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任继愈先生给青年学者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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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不仅人品高尚，学识渊博通达，治学之德亦能垂范后世，而且他们的爱国报国之情令人敬仰。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更是身处高校的青年学者学习的典范。
关键词：季羡林；任继愈；人品；学识；治学；爱国
作者简介：王建宁，男（1976-），陕西洛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文化翻译，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9-0190-02
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须“先修身而后能”。当下中国青年一代，尤其是青年学者较为熟悉的两位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先生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学习典范。
一、人品高尚，让人高山仰止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一日，当代中国两位学术泰斗季羡林、任继愈同日辞世。两位先生不仅学贯中西，享誉中外，人品上都是德高望重，让人高山仰止。中国民主同盟蒋树声主席深切缅怀两位先生，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胸怀天下，心系苍生，广学坚守的读书人。季老和任老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在做人和做学问上，从来都是‘惟人惟学，惟人在先’。”[1]p1季羡林（1911-2009），山东临清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德国哥廷根大学研究生，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并任首任系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著作等身、学富五车的季先生，晚年坚决请辞“国宝”、“国学大师”、“学术泰斗”称谓之举，不仅让国人看到了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的大师风范，更为后来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季羡林先生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境界就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认为这是季先生“夫子自道”。[2]p161
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1938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等著名学者研习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5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64年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1987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在做人的方面也同样是我们的楷模，尤其是做学问人的楷模。他待人真诚平和，不慕虚荣，平易近人。任先生一生，总是把做人和做学问联系在一起。据《新华日报》上赖永海的文章《吾师任继愈》，任先生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做人品德是他一生恪守的“四不”原则，即“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和“不当挂名主编”。
二、学识渊博通达，为世人艳羡
古人说：“立身百行，以学为基”。季羡林、任继愈先生学问立身，并胸怀社会苍生，以辉煌的业绩、卓越的建树报效祖国。季先生近耄耋之年，忆及往昔留学岁月，写下《留德十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经历了清末、民国、大革命、抗日、建国、文革的大师在年轻时代的一段求学经历。1936年春，年轻的季羡林远离故土，却满怀强烈的求知欲，选择印度学作为他的主修方向。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3]然而，学习梵文，也并非一帆风顺。这是一种在当今世界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季羡林感到了困难，但他却下决心要征服它。[4]p59-61他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终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他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翻译了大量梵语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并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著作。
任继愈先生早年追随汤用彤、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学术大师，从事佛学研究。任继愈先生创立了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任先生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包括：（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佛教。他先后发表《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论文，在中国学术界开辟了佛教研究乃至整个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并因此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5]p22（二）在当时思想界普遍认为“中国无宗教”时提出“儒家宗教说”，即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这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基贡献。
三、治学之德，垂范后世
据中文维基百科，自1978年至2000年，季羡林先生培养了5位硕士和5位博士，总共指导了9位研究生，其中王邦维在季羡林先生指导下读了3年硕士、5年博士。据黑龙江新闻网报道，季先生去世后，北大教授谢冕讲，“季先生非常平易近人，穿着朴素，非常低调，不太爱出头露面……他做学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他生活本身。”在担任北大副校长时，衣着朴素的季先生被一名刚报到的新生称为“老师傅”，并替这位学生照看行李。这在北大被传为佳话。
任继愈先生于1978年起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任先生要求学生们必须回归原典，一本本地阅读先秦诸子原著，读完一本书就得写读书报告，并且交由他亲自批改。批改完之后，他还要找学生一个个面谈。1982年起开始主持编修《中华大藏经》。在此过程中，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据采访过他的记者称，任先生当时仍然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读书著文。并且讲他自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晚上九点就休息，早上四点就起来，以保证他的工作时间。在如今这个颇不宁静的学术界，我们更应当好好地体会任先生的治学之德。
两位先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修德守身，淡泊名利，却把道德文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今天这样一个迫切需要重拾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转型社会，发扬前辈之风范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深深爱国情，拳拳报国意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大儒的履历中，有着太多的不同，又有着数不清的相似，以学问报效祖国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们勤勉治学、勤谨做人的动力所在。1935年，季羡林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海外苦读十余年，祖国之思日夜萦绕，亲情之念越发悠远。尽管已经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还是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美好的异国恋情，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任继愈先生曾经在《我的追求》一文中写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在任先生一生为学中，他正是将这种爱国情怀、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思深深融入了学术研究之中。两位先生将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系一身，虽历经坎坷曲折，始终怀抱深切的爱国热情，持守信念与理想，追求真理，不改初衷。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两位老人虽已驾鹤西去，但他们人品高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并身怀爱国报国之情，堪为中国青年人生道路上的导师，尤其是身处高校的青年学者为人、治学、报效国家的楷模。
参考文献：
[1] 蒋树声. 惟人惟学 惟人在先——深切缅怀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J]. 群言，2009，(8):1.
[2] 季羡林，王岳川. 与季羡林先生对话中呈现新思想[J]. 山花，2010，(13):161.
[3] 季羡林. 留德十年[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 闫志刚. 季羡林:留德十年[J]. 留学生，2009，(4):59-61.
[5] 胡绍皆，黄奎. 修辞立其诚 无意著东风——访任继愈先生[J]. 中国宗教，2005，(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