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萌山同志印象记
时间：2021-02-19 08:03: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最早听到并记住了徐萌山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50年代读中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庆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中有时任台盟中央秘书长的徐萌山同志。还有一次，是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在主席团名单中又看到了徐萌山。那时年轻，也没有什么社会和政治知识，心中对能出席国宴和能进全运会主席团的人，都有一种崇敬之情。再加上他的名字中有个“山”字，脑海中便有了一种他身材伟岸、气度不几的高大形象。
实际见到徐萌山同志的时候，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末。果然，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加上一副宽宽的肩膀和一张黝黑的犬脸，自然有一种让人望而敬畏的气势。但是一经接触，他的热情、亲切，全然没有架子，又立刻让我打消了他高高在上、可能不易接近的顾虑。有了更多接触之后发现，他性格开朗，脸上总带着笑，而且常常开怀大笑。有一次在京台胞联欢，他甚至放下身段，登台跳起了踢踏舞。
话说“文革”结束之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胞同胞书》，阐明了党和国家新时期的对台政策和方针，我所在的《中国建设》杂志开辟了对台报道专栏。社领导把对台报道的任务交给了刚由翻译转任编辑、记者的我。第二年，宋庆龄创办的这本刊物创办了中文版，她要求中文版要“为大陆同胞和海外侨胞、台湾同胞及港澳同胞之间添加一条联系的纽带，沟通信息，增进了解，交流感情”。这就意味着，对台宣传不仅是办好一个栏目的问题，而是整个中文版的首要任务。而我，既无台湾关系，对台湾也无多少知识，只能边学边干，逐步增长才干。到2009年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之际，我曾为中国网撰文回顾自己从事对台报道和见证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2013年，我曾任总编辑的《台声》杂志创刊30周年的时候，我又写过《<台声>与我的台湾情结》一文，对曾经对我有过帮助的许多老领导、老前辈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徐萌山的名字自然在列。
徐萌山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在校期间，他曾任暨南大学台湾同学会主席、上海台湾同乡会理事。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台湾“二·二八起义”时，徐萌山曾在上海参加上海六团体声援会。1948年，他进入华中解放区，在中共华中工委党校、中央团校学习。1949年，他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市侨联副秘书长，全国青联执行委员等职务。1952年到1987年，他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第一至三届秘书长。1992年11月，他被选为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副主席。他是第三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最多、也得到他帮助最多的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他还在担任台盟总部的秘书长，没有宣传部长，台盟的宣传工作是由徐萌山分管的。而具体工作则由他的助手周金益负责。多年中，我在工作中得到他们许许多多的关照和帮助，同时也看到了以新的精神面貌投身于台盟领导工作的徐萌山的形象。
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台盟在“文革”期间也被迫停止活动，许多台湾同胞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被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台盟恢复参与一些与台湾问题有关的政治活动，也只是1973年之后的事。名义上还是秘书长的徐萌山，当然见证了这一过程，更参与了“文革”后台盟全面恢复活动的过程。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台盟也重获新生，有了新发展。第二年10月，为筹备新一届全盟代表大会，台盟成立了由李纯青、田富达、徐萌山组成的领导小组。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徐萌山继续任为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台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台盟在香港成立32年之后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的盛会。30多年来，台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过了光荣伟大而艰难曲折的道路。在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为推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而召开这次大会，有着重大的意义。我被邀请参加大会的报道。我看到，那些经历了“文革”劫难的老台胞们再次相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作为会议秘书长的徐萌山，更是跑前跑后，日夜忙碌。在百忙当中，他对我们这些新闻记者也予以细致的关照。在这次会议上，徐萌山当选为总部理事会秘书长。以台盟第二次代表人会为标志，台盟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台盟总部在迁入位于景山之东的新址前，办公地点在西直门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南楼。那时候远未像现在这样通信便利，打个电话不太容易，要见领导同志一般只好直接登门，领导们也不把是否有提前约定当回事。当时我最喜欢去台盟，有事去，没事也经常去看看。落脚之处，都是大忙人徐萌山或者周金益的办公室。每次都是推门而入，每次都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交往多了，便有了感情，成了朋友，徐萌山总是以“小魏”称我，我也很随便地叫他“老徐”。君子之交，谁也没有觉得不自然。
我那时在对台报道中最大的困难，是对党的对台政策还在学习中，但这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取得进步，而更主要的困难则是与老台胞们的接触，以前认识的人不多，了解的人就更少。老徐在这方面对我帮助极大。只要我提到某位台胞的名字，他立刻就说出此人的大概经历。此外还主动提供条件，让我多与老台胞们近距离接触。比如台胞老前辈中有位王万得，是当年台共的创始人之一，但我以前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正是老徐，让周金益同志带我专门去王老家中拜访。当时他已年过八旬，身体很差，但还是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台湾同胞的奋斗历史，许多鲜活生动的事例，让我对台湾同胞的爱国精神和反抗日本殖民者而付出的牺牲，有了更多具体的认识。这对我后来的对台报道和写作帮助很大。
而对于台盟，采访过她的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之后，每当盟里有重要活动，比如召开理事会、“二·二八起义”周年纪念、欢庆重要节日、主题研讨会等，特别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历次代表大会，在老徐的关照下，我基本上一次也没有拉下。于是结识了苏子蘅、李纯青、蔡子民、田富达、陈炳基、周青、叶纪东、李敏宽、林盛中、吴国祯等台盟领导，也逐渐在台盟总部（后改称台盟中央）机关各部门的同志增进了友谊。进而又认识了经常来北京参加活动的外省市台盟分部中的老台胞，如上海的郭佋烈、石光海，天津的董克，广东的李辰、徐进星、郑晶莹，福建的张克辉、吴愿金，湖北的曾重郎……此外，也是受益于徐萌山的热情侠义，中央新闻单位的许多记者都成了台盟总部的常客，我也因此与他们成了在工作中互相帮助的朋友。如新华社的李尚志、杨远虎、端木来娣，中央台的洪永固、陈国雄，人民日报（海外片反）的张连兴，中新社的郭招金、郭伟锋……这一切，对我的工作自然大有裨益。说实在话，正是有了与这些定居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不断接触，与各新闻单位同行的不断交流，我不但学到了更多的台湾知识，不断积累了对台报道的经验，也对台胞同胞的情感世界有了感受，对他们有了感情。走笔至此，对老徐的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也勾起我对他深深的思念。
徐萌山多年分管台盟的宣传工作，但自己的文章写得并不多。我有幸读到的，只有他于1978年发表的《周总理十分关怀台湾同胞》一文。今天再读此文，不仅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写作方法上也完全符合对台宣传的基本要求，就是用事实说话。全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一件件事实，没有什么空话、套话、大话，堪称对台宣传的范文。从文中可以看到，有些事实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因而读来更加让人觉得可亲、可信。如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说，台湾是套在美帝脖子上的绞索。周总理也发表了重要声明。老徐在文中说，他以台盟秘书长身份参加这次会议，亲自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深受教育。他任文中还写道，1958年他参加了周总理召集的一次会议，在握手的时候，总理说：“你是头一次来的吧，过去没有看到你。”他介绍了自己后，总理说：“噢，对了，我知道。”总理亲切的目光和慈祥的笑容，使他激动万分，当时他只说出了一句话：“总理好！”以后，在周总理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他多次亲耳聆听总理亲切的教导，使他在思想上明白了很多道理，深刻体会到总理对台湾同胞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又举例说，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指示下设立的。1972年8月总理曾指示要邀请台湾同胞参加台湾厅的筹备工作。后来总理发现台湾厅太小，又指示把以另一个省命名的厅改成台湾厅。周总理对海外归来的台胞说过，把那个比较大的厅改成台湾厅让台湾同胞用，这是有意义的。后来有些台湾同胞对厅内的陈设布置提出了一些意见，周总理就指示组织一个班子进行修改，直到他病重的时候，还不忘审定批准修改方案。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同志根据周总理生前的意愿，曾经把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台湾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