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师生与国民党的周旋

抗战时期，国民党要求在大学普遍设立党部，将党组织触角全面伸入大学，实行党化教育；同时，共产党也在高校里建立自己的地下组织。战时大学校园遂成为国共两党较量的一个重要舞台。这种状况影响学人们全身心从事学术研究，不利于人才培养与学术增量产生。

西南联大的源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此前都形成了较成型的教授治校体制，三位校务委员会常委与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关系都较好，也真诚地拥戴他领导抗战，但对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仅有蒋梦麟相对积极，张伯苓竭力躲避，梅贻琦则坚决抵制，于是在西南联大演出了与国民党党化教育周旋的历史剧。

入党途径各不同

西南联大教授中的国民党员大约占半数，学生中的三青团（国民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成员较多，国民党员极少。联大国民党负责人姚从吾在致朱家骅的信中提到，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国民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有150余人，全校教授有155人，其中国民党员有80人。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超过了50%。

按理说，在有这么多国民党员的西南联大，国民党的渗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他们与执政当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专业群体，其中既有激进的“民主斗士”，有中共的组织，有民主同盟，亦有姚从吾这样坚贞的国民党党员，更多的人可能是介于几者之间。

西南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情形比较复杂，抗战时国民党发展党员有几种不同途径：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二是集体入党，军队士兵入党大多采取这一方式；三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特许入党，这种方式主要面向知识精英和各界名流。联大新加入的国民党员不少是以第三种方式加入。

1939年，国民政府要求在学校担任行政职务的人都要加入国民党，因而担任学校及院系行政职务的一批教授率先加入国民党。当陈立夫、张厉生要求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后，蒋梦麟立即拟具计划：

“第一步先介绍联大之各长之未入党者入党；第二步介绍北大清华南开各校原来之各长入党；第三步联大各系主任及三校原来之各系主任。如是则三校之健全主要分子，大部分为党员，则以后推行党务，如顺水推舟矣。”

1939年7月23日，蒋梦麟召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院处以上教授举行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人，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给默认的冯友兰等十余位担任行政职务的人送来了党证。陈序经等人在拒绝入党后，其职位并未受到影响。

冯友兰当时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积极意愿，此前还曾以学术与政治须分途为由，谢绝了朱家骅要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的请求，但他并没有拒绝蒋梦麟送来的国民党党证。这种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代表了战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对执掌政权的国民党的真实心态。多数知识界精英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示自己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

据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载，罗常培给闻一多一份入党申请书，闻一多并未反对，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影响，闻便打消了入党的念头，说明后来以“民主斗士”著称的闻一多，此时对国民党尚无明显敌对情绪。

国民党派系角力

在被介绍入党的人中，有的虽不大情愿，但碍于朋友“面子”不便拒绝而勉强加入。张伯苓1941年加入国民党时，最初孔祥熙曾让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动员其入党，继而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亦向张作过同样请求，最后是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赴张氏寓所，请其参加，并将党证放置在张伯苓的桌上，张伯苓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将党证“璧还”，只好认可。

联大教授中还有一批主动申请加入国民党的，理工科教授尤多，如张文裕（物理）、孟昭英（无线电）、范绪筠（无线电）、赵九章（气象）、苏国桢（化工）、王德荣（航空工程）、闵嗣鹤（数学）、施惠同（数学）、叶楷（电机工程）、马大猷（电机工程）、李庆海（土木工程）、叶日葵、郑师拙等。

他们入党多是由华罗庚引介，华在北伐时期（1926年）加入过国民党，后因没有参加登记而自动脱党。1942年12月，华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他感激于此邀其理科同事多人入党，将他们一一引荐给朱家骅。

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内有黎锦熙（西北师范学院）、陈寅恪（燕京大学）、伍蠡甫（复旦大学）、熊庆来（云南大学）、萨本栋（厦门大学）、金毓黻（东北大学）、竺可桢（浙江大学）、王星拱（武汉大学）、朱光潜（武汉大学），西南联大人数最多，他们是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华罗庚、姚从吾等。

西南联大校园内不只有国共两党之间的较量，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亦以此为舞台展开角逐，因派系分化为远近高低的不同状况。这种远近高低关系是以朱家骅和姚从吾为坐标，朱先后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三青团代理书记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44年11月转任教育部长。将党务推进校园是朱家骅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时期的一项重要举措。

姚从吾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与朱同岁，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时，（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姚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

姚从吾原本是一个埋首书斋的纯粹学者，自称“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一向不谈政治，与任何组织不生关系”。朱家骅推荐其担任联大三青团负责人时，他曾列举多种理由“恳辞”，后得知此事已由蒋介石批准发表，出于对朱家骅这位师长的尊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姚也随之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逐渐对政治产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并转化为一名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姚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又介绍身边一批同事、朋友相继加入国民党，罗常培、贺麟、雷海宗、华罗庚等人均是在他的动员和怂恿下，通过朱家骅亲自介绍入党。姚向朱家骅坦承，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发展过程中，私人情谊远胜过组织关系。

当他向朱家骅推荐某教授入党时，除简介其学问、品行外，还会介绍该人的私谊关系。姚推荐给朱的人，大多与朱有一定的学缘关系，或留学德国，或出身北大，或中研院同事等，西南联大留德出身的教授，大部分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学潮不断，蒋介石唯恐被中共所利用，因而一向态度强硬，主张必欲消灭于萌芽状态中；而地方军政当局因守土有责及利害所关，更不免反应强硬，往往大打出手，造成惨案。

对此，身居教育系统的国民党负责人及国民党籍教授们虽不以为然，但又无可奈何，只能亡羊补牢，居间调和，力求将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但随着学潮的频频出现，一些国民党人也由抱怨不满发展到逐渐与国民政府离心离德。这一点从国民党人在昆明“一二·一”惨案善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即可洞见。

多数重利轻信仰

由于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是否党员与能否掌实权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这就必然引发一些人从利益而非信仰考虑加入国民党。但在实际人事任用和晋升时，党籍有无仅是其中一道坎，对谋职谋位者而言关键是有无私人背景，这就使入党又成为结交私人关系的一个渠道。

联大教授中从个人政治前途考虑而加入国民党者不乏其人。其实入党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政治机会，多是希望通过入党而与朱家骅建立私人关系。联大国民党负责人姚从吾，在私下里一再批评联大教授“利害观念太重”。

他致信朱家骅说，联大教授“大抵学有专长，各有独见，均愿与政府及党国中枢要人私人发生关系，以言党务，则均事规避，故党务工作推行实难”，且“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然调高行迂，利害观念太重，即另有组织，实希望甚少。”

与陈立夫、张厉生等纯粹的“党官”引发不少人因厌恶而抵制加入国民党有所不同，朱家骅是一个政学两栖人物。同济的出身，留学德国的背景，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任职经历，以及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显赫头衔及其所掌控的丰富的学术资源，使朱家骅在知识界具有深厚的人脉基础。

朱在知识界不仅朋友众多，而且相当一批人对他执弟子礼。正是与学界人物之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家骅在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将党务推进校园收效明显。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相继加入国民党。朱家骅接掌国民党组织大权后，很快成为执政党联络和亲近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桥梁。

通过朱家骅介绍特许入党，一则可以体现自己的特殊身份，二则可以借机与介绍人建立私人交情。联大教授中那些想与“党国中枢要人”发生私人关系者，希望借由朱介绍入党而建立私谊，对国民党的“公”组织并无多大兴趣。为了迎合这种心理，姚从吾经常转请朱家骅亲自写信邀请入党；每当有党员教授赴重庆时，姚会函请朱家骅亲自接见他们以示笼络，朱本人也乐意利用这一机会壮大自己的派系势力。

相互制衡酿民主

国民党在西南联大的强势，并未导致其绝对的党化状态，除了当时梅贻琦等人对大学的“党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抵制态度，还在于在西南联大内部存在多种组织，其中主要的还有中共和中国民主同盟，以至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

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进入云南昆明，使昆明成了一个新的多元文化中心，也为民盟在云南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基础。云南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政府貌合神离，制约着国民党中央对云南的控制，为民主运动在云南的开展、民盟在云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重镇，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民主运动的重要篇章。

1942年冬，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派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罗隆基到昆明，为建立地方组织做准备。罗隆基到昆明即与先期南下的西南联大教授的盟员潘光旦、云南大学任教授的盟员潘大逵一起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1943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正式建立。到1944年底，民盟云南省支部的盟员已近200人，其中西南联大的潘光旦、罗隆基、曾昭抡、吴晗、闻一多、闻家驷、吴征镒、胡毅、王赣愚、朱驭欧、吴富恒及讲师陆钦墀都是其成员。

民盟的活动将争取民主作为主要目标，其成员大多数人基本上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一致的看法，但又不是完全接受中共的一切纲领，而是独树一帜，介于国共两党之间，标榜第三条路线，以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阵容。例如，罗隆基为民盟总部起草的政纲中，提出“英美的政治、苏联的经济”，“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主张，在昆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1944年秋，民盟云南省支部利用“双十节”庆祝的机会，举行五千余人群众大会，在全体一致举手通过事先准备好的宣言中，要求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汉奸以外的政治犯，改革财政经济，提高士兵待遇，平均分配全国军队的装备与供应等。

1944年12月9日，民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第一期正式出版，宣传民主宪政，主张建立联合政府。16日第二期，罗隆基在这期发表《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民主》一文，主张中国“让人民先有政治的自由平等……再用这样一个政治民主的国家以进行工业化……用政治的民主进到经济的民主”。

23日第三期，吴晗发表了《战时教育应有的措施》一文指出：“在民主政治之下，党务应该和学校完全分开。参加政党与否应是个人的自由”。“国立学校属于国家……也只有超出党派的利益的学校，才能造就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人才”。

西南联大教员中有国民党，还有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组织的存在，能够形成多方制衡，使得师生们没有丧失理性和独立自主性，依然还能做出属于自己的清醒判断。

理性有度法为准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为巩固后方，用武力改组了云南地方政府，中共认为“民主力量决不能示弱，必须寸步不让地与之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5年11月25日，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通过联大自治会联合云大、中法、英专等校，在云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政府闻讯后立即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于当日发布“禁止一切集会游行”的禁令，要求云大不得出借礼堂，大会组织者决定把会场改在联大草坪。

会议举行过程中会场被军警包围，并企图以枪声轰散会场，不料大会在枪声中镇定进行，至晚八点半散会时包围会场的军警又阻挠人群离开，十点左右参会者才绕道云大农场进城回各自宿舍。这一过程引发学生激愤，一夜之间联大民主墙上贴满大字报，700学生签名要求罢课，自治会据此宣布自26日起罢课。

联大罢课第一天，中央社发出题为《昨夜枪声，西郊匪警》的消息，诬称昨晚参会者为土匪，更激怒学生，于是中共地下组织发动昆明三十多个大中学校3000学生宣布总罢课。26日上午，联大教授会开会表示同情学生们的行动，并决定就25日晚事件向地方当局提出抗议。27日昆明市大中学生罢课联合会成立并设在联大，推定联大、云大、中法、云大附中、昆华女中五校为常委，总负责者为联大。

11月29日，叶企孙以代理校长身份主持清华大学1945年第二次教授会议，叶在会上报告“本校学生罢课情事发生及校务会议处理之经过”，并议决：一、同仁站在教育立场，对本月25日晚军警当局行为，认为重大侮辱，应依校务会议决议原则加强抗议（全体通过）。二、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劝令即日复课，由全体教授出席。除代理主席叶企孙先生、教务长潘光旦先生外，另推代表三人发言（通过）。三、抗议书起草委员八人，抗议书内容由起草委员全权负责（通过）。

这次会议的措施还没来得及落实，局势已陷入混乱，一方面罢课的学生发表宣言、上街宣传，以博得社会同情；另一方面当局29日召集五校三青团员开会，提出“以行动对行动”口号，准备组织“反游行”，29日一天就发生25起学生遭毒打事件，30日毒打、逮捕学生的事件更多，局势一步一步向恶性方向发展。

12月1日，昆明市各部门的特务打手、军官总队、鸿翔（伞兵）部队奉命全副武装分头骚扰各校。上午8时先向云大进攻，10时左右百余人冲进联大校门，用石块、瓦片、木棍殴打联大同学，被联大同学还击打退。

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昆华工校张华昌、联大师院李鲁连（原名苟极中）、师院女生潘琰等人被打死，史称“四烈士”。此外还有29人重伤，工学院教授马大猷路过联大校舍也遭殴打，另一教师手持电表路过被施暴者指称是无线电发报机，也被殴打……这就是史称“一二·一”惨案。

12月2日，叶企孙再次以清华大学代理校长身份主持召开本年第三次教授会。叶在会上报告情况后校务会议决议，分电教育部、蒋主席、宋院长，请派军政大员来昆彻查处理，并推代表三人赴渝接洽，还议决：

一、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三先生参加死难学生入殓仪式，代表本会同仁致悼（通过）。二、请主席向地方军政当局交涉，万一学生坚持抬棺游行，请准予游行（通过）。三、建议学生自治会，死难二同学在本校校园安葬（通过）。四、接受助教28人建议书中关于法律部分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研讨。法律委员会由周炳林、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五先生及建议书具名之法律系助教二人充任之（通过）。五、罢教问题延缓讨论。

为解决“一二·一”惨案善后问题，清华教授会分别于12月10日、17日、19日、20日、22日召开教授会，分别由傅斯年、周炳琳、梅贻琦主持。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叶企孙代理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亲自站在广场上主祭“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烈士，并主持组织法律委员会，处理与惨案有关的控诉事宜。他出面与云南省主席和昆明卫戌司令交涉，要求允许学生抬棺游行，既保护学生又竭力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做到了理性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