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场”回到“文学场”
时间：2021-02-23 07:58: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于赵柏田：
赵柏田，小说和随笔作家。1969年8月出生于浙江余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有作品两百余万字，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及年度排行榜，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曾获“十月”散文奖、2000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全国大红鹰文学奖等。致力于思想史及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
导语：
赵柏田的写作最重要的价值，也是他与余秋雨非常重大的区别，在于他找到了一种有效的叙事方式，一种从先锋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话语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同时也本源自新史学，在史实与想象、历史与现实经验之间架起了一道奇妙的桥梁，经由一个个隐秘的通道，把现代性和人类性的经验在历史场景中还原。与当下流行的所谓“文化散文”不同，赵柏田的非虚构性作品把一种带有强烈“现代主义”色彩的个体存在经验，灌注进对历史的人与事的追忆与想象中，以个人的生命体验打开历史的“黑匣子”，让消失了的人与事，向当代经验敞开和发声。（张闳语)
赵柏田的技巧在于他对历史的叙事有一种小说化的训练。对于小说中细节的掌握，对日常生活的重视，是这一代小说家最擅长的。他们普遍由过去的宏大叙事的叙写转向了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呈现，柏田的由小说转向历史叙事显得非常自然，他把一个小说家的训练有素的目光投向了历史深处，小说化的叙事里又尽量做到了学术上的严谨，让我们看到这一代对历史认识的深度、广度和厚度。 他通过一种小说化的叙述方式找到了历史的真切度。（施战军语)
关键词：
历史叙事诗与真结构文学场域历史场域史诗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看《赫德的情人》，很久才看出了点名堂：原来单章是儿子的往事叙述，双章是聚焦赫德的从旁叙事。这种双线结构，是不是有意构筑小说的拱形结构？
赵柏田（以下简称赵）：很高兴终于我们可以从文学意义上来谈论这个小说，而不是像以往的那些访谈，和学界、媒体的朋友们所谈都是赫德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他对近代中国的意义。从“历史场”回到“文学场”，我已经等了很久。“双线”也好，“拱形”也好，很高兴你看到了我在这个小说结构上的用心。在叙事结构上，这其实就是一个两声部的小说，单章的一个声部是儿子眼中的父亲形象和家族往事，双章的一个声部，以十九世纪中叶“自强运动”为肇始，写近代中国的一个个惊涛骇浪裹挟着人物跌跌撞撞往前走，几代人凿壁借光，总算迎来了现代性的一丝曙光，但一切努力随着庚子年的北京陷落宣告破灭。或者就是，儿子一个声部，父亲一个声部。在儿子的那个声部里，无论父亲在场还是缺席，他都是主角。而父亲的那个声部里，你会看到，那些习见的大历史才是主角。
姜：或者，并不是一种拱形结构，而就是一种混沌结构。只不过，突出了两条线索。儿子阿瑟，成年之后，远渡中国寻母；与一中国女子相爱；成为一名牧师……从而形成了与历史的对接。
赵：仅仅只是罗伯特·赫德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经历，他这个人再怎么重要，他的经历再怎么曲折，还是撑不起一个小说。就是勉强写出来的，也还是你所说的……混沌。小说这个拱形要立起来，还是需要让远与近、虚与实，像传统木工活里的榫卯一样紧密对接。它要有足够的丰富性，而不只是拿传奇来作敷衍。我在几年前做近代口岸城市的研究时，就注意到了赫德，他领导下的中国海关给这个古老帝国吹来的现代的气息，他在中国官场野心家般的经历，他的情欲故事，都吸引着我。但我那时还没有作好准备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只是写了一篇他在东方遭遇的烟花般绚烂而短暂的情爱故事的纪实性质的文字（后来收入了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帝国的迷津：大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一书），写过一首20行左右的短诗，关于他在1854年的港城宁波看到有着狐脸、豹臀的姑娘时内心的骚动。历史上的赫德，曾经位极人臣，备受荣耀，但最初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么一个曾经被妓女勾引失身、又渴望献身上帝的在情欲中煎熬的傻小子。但那时我真的还没有想好怎么去写他。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他与伦敦代理人金登干之间关于三个私生子女的教育、人生方向讨论的书信和函电，尤其是关于小儿子阿瑟的，我想我可以准备写这个小说了。因为他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生活不再是孤零零的了，而是有了某种对应。阿瑟是我寻找到的这个小说的拱顶石。
在小说中，阿瑟其实是作为赫德的对位来写的。他后来成了一个传教士，成了赫德早年曾自我期许的另一个方向上的自我，父子俩在命运小径上终于交叉、重叠了，多年的对立、仇视之后，最后他们在内心和解了。而这时已是1900年的北京，一个乱世，一个大失败的时代。在这种乱世的背景下，这个小说隐含着父子之间的对话终得以凸现，一直沉潜在下面的一个父子对话的声部，终于升了上来，和关于现代中国的那个声部一起形成了合奏。
姜：但这一切，我是说阿瑟的这一切，以及与阿瑶的一切，可能尽皆是子虚乌有。是一种真正的小说附会。但三个子女在英国的一切，真的弄得像个真的。当然，也可能就是真的。至少，金登干与赫德的书信往还，倒可以说是一种真实。
赵：如果换一个小说家来写这个故事，阿瑶和阿瑟，尽可以子虚乌有，小说家有权利这么做，去穿凿附会，去劈空结撰，谁也不会来指责你。但我还是没有走这样的老路，那对我构不成吸引力。那么，如果我现在告诉你，阿瑶，还有三个私生子女，他们都确曾存在过，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北京、上海、伦敦，或者克利夫顿，这个重要吗？对别的小说家来说这可能并不重要，但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了历史小说的方法论问题。我是一个方法论者。所谓思维，就是方法的艺术么。没有方法的写作，只是沙盘上信笔涂鸦。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会谈到。那么，现在你脱下评论家的外衣，还原成一个无所用心的读者，你难道不觉得，这些我小说里写到的虚虚实实的人和事，都很真实吗？这一小说的真实，比之档案室里的信件、电文、奏章，难道不是另一重真实吗？
姜：真正的赫德，或者说真实的赫德部分，可能在你是着意以虚实相结合的方法，写出了这部小说的复调。
赵：这其实还是说服力的问题。给读者的初始感受，我好像是一直在饶舌地说服他们，喏，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瞧，这就是那个叫赫德的人。但发现这种历史的“真实”，是小说家的任务吗？毋宁说这更是历史学家的职司所在。其实，写这个小说时我也一直在试图说服自己，这个人，罗伯特·赫德，他可以承载起我。我在写赫德同时还在写着现代性降临前夜的中国故事吗？当然是。但其实，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最终还是让所有光线都聚集到了自己身上。所以，历史，永远是作为现代人心灵世界的背景而存在的。
姜：当然，我又不敢说，这部小说，是一种复调小说。然而，整体来看，你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与艺术上，显然也是花了一番心思的。至少，我们看出了这部长篇的匠心，因为它有着与众不同的叙事方式与结构方式。
赵：或许是受史料的限制，也可能是因为当代历史小说自身的发育不良，许多长篇，在审美上走的是低端路线，在文学品质上毫无追求。这个小说我在叙事方式和结构上是作了些努力，我觉得还满意的是，这些文本上的努力没有对读者造成障碍，而是更好地帮助他们进入了小说内部。比如说视角的变换，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交叉，而第三人称中还隐含着第一人称，但这种变换不是炫技，不是玩花样。所以，也可以将这种复调的结构看成是一种对话，父与子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两代人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价值取向所致，又是两个男人心理的博弈，这就有了故事的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