铸造“大泉五十” 的铜制钱范，范背面刻有“大富千万”四个篆字。新莽政权虽然仅有15年（9～23年），但其铸造的钱币品种之多、工艺之精美，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绝无仅有的：计有二种刀币、十种布币、六种泉币等近20个品种，“大泉五十”是“泉币”之一，是所有新莽钱币中流传使用最广者。
此范原件及拓片今已不存，图片及说明见于清人相关著录。图5引自清代刘体智辑《金文拓本·卷十四·泉范》1935年石印本，书中将四字篆文读作“富人大万”（转引自陕西省钱币学会主编《新莽钱范》）。可惜此书为刻本，其中图片并非拓片影印，无法得见字画细部，不知“千”字中当有一点之处是何情形。另据清人倪模《古今钱略》记载，此范高约16厘米，上下边宽约9.5厘米，中间最宽处约12厘米，然将范上文字误读作“大富六万”。
孙均的这枚印章从布局到文字的篆刻完全模仿“大富千万”钱范，只是尺寸较钱范小很多，这便是“大富千万”紫砂壶款中所谓的“缩本法”及孙均印章边款所谓的“缩本”之意。
“千”的写法及“大富千万”四字的读法
清人编辑的钱币著作中，收录多件背有铭文的新莽钱范，如铭文为“日利千万”（图6）的“大泉五十”钱范，铭文为“大利千万”（图7）的“货泉”钱范（均引自《新莽钱范》），及铭文为“母二”的“货泉”钱范等。然而，上述 “日利千万”“大利千万”及新莽钱币 “一刀平五千”（图8）的“千”字写法，与“大富千万”之“千”明显不同，前三者的“千”字中有一横，而“大富千万”中的“千”字缺少一横，看起来更像“人”字。再看新莽布币“大布黄千”及图10汉代吉语印“千万”中的“千”字，一横变成一点，与“大富千万”中的“千”字倒是比较接近。
从清人著录中看，“大富千万”钱范上的“千”字写法与篆书“人”字完全相同，右起竖读作“富人大万”是最易想到的，也是勉强可通的读法，但“富人大万”的吉祥语在汉代从未见过，其语义也显得别扭。
孙均通过与“大布黄千”的对比，认为此字为“千”，此四字当左起旋读作“大富千万”，可谓真知灼见。作为吉祥语，“大富千万”在钱范上是首见，但“大富”“千万”等词在汉代则是极常见的，如陕西华阴县西汉京师仓出土的瓦当“大富”（图9），及汉代吉语印“大富”“千万”“日入千万”（图10，引自黄主编《历代图形印吉语印印风》）等，均可作为孙均释读此范的旁证。至于钱范上“千”为何成为“人”字，也许正如“大富千万”紫砂壶刻款中所言，是因为年代久远以致铜范上“千”中一点剥蚀，而遭后人误认。至于孙均刻印所参照的是铜范本身还是铜范拓本，亦或是前人辑录钱范的刻本，我们无从得知，但参照刻本的可能性最大。
“友华”与“名华十友斋”
至此，我们对此壶的缘起及相关的文字问题已有了大致的了解。
篆刻家孙均对王莽“大泉五十”钱范背后的铭文“大富千万”四字非常欣赏，认为其“篆法古劲”，于是模仿其形其字制作了一方砚台，友人“友华”见而爱之，请求孙均仿之篆刻为印章，孙均便缩小尺寸刻成“大富千万”印章，并在边款中记其由来，次日又补记自己对钱范上四字读法及“千”字写法的考证。
孙均之友“友华”不见于史籍，“大富千万”紫砂壶流下“名华十友斋”当是壶主人的斋号，“名华十友斋”亦不见史籍。古代“华”与“花”通，“友华”即“友花”，以花为友也，《中国玺印篆刻全集》对孙均此印的边款便直接读为“友花”。而“名华十友斋”即“名花十友斋”，如果认为“名花十友斋”是这位“友花”先生的斋号，当不为太过。果真如此的话，订制这把茶壶的人便正是孙均之友“友华”了。另外，据故宫博物院叶佩兰文章，紫砂壶铭文的最后是“×”三个字，这个位置通常是落名款的地方，我怀疑叶女士释读为“”的两个字正确的读法可能就是“友华”，“”明显就是“友”字，而“”（“华”的繁体）字的某些篆隶书写法与“几”颇为相像。此壶刻款虽为楷书，但多处用篆隶笔法，这是清代文人好古的常见作派。这两个字外，“名华十友斋”中“斋”字也是一例，图片中可以看清该字写法，其结字方法作篆隶时常见，作楷书则少见，于是“斋”字就被误为“垒”或“参”。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未亲见此壶，所依据的是韩其楼、夏俊伟《中国紫砂茗壶珍赏》中的图片和文字，及叶佩兰《漫话曼生壶》及《故宫博物院藏明清紫砂器》等资料。认为“”可能是“友华”之误读，纯属猜测，更待目验原壶以证。
“友花”先生在得到孙均所刻之印8年后的道光三年（1823年），又请紫砂艺人以此印为蓝本制此紫砂壶，并刻铭文记其事本末。
此壶工匠款是清代著名的紫砂艺人杨彭年，壶主是“名华十友斋”主人，壶身刻款涉及清代篆刻名家孙均。整壶造型源于新莽钱范，壶钮装饰取材于新莽钱币。此壶相关人物和器物大多有据可查，在历史、书法、篆刻、文字考证等多方面都有值得把玩之处，实为难得珍品。也许一件优秀紫砂作品的价值和内涵正在于此，它已不仅仅是紫砂艺人精湛手艺的体现，更包含了诸多历史、文化和人文的因素，分外生动而鲜活。
至于制壶工匠是否确为杨彭年，在此不作确论。如果通过对此壶实物制作工艺等要素的考察，证实杨彭年果真是此壶制作者，那么，名匠与文人的合作又多一杰出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