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志怪传奇研究述论
时间：2021-02-25 08:01: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打开文本图片集
晚清民国时期是我国文言小说的衰微和新变期,对这一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小说史的精确描述。在开展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对研究现状做简要的梳理。
一
李剑国先生在《唐稗思考录》中将唐代的小说集分为传奇集、志怪集、志怪传奇集、传奇志怪集、志怪传奇杂事集五大类(《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就晚清民国时期的文言小说集而言,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传奇集(以传奇体为主)、志怪集(以志怪体为主)、志怪传奇混合集(以志怪体和传奇体为主,简称志怪传奇集)、志怪杂事集(以志怪体和杂事体为主,简称志怪杂事集)几个部分统称为志怪传奇集。这些志怪传奇小说集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文言小说的主体。
进入晚清特别是光绪朝以后,印刷技术的提高、近代报业的兴起、稿酬制度的逐步完善、半职业作家的出现,使得小说的创作、出版数量急剧增加,志怪传奇小说逐渐摆脱了此前集束式出版的模式,开始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报端,这也给作品的搜集整理带来了不便。目前对散见于晚清、民国时期报纸、期刊中的单篇小说进行整理汇总仍然存在一些困难,但已经有人开始对晚清的报刊小说进行爬梳和整理,并取得不少成果,这些报刊小说中当然也包括部分文言小说。在已取得的成果中,刘永文的博士论文《晚清报刊小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因条件所限,同时为了不做重复研究,本文重点放在晚清民国时期文言志怪传奇小说集的研究上。
目前国内外尚没有人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集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在小说史方面对晚清时期的部分文言小说有所论及的除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种:侯忠义、刘世林合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薛洪《传奇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苗壮《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因多数是文言小说通史或者分体小说史,所以,对处于次要地位的晚清文言小说的研究仅限于几部主要作家作品上,如王韬《淞隐漫录》、宣鼎《夜雨秋灯录》等,而对于大量的其他作家作品,几乎无暇论及。在晚清志怪传奇小说集方面着力最多的,当属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在该书中,著者用两章的篇幅对晚清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集的发展进行了概括总结,对晚清志怪传奇小说集从作家作品到发展脉络都有独到见解。
书目文献类研究资料方面,涉及晚清志怪传奇作家作品的有以下几种: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宁稼雨编《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版)、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萧相恺主编《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整理汇总晚清志怪传奇小说集提供了很大帮助。
除了以上提到的专著外,还有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研究文章和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学位论文,但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晚清时期影响较大的小说作家,如王韬、宣鼎、林纾等,其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凌宏发《王韬小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于师号《宣鼎〈夜雨秋灯录〉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其余多数是介绍性文章,在研究上少有突破。庄逸云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文言小说史》则以发表在报刊上的单篇文言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志怪传奇集涉及甚少。
民国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多数研究者断言“五四”以后文言小说已经消亡,因此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研究成果。而这些小说处在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中间环节,对这些小说从文献学和文学史方面进行梳理和研究,让人们能够概观民国志怪传奇小说存在的面貌,对于我们理清文言短篇小说向白话短篇小说的转变轨迹是有帮助的。
二
至于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的现存总数,笔者据各小说书目及个人访书所得作了初步统计:石昌渝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收录1840年以后1912年以前写、抄、刻印成的志怪传奇小说集约80部,这是晚清时期志怪传奇小说集的主体。当然这个数字不包括《总目》著录但经笔者查考内容并非小说者。《民国时期总书目》收民国出版的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约25部,其中大部分清代已有刻本,个别书目如《骇痴谲谈》、《鹘突话》、《拍案惊异》等可补清代书目之阙;收民国创作的志怪传奇小说集约50部,其中半数以上书目虽标明藏上海图书馆,但现上海图书馆无存,可能已经佚失,现存者约25种左右。陈大康先生《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共收文言小说99种,其中志怪传奇小说集约占一半以上,其中包括部分民国初期的志怪传奇小说集。此外,加上笔者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山东等图书馆以及部分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的访书所得,最终列入笔者取材范围并写出叙录的志怪传奇小说集160余部。这仅仅是笔者亲见的志怪传奇集的数目。如果把各地图书馆的未见书估算在内的话,总数应该不下200部,这些尚不包括未能合订成书的报刊连载的志怪传奇集。
基于以上分析,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在对整个晚清民国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集进行爬梳整理的基础上,对作家作品进行文献学考察的同时,勾勒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志怪传奇为主体的文言小说在起伏中走向消亡和新生的过程,这是目前该领域研究所应该完成的首要任务。此外,通过晚清民国时期各个阶段志怪传奇小说作家作品分布地域的差异,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各地的文化差异以及社会的治乱、经济的盛衰对作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根据晚清民国时期志怪传奇小说的发展脉络,笔者将其分为六个阶段,分别展开考察和论述。第一阶段,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道光朝结束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延展期;第二阶段,咸丰时期为志怪传奇小说的低落期;第三阶段,同治时期为志怪传奇小说的复苏期;第四阶段,从光绪元年直到1900年庚子国变的光绪前中期为晚清志怪传奇小说的高峰期;第五阶段,从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清末民初是志怪传奇小说的新变期;第六阶段,“五四”后的1920年到1949年的民国中晚期,是文言体志怪传奇的残延和消亡期。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在各个时段的数量见下表:
虽然在从1840到1949年这110年的历程中,也同样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但始终无法跟此前的兴盛相比,无论是延展期的平稳,还是复兴后的返照,乃至于科技、经济、文化进步所带来的从创作到传播接受一系列新的变化,清末民初维新及革命理论冲击下小说体式的丰富多彩,都无法掩饰缺乏经典的尴尬。
晚清的志怪传奇小说,在道光后期还能维持盛世的余晖,随着封建王朝因为内忧外患而逐渐走向没落,作家们的盛世豪情已经不再,创作的勇气似乎也大打折扣。到了咸丰时期,受到太平军战事的影响,本为人文渊薮的江南经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文人们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已经无暇顾及发泄愤懑与消遣娱乐,志怪传奇创作跌入最低谷,虽然从数量上看,咸丰时期的志怪传奇集比道光后期还要多,但却没有产生影响较大的作品,并且许多作品直到同光年间才得以出版。光绪前中期是志怪传奇小说的最后一次高潮,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文学报刊以及稿酬制度的出现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集的创作和出版都达到晚清以来的最高峰,不但出现了宣鼎《夜雨秋灯录》、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等一批优秀的作品,而且还出现了在报刊上连载的志怪传奇小说,像王韬《淞隐漫录》、韩邦庆《太仙漫稿》等。
清末民初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各种思想争鸣带来小说体式的丰富多彩。从清末梁启超等人提倡白话创作开始的文白之争到“五四”时期达到高潮,这一冲突使得文言小说的创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在这种冲击之下,文言小说作家也在努力寻求出路,并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并不总是被后人所接受,但这种努力本身所具有的守中求变的精神却自有其现实价值。民国初年文言长篇章回小说骤然蜂起,形成一个创作阅读热潮,其中又以骈文小说最引人瞩目。以骈文写小说,唐代张的《游仙窟》首开先河,晚唐裴铏《传奇》中亦有《封陟》等一些骈体作品,清代有陈球的《燕山外史》则进行了更为大胆的开拓,“自我作古”地纯用排偶,“运用‘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柳宗元《乞巧文》)的写作方法,极力铺彩错金,张皇形容,重新铸成一大篇花团锦簇、令人眩目的文字”,但都是作家偶一为之的尝试,并未形成风靡一时的文学风尚。而民国初年则涌现出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等名噪一时的骈文小说家。尽管恽铁樵再三强调骈文以雕琢为工,“断不可施之小说”,并预言骈文小说“就是这生存之公例言之,必归淘汰”(恽铁樵《答刘幼新论言情小说书》,《小说月报》第6卷4号,1915年),可《玉梨魂》仍成为当时的第一畅销书。“五四”作家登上文坛,文言长篇小说才逐渐销声匿迹。另外,除了文言长篇之外,清末民初还有日记体、书信体、集锦体、“反”体、寓言谐谑体等多种文言小说新体式,如此丰富多彩的小说体式纷纷登场,让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说虽然算不上繁荣,却也称得上热闹。同时,在文言短篇小说的叙事模式上,也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化。
随着“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起和展开,中国的文言小说逐渐走向消亡,民初的一些小说刊物曾经是文言小说的重要阵地,但“五四”以后,逐渐倾向于白话。许指严将过去的文言小说创作否定,自称其文字“如村妇浓妆,自炫其美,不上不下,低昂无所就”(许指严《说林杨》,《小说新报》第5卷第4期,1919年)。对于志怪传奇小说集来说,民国中后期用文言创作的传奇集已经基本消失,而篇幅短小志怪杂事集以及纂辑体志怪传奇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
虽然文言的志怪传奇小说在一段时间内不容易看到了,但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传奇小说都作为一种体式而存在了下来。当代文学中传奇小说以及“新笔记体”小说的存在,其他传播媒体如广播、影视中“鬼故事”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古代志怪传奇精神的延续。而网络这种新兴媒体的出现,让一切文体的复兴成为可能,而以浅近文言创作的志怪小说也悄悄地在网络上蔓延,虽然,其初期的成长非常艰难,因为失去了文言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但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种复苏的小说文体会以其雅洁凝练的语言、新旧结合的体式成为网络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除了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的发展进行纵向的把握之外,还应该从地域上对该时期志怪传奇小说作家作品的分布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从而研究各地的经济文化差异对志怪传奇小说创作和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近代最早将文化与地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是梁启超。他试图从地理环境上寻找文化差异的原因,用统计学方法将历史上有传的人物的籍贯列表进行分析,制成《历史人物之地理分配表》。他非常重视史地关系、时空关系的研究,认为只有将历史放在地理环境这个空间或时空坐标中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他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认为“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四川夙产文士,学者希焉”(《梁启超全集》七,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应该说,梁启超对近代学风地理差异的论述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的地理分布差异来说,也是非常准确的。晚清时期的志怪传奇小说集的区域分布如下表:
由以上各地不同时期志怪传奇小说集的数量来看,晚清志怪传奇小说作家主要集中在江浙、安徽一带,单纯从数量上看,安徽作家创作的志怪传奇小说集似乎仍与江浙作家存在一定差距,但咸丰、同治、光绪三个时期最为优秀的作品《道听途说》、《里乘》、《夜雨秋灯录》却都出自安徽作家之手,因此安徽的志怪传奇小说创作足可抗衡江浙。其次为北方的直隶、河南、山东和南方的福建、广东、西部的四川一带的作家。值得注意的是,自同治朝以后,上海逐渐由原来的滨海小城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成为近代中国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苏杭在太平军战乱中的沦落,上海租界的政治保障,科举的废除,印刷技术的改进,新兴报刊的出现,稿酬制度的萌芽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上海成为文人谋生的中心,刚开始文人多是来自周边,后来几乎全国各地的知名文人都聚集到了上海,尤其是小说作家。从光绪前中期上海出现以王韬、韩邦庆、邹弢为代表的一批报人作家开始,此后的清末民初和民国中后期的志怪传奇小说集绝大多数是在上海出版的,其作家也多数聚集在上海。这些作家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仍然是江浙、安徽籍作家占了多数,如江苏作家有李涵秋、吴绮缘,浙江的时希圣、蔡东藩,安徽的胡寄尘、程善之等。此外,还有来自广东、福建的一些作家。而从清末到整个民国结束的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北方作家的文言小说创作显得更加萧条,几乎没有产生影响较大的志怪传奇作品。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已经对晚清民国时期志怪传奇小说的发展演变轨迹和地域分布差异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这就为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文学院)
学术动态
2009年12月7日至9日,由澳门特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与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华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澳门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内地、美国、日本、港、澳、台地区的词学专家六十余人共济一堂,就词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在施议对教授的主张下,大会没有采取发表提交会议论文的方式展开,而是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围绕既定主题自由辩论。王兆鹏、陶文鹏、黄坤尧、诸葛忆兵等就二十世纪词学学科的开辟与创制、新世纪新生代词学传人的崛起与创立、清词地位的确立及清代词学研究所提供的契机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讨论;徐培均、钱鸿瑛、张海鸥、王伟勇等就人文精神思考与词学文化学的兴起、词学文化学与词学社会学比较、词学术语和观念的检验及论定等问题辩论交锋;海村惟一、邓红梅、彭国忠等就词学研究的渊源及交流进行探讨,最终张宏生对会议做了总结和评议。大会对词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展开了全方位、多视角的探索,对于推动中华词学的进一步纵深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江合友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