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运动先驱者李文宜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周恩来在上海》电视连续剧中，观众可见到，周恩来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被捕杀害之后，亲手将罗的一份遗书转交给上海的一位地下党女干部，遗书简单地写着：“望你学我之所学”。这位女干部就是当时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李文宜。

六十九年后，新华社在1997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说：我国妇女运动先驱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李文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如今近三年过去了，我作为李文宜亲属的一员，对她长期继承罗亦农的遗志，坚持为我国的革命和妇女解放事业贡献毕生精力，深感敬佩。她的革命事迹，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领导女师学潮参加女权运动

作为武汉人，李文宜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读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时，就在北洋军阀反动的政治高压下，领导和参加了女师学潮和武汉妇女读书会、湖北女权运动同盟等革命活动。

1922年，武昌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当时，革命先驱董必武、包慧僧等人，在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他们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陈潭秋发表了《妇女应联合起来争取解放》一文，唤醒了湖北女师等校学生的革命觉悟，她们有的给家长写信，要求解除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有一些学生不顾湖北督军兼省长和教育厅长的所谓“为维风化禁止剪发”的禁令，大胆地剪短了头发。有一次为庆祝太平洋国际会议的召开，女师竟有部分学生抛头露面走上街头参加了游行，保守的女师校领导认为这是无法无天的越轨行动，并且认定是该校教师刘子通在《武汉星期评论》上撰文鼓动的结果，就决定辞退了刘子通老师。

这件事在女师学生中掀了轩然大波，部分同学去质问校长王式玉为何辞退刘老师，并强烈要求校长继续聘请刘老师授课，校长置之不理，这个班的学生就集体罢课。校长想以保送她们上高师为诱饵来制止罢课，但同学并未上当。最后校长竟使出杀手锏，把其中带头闹事的五名同学开除出校。

罢课的事，李文宜因不在这个班上并不知道，后来听说要开除这五个同学，十分气愤。她立即站出来，领导同学到校长室向校长据理力争，要求校长收回成命，校长坚决不同意。这时候李文宜当机立断号召同学说：“姐妹们，整队吧，我们找教育厅长说理去，我们一定要为五位姐妹讨回公道!”

教育厅长要袒护校长，不敢和学生辩论，只得采取空城计的办法，整个教育厅找不到一个人。李文宜决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她请大家在大厅里坐以待旦。李文宜的父母知道此事后都表示支持，她母亲和姐姐还买了两屉包子和两大壶开水，送到教育厅请大家吃。第二天，学联代表和其他学校的代表也纷纷前来慰问，送来许多饼干、糖果表示支持，这使女师的同学更加充满信心。

直到第三天，教育厅长才来了，他把带头的李文宜和蓝淑文叫到厅长室去，说经过研究决定，给五位开除学籍的学生发给毕业文凭。但她们还差半年的学习时间和实习时间，校长同意为她们在校外办补习班。同学们讨论以后认为：不让他们返校念书使人反感，但能发给文凭就是恢复了她们的学籍。被开除的五名同学也表示满意，于是，她们高唱凯歌回到了学校。

紧接着，李文宜又积极参加了湖北的女权运动。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就在武昌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同时还成立了由党领导的“妇女读书会”，李文宜和她的女师同学都是读书会的成员。读书会请陈潭秋等人为大家讲解了《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俄国十月革命》、《妇女解放问题》等。

读书会还办了一个《妇女旬刊》杂志，大力宣传妇女应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要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解放。

随后，在妇女读书会的基础上，武汉又成立了“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

李文宜被推选为同盟会的领导机构理事会的委员。女权运动同盟会提出了十项奋斗目标，其中有争取男女在宪法上有同等权利，要求在宪法上增加条款规定蓄妾者以重婚论罪，禁止买卖妇女，女子与男子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等。

“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后组织过多次有革命意义的社会活动，比如在1923年参加武汉各界一百多个团体五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会后举行了游行，高呼“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抵制日货”等。

“女权运动同盟会”还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武汉演讲。他在演讲中主张男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要平等，而且要通力合作，不要另立门户。当时李文宜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聆听了他的教诲。不久李大钊就英勇就义了。出人意料的是，三年后“女权运动同盟会”就被当局查禁，作为“非法团体”予以解散。

1924年李文宜在女师毕业了。她毕业考试的成绩名列第三，但因她带头闹学潮，被扣了“品行”分50分。毕业后别的同学都被武汉各小学聘去当教员，唯独李文宜没人敢请。她坐在家里闷闷不乐。后来她经好友介绍到武昌大学附小任教，并于1926年3月3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组织没有公开，和她秘密并肩战斗的还有蔡畅和赵君等。

解救妇女 反对缠足

早在二十年代，党中央就很重视开展妇女工作，在“女权运动同盟会”解散后，湖北的共产党组织决定重新组建“武汉妇女协会”。妇协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办一个“妇女补习学校”，以便从中发现和培养妇女干部。这个任务交给了李文宜。她为完成这项任务，在业余时间东奔西跑，从租房子、买桌椅、置办各种杂物开始，直到招生上课，她都一手包了。

当时，湖北省被军阀吴佩孚占领，直到1927年10月北伐军才把吴佩孚赶走，共产党由地下转为公开，中共武汉区委改成了湖北省委，省妇协的工作也开展起来。李文宜被选为妇协的组织部长。她在全省61个县、市发展了妇协组织，会员总数达到了三十二万多人。妇协会员在农民协会中成为一支有生力量，她们对土豪劣绅进行了斗争。

黄梅县有一个土豪姓张，是名族长，竟贩卖了七十多个寡妇。农协和妇协发动群众把他打倒了。在打倒土豪劣绅的同时，夫权也随之发生动摇。丈夫不敢欺压妻子，否则也会受到惩罚。许多受迫害的妇女，如被迫卖淫的娼妓、小老婆、婢女、童养媳、受丈夫打骂虐待的妻子、被父母包办婚姻的姑娘，都纷纷逃到省、市妇协去诉苦，要求妇协帮助她们脱离苦海，妇协都尽可能帮助她们。有一个娶了十个小老婆的富户，其中一个小老婆来妇协诉说她受丈夫和大老婆的虐待，妇协的蓝淑文听后十分生气，就学农协的办法，动员了几个女同志到那富户的家去，要抓她的丈夫和大老婆游街，他们听到风声就吓跑了。

有的妇女要求离婚的，妇协也帮助她们到法院起诉。有一个油漆商店店主的女儿叫倪梅英，因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愿出嫁，夫家父子竟带领二十多人到倪家来抢婚，强迫成婚，并禁止倪梅英的一切行动自由，还对倪实行种种迫害。梅英逃到妇协哭诉，夫家竟胆大包天，纠集一些流氓包围妇协，扬言不交出梅英，就要砸烂妇协。妇协的同志不畏强暴，仍帮助梅英到法院起诉，终于离婚成功。类似的在李文宜和她的同志帮助下获救的受苦妇女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二十年代的湖北还残留封建社会妇女缠足的陋习，为此，1927年湖北省妇协要求政府发布禁止妇女缠足的禁令。禁令有以下条例：“取缔缠足以三个月为劝导期，如在劝导期内仍不放足，将课以罚款，并重新限期放足，如仍不听劝导，将由政府予以严惩。”

李文宜和妇协的其他同志全身心地投入此项运动。她们首先深入社会、家庭、学校、工厂、农村进行宣传和劝导。为了更有效地劝导，她们编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姐妹们，快听着，大家快快来放脚，包了脚，身体弱，走不得远路，做不得重活，自然要靠男人过，自然要受人折磨，怪不得男人打骂我。放了脚，多快活，走得远路，做得重活，自然不靠男人过。你看快活不快活?”有些妇女听到了歌声就暗暗流泪，触动了她们的感情，激发了她们放足的决心。还有一首放足歌是教妇女如何放足的方法，歌词是这样的：“放足乐，乐如何，请君听我的放足歌。棉花塞足缝，走路要平过，酸醋同水洗，裹时勿要多，七日剪一尺，一月细功夫。夜里赤足睡，血脉好调和。放了一双足，就不怕风波。放足乐，乐如何!请君同唱放足歌。”

宣传队深入民间，看见有裹脚布就没收，看见没有放脚的妇女就劝导，不听劝导就依法罚款，一次罚款仍不放脚，再来劝导，仍不听再罚款。有一次，她们在街上听见一户人家有幼女啼哭，入户一看，见一个老太婆正在给六岁的孙女裹脚。宣传队向她讲道理，禁止她这样做。她却说，“孙女裹脚是终生大事，罚几块钱算什么，你们别多管闲事。”宣传队看她这样顽固，就对她说：“放脚是政府的规定，你不给孙女放脚就拉你出去游街。”老太婆害怕了，不敢再给孙女裹脚了。经过这样宣传动员，放脚逐渐成了当地新的风气，后来许多青年男子也开通了，发出“不是大脚姑娘就不娶”的宣言。

新婚燕尔 痛失爱人罗亦农

1927年，正当北阀军胜利进驻武汉之际，蒋介石却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开着大卡车四处抓人，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党中央在汉口举行了“八七”会议，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在汉口设了长江局，由年轻有为的罗亦农担任长江局书记。

李文宜第一次见到罗亦农，是在1927年北伐胜利后武汉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时期。有一天李文宜去看望董必武，只见董必武很严肃地坐着一言不发，坐在旁边的钱介盘告诉她，李汉俊在詹大悲处下棋，结果两人同时被捕，都被杀害了。钱要她少出来活动，因为他们的名字，包括李文宜在内，都在报上被通缉了。李文宜听了心中很是悲伤，但她并不灰心丧气，决定要跟共产党走，决不后悔。

正在这时，向警予通知她，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做形势报告，问她去不去听?她听了十分高兴，来到了开会的场地——刘家祠堂，参加会的有四十多人，其中只有三个女同志，她们是向警予、赵世兰和李文宜。做报告的同志穿了一身浅蓝色的夹衣裤，两脚踩在一条长凳上，讲得汗流浃背。他说，现在的革命形势已经恶劣到危险的关头，但只要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奋斗，一定能够度过这一关。他讲得非常鼓舞人心，悲观的气氛一扫而空。李文宜向别人打听作报告的人是谁?人家告诉他，他就是党的领导人之一、长江局书记罗亦农。

当时赵世兰任长江局秘书，赵世兰去莫斯科学习后，蔡畅就派李文宜接替赵世兰，担任罗亦农的秘书。从此以后，李文宜就和罗亦农朝夕相处，她发现罗亦农是个很幽默爱开玩笑的人。

党中央从9月起陆续向上海迁移，罗亦农得到通知，要他结束长江局的工作，赴上海参加11月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罗定于11月初动身，他告诉李文宜，不久会调李去上海工作。

他在工作极端紧张和繁忙时，还托党内同志利用出差的机会在长沙买了几幅湘绣送给李文宜和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其中送给杨的一幅《马》，他特别嘱咐是他和李文宜共同送给杨之华的，内中的的含义自然不言自明了。

有一天，中央领导同志李维汉、瞿秋白、罗亦农等正在楼上开会，李文宜在楼下工作。不一会，罗亦农下来告诉李文宜，刚才他们发现对面的草地上有几个行迹可疑的人在徘徊，恐怕是特务。于是，会就提前结束了，开会的人相继从后门偷偷地溜走了。过不几天，罗亦农回来了，手上还提了一个留声机，并对李文宜说：“你一个人呆在机关很寂寞吧，我买了几张唱片给你听。”罗亦农关怀的语言，使李文宜从内心涌出一股爱的暖流。

当罗亦农偶而有空闲时，他和李文宜常常在黄昏时到河边堤岸散步，美丽的夕阳笼罩着他们全身，他们互相越来越亲近，终于堕入爱河。

1927年11月4日罗亦农为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李文宜一起登上了去上海的长江轮。

到达上海后，他们住进了党组织为他们租的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当时共产党已转入地下，为避人耳目，机关必须家庭化。所以李文宜只得扮成家庭主妇，她和罗亦农也就正式同居了。

1928年元旦，在上海工作的党的领导同志决定在这里举行新年聚餐。凡是有夫人的都双双入席，如瞿秋白和杨之华，李富春和蔡畅，周恩来和邓颖超。罗亦农这时正式宣布他和李文宜久已同居，他们也坐在一起，大家举杯向他们祝贺。

形势越来越险恶，蒋介石早已悬赏巨额奖金通缉罗亦农。罗亦农早上出去，就不知晚上能否回来。为了有一个公开身份作掩护，这时李文宜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罗亦农又去武汉工作。当他从武汉回来不久，就被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引渡到专关政治犯的龙华监狱。党的同志想尽各种办法营救，都无济于事。有一天有一位同志找到李文宜，叫她坐上黄包车，到龙华一所大学的马路口，去看电线杆上贴的布告。她以为是要她去执行什么任务。当她找到电线杆，抬头一看，只见布告上写着：“共匪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下署“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日期是当日。在细雨迷蒙中，她的泪水和雨水溶成一片。她迈着沉重的双腿，寻找刑场。好不容易找到了，看见草地上一大摊血迹，旁边有一块雪白的毛巾，她认出是他的东西，两眼一黑就晕倒在地了。黄包车夫看她可怜，把她拉回了住地。她刚回到美专宿舍，就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说美专已有危险，要她立刻离开，她不得不离开她热爱的美术事业。在这里她只学了两个月，仅仅学到一些皮毛。(后来知道，出卖罗亦农的是党内叛徒何家兴和贺稚华夫妇。)

当她终日以泪洗面，沉浸在无边的痛苦中时，周恩来来看她，并交给她一张字条，原来是罗亦农的遗言，上面写着：“哲时(李文宜的原名)，永别了，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灵若有知，将永远拥抱你。”看完字条，她泪如泉涌，但她决定学他的所学，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抗日前后艰难的妇女革命活动

1928年5月，李文宜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以及她的女儿独伊一同登上一艘货轮，开往大连，再经中东铁路到莫斯科，准备去中山大学学习。

这时，恰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参加六大的代表陆续来到莫斯科。代表们大多认识罗亦农，所以对李文宜很表同情。大会负责人还允许李文宜旁听六大会议。

六大结束后，李文宜和代表们还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军训结束后，中山大学也开学了，李文宜立即到中大报到。

李文宜被编在一个特别班里，这个班被戏称“老头子班”，其中有何叔衡、董必武、钱介盘、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等。他们学习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世界经济史》、《农民运动史》、《工人运动史》等等。

中大提出，为了回国做秘密工作便于隐蔽，最好学一门手艺，李文宜就学了四个月的纺纱技术。

1931年回上海后，李文宜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委员和女工委员。为方便革命工作，她到了一家纺纱厂工作。她改名叫李小妹，说自己丈夫死了，没有依靠，只好在工厂做工。她发现上海的纺纱机是从美国进口的，转速快；莫斯科的纺纱机比较落后，转速慢，她对新的机器不能适应，还要从头学，所以她只算是一名学徒工，每月只有六元钱的工资，还要给工头师傅一半。为了讨好工头，她索性连另外三块钱也存在师傅手里，而她的生活费全靠她当中医的老父亲每月寄二十元钱维持。

有了工作还要找住的地方，她从电线杆上贴的广告中找到了一个“灶披间”(连着厨房堆柴火的屋子)，她就租下了。区妇委知道她有了住处，就给她分派工作。下班回来，她除了自己买菜做饭，还要写传单、刻蜡板，为党做宣传工作。

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还很盛行。有一天省委一位领导人到她的住处，对她说，“6月3日是反帝日(烧鸦片反英帝的日子)，你要组织工人游行，要大家带上鸡蛋和西红柿。”李好奇地问：“是怕工人饿了充饥吗”?王说：“不是，是游行队伍经过领事馆时，拿西红柿和鸡蛋以及石头打进领事馆的大门去。”李说：“这样做恐怕不好，必定会引来巡捕，把工人抓去。我们应保护工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李当时不知道王是省委书记(王并未做自我介绍)，也不知道他是来作指示的，因此说话不太客气，哪知道竟惹了大祸，王先是给她扣了一顶“取消主义”的大帽子，后来又借口她去看望一位刚从狱中保释出狱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李国禹时，没有向党组织请假，这样她就被开除了党籍。

但是李文宜并没有因为自己被开除党籍而丧失了革命意志，她认为不是党员也照样能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

1937年7月7日，北京芦沟桥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李文宜找了几个朋友商谈，决定组织一个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湖北妇女战时工作团”。工作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募集军鞋十万双，捐献给前方战士。此事得到了广大妇女的响应，十万双军鞋堆积如山，很快就给部队送去。

当日寇疯狂屠杀中国老百姓时，一批孤儿流浪街头，有的还被日寇送到日本做细菌试验品。为了抢救这批儿童，以邓颖超为首，包括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等名流，倡议成立儿童保育委员会，他们一致推举李文宣、李德全等人组织了筹备委员会。她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救出一批批难童，收容在保育院内，随后，逐渐撤退到重庆去。

1943年，李文宜来到昆明，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并领导“云南妇女联谊会”、“云南职业妇女会”、“妇女读书会”等，还参加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宪政研究会”，积极宣传和动员知识妇女参加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她还担任“云南妇女联谊会”主任、《云南妇女》编委。1945年10月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兼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同时继续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1946年，她被恢复了共产党党籍。1948年她出席了国际妇女和亚洲妇女代表大会。

解放后，她又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第一届妇联大会。此后，她相继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优秀女党员。

(责任编辑　程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