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相逢——似曾相识
时间：2021-02-27 07:52: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历史上中日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近代以来两个民族更是紧密纠缠在一起。而作为这其中的文学大师鲁迅与夏目漱石，在各自国内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对作为表征的事实关系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即有利于更为透彻地理解彼此文学创作的所指，也有助于厘清长期纠缠不清的中日文化状况。由此反观两位大家文学作品在时下的指向含义。
关键词：鲁迅；夏目漱石；事实关系；余裕
[中图分类号]： 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3-00-03
引言
夏目漱石于1900年官费留学英伦，三年后回国，于1905年发表长篇小说《我是猫》一举成名，至1916年逝世期间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主要为长篇小说。鲁迅1902年赴日学医，后受“幻灯片事件”刺激弃医从文，1909年归国任大学教师、政府官员等职位，1918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其创作高峰期由此开始，主要为短篇小说及杂文，而此时夏目漱石已逝世两年。
流传学属影响研究的一种，是“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既从放送者出发研究作为终点的接受的情况。研究范围包括作为放送者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等对接受国文学、文学创作者的影响。对两者事实关系的考察是流传学研究的基础，因此，本文首先对夏目漱石与鲁迅的这一“事实关系”进行梳理。
一、异域 “邂逅”——《虞美人草》
夏目漱石于1906年12月迁居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并在此创作了《虞美人草》，并于1907年6月23日至10月29日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但在同年9月不堪房东一再拔高房价，气急而搬离此处。1无独有偶，半年多后，即1908年春，鲁迅与其友人合租于此。期间，鲁迅与周作人一同翻译域外小说，并给《阿南》杂志写稿2。虽然鲁迅与夏目漱石并未谋面，但是精神的交集又何需拘泥于形式。此前，鲁迅已经对夏目漱石不陌生了，不但已经读了《我是猫》，而且十分热心地关注夏目漱石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小说《虞美人草》3。对于鲁迅来说，此时能移居夏目漱石创造《虞美人草》之地，在激动之外，也给鲁迅进一步地体验《虞美人草》提供了“地利”。
另外，居住环境的优美、怡人也给鲁迅带来“百草园”般的趣味，这恰恰贴现了鲁迅和夏目漱石审美品位的接近。据同居者兼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从小爱好植物……伍舍的庭院既广，隙地又多，鲁迅和我便发动来种花草，尤其是朝颜即牵牛花……每当晓风拂拂，展露湛湛，朝颜的笑口齐开……大有天国乐园去人不远之感。……其余的秋花满地，蟋蟀初鸣，也助我们的乐趣！”4许寿裳后还曾为此段愉悦时期赋诗一句套东坡诗句成诗，题名为《留别伍舍》：“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香枝。（许寿裳）壶中好景长追忆，最是朝颜浥露时”。因此，此次邂逅，无疑给鲁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其实，鲁迅对夏目漱石的钦慕还可以从日本学者藤井省三的考证中证实，如“据周作人说，鲁迅喜欢在东大赤门前的西餐馆青木堂喝牛奶，但是搬到伍舍后，就很难喝到《鲁迅的故家》）。在此顺便插一句：这青木堂好几次出现在漱石的小说《三四郎》（1908）中”，5在《三四郎》中，青木堂是三四郎与广田先生再次偶遇的地方。6广田先生是一位陶渊明式的学者，在喧嚣动荡之世远离世俗欲念，“……没有发表过任何研究文章，却泰然如归。先生那从容不迫的源泉也许就潜伏在这不图功名的思想境界里面吧。”7也许，这也是身处异域、目睹家国苦难重重之际的鲁迅内心中美好的一个愿景。
二、异域“相知”——译介
鲁迅是国内译介夏目漱石作品第一人。早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就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作品《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后收录于周氏兄弟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于1923年出版。周作人曾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谈到这一时期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的喜好，“但是他（鲁迅）对于日本文学不感什么兴趣，只佩服一个夏目漱石，把他的小说《我是猫》、《漾虚集》、《鹑笼》、《永日小品》，以至干燥的《文学论》都买了来，又为读他的新作《虞美人草》定阅《朝日新闻》，随后单行本出版时又去买了一册……他为什么喜欢夏目，这问题且不谈，总之他是喜欢，后来翻译几个日本文人的小说，我觉得也是那篇《克莱喀先生》译得最好”。8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9一文中，鲁迅自己也谈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10表面看来这体现了作为读者的鲁迅对这一类机智、讥讽作品的偏好，实际上，从作为译者尤其是作者的角度看，夏目漱石的作品风格及内涵被青年鲁迅作为文学创作的参照系之一。换句话说，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在众多的作家中鲁迅“相中”了夏目漱石，也即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的接受具有强烈的主动性。
喜爱之外，鲁迅曾高度地评价夏目漱石的作品。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书尾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一文中的“夏目漱石”一栏，鲁迅写到“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11对于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的倾心，日本学者桧山久雄在《鲁迅与夏目漱石》一书中认为，鲁迅“对于盛行的不过是模仿的西方的自然主义的文学并不关心，却被和自然主义处于对立的漱石的文学所吸引。这里也许有一个不算小的理由……要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文化”。12对此，也有学者并不这么认为，如学者秦弓引用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夏目漱石与鲁迅》中的观点，认为上文鲁迅评价夏目漱石的观点并非其所创，“据考证，并非原创，而是借鉴了大町桂月对《我是猫》的评论（大町桂月说‘作为江户趣味的特征是轻快洒脱，观察奇警’）《我是猫》就‘具有江户趣味，高尚优雅是它的优点’。”13实际上，无论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对夏目漱石的评价是否鲁迅首创，都难以否认鲁迅对这一段评论的主动选择与偏好，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认同。
另外，关于鲁迅翻译《克莱喀先生》与《挂幅》，也存在着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鲁迅选择这两部作品而没有选择时下当红的《我是猫》，是受到夏目漱石“余裕美”的影响；而《藤野先生》或是受《克莱喀先生》影响而作，或因对前者的回忆而翻译了后者，又或者兼而有之。14学者秦弓则认为，虽然可以从“余裕美”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但是“鲁迅喜欢夏目漱石早期的机智幽默与其贯穿始终的忧愤深广，但由于时势与领悟的时间差等缘故，所译并不多。”15实际上，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前者倾向于认为鲁迅对夏目漱石的主动接受，并含指夏目漱石的文学思想对鲁迅的文学创作有着比较深刻的影响；而后者认为，是客观的因素促使了鲁迅对这两部作品的选择，其中“领悟的时间差”也即是，基于鲁迅此时的实际层面与心理层面的年龄、阅历都不太可能对夏目漱石的文学思想、品质有着如此深刻的体悟。日本文学研究者王向远在谈及对夏目漱石的译介时曾引用周作人在《闲话日本文学》中的一段话，“翻译漱石的作品一向是很难的，《哥们》和《道草》虽有日本留学生翻译了的，可是错误非常的多。由此看来，漱石的文章总像是难于翻译。尤其是《我辈是猫》等书，翻译之后还能表现出原有的趣味，实在困难吧。”16显然，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一定也顾及到这一层面。由此，也不难理解鲁迅的选择了。
其实，自鲁迅归国后，在其逝世前一两年仍然热心地寻购夏目漱石的作品全集。17国内局势动荡与民不聊生，却没能熄灭鲁迅对夏目漱石的兴致，也许，岁月的沉淀与阅历的沧桑才让鲁迅得以持续窥见漱石的真谛。换句话说，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的接受过程并非是历时性地单一直线式的，而是经过接受者主动的变异，内嵌入共时性的经历后，内化为自我的创作因子的过程。因此，基于接受者与放送者存在确实的事实关系，可进一步探究两者深层次的文学关系。
三、似曾相识——有余裕
“有余裕的小说”源自夏目漱石1908年18为作家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作的序文，夏目漱石认为“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着不着之中，不触着的这一种小说……或人以为不触着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19在非常之年代，提倡与坚守此种文学追求或曰人格精神，无异于逆流而上，甚至是“千夫所指”。而鲁迅的短篇小说或是杂文，均是对社会批判的积极参与，直指国民劣根性之根。因此，鲁迅与夏之“有余裕的小说”追求必将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下文仅在描述的层面明晰此问题，有待大家深入、全面地研究。
从直观的层面来看，选择对《挂幅》与《克莱喀先生》的翻译体现了鲁迅对“有余裕”的认同与欣赏。这两篇小说散文化的倾向十分明显，前者描写一位老人因缺钱而卖掉自己珍藏的挂幅的内心纠结状况，后者刻画了一位迂腐、固执的英国老学究的形象。较之于漱石的其他作品，这两篇确实比较“余裕”。
从具体层面来看，诸位学者对此问题看法虽然并不一致，但异中有同。王向远认为“鲁迅借鉴并改造了夏目漱石的‘余裕’论，从精神产品的制作到民族精神的改造与培养，从作家的心态及创作，到文学与社会的发生起源，都贯穿着‘余裕’论。可以说，‘余裕’论是了解鲁迅与夏目漱石文学关系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切入点，是鲁迅文艺观、美学观乃至文化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20在王向远看来，“余裕”是建构鲁迅批判性的一个原点，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对此的接受与内化是以民国期间内忧外患以及民未开化的民族困境密切相关的。而藤井省三认为“凝视近代日本总体的漱石文学，对鲁迅没有直接的影响，漱石的代表作《我是猫》、《然后》、《明暗》等长篇小说，终于未能由鲁迅来翻译，但还应该承认受到漱石的影响。鲁迅对于漱石的文学后来持续保持沉默，也许是两者所处的环境和状况不同的缘故吧……对于鲁迅本身来说，是立志要把文学在中国状况下创出新的近代。”21藤井省三认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批判性迥异与漱石，是受到异质文明与社会发展阶段客观约束。显然，藤井认为鲁迅的文学中没有夏之“余裕”。
学者秦弓的分析则从更为宏观的层面剖析了这一问题：“《我是猫》对东方国家近代化初期盲目引进西方精神文化、价值失衡的现状所流露出的焦虑与批判精神，曾经引起过鲁迅强烈的共鸣。可是到20世纪20年代初，当中国新文化启蒙急需引进西方文化时，先驱者似乎有意无意地忘却或淡化了那种批判精神；而另一方面，由于五四时期是个性高涨的时期，个人主义是一面超越人道主义之上的旗帜，他们还不可能怎样超前地理解夏目漱石后期作品关于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冲突的深刻内涵；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夏目漱石越到后来越平和冲淡，而五四时期主调呈现为狂飙突进式的高亢激越；于是，夏目漱石被他们冷淡了，两篇短小之作的译介不过是出于对元老的礼节性考虑。直到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当鲁迅再度陷入难耐的苦闷与彷徨时，夏目漱石的精髓才在他的《野草》、《彷徨》（譬如《伤势》）及杂文、书信中得到幽幽的回应。”22由此看来，鲁迅对夏目漱石“余裕”思想的接受既有主动性的变异，又有一定得错位；既非单一历时性的认知模式，实是伴随着自我与他者、内在与外在的不断推演、交错而一再回应的体悟。
四、燕归来——结语
蹩脚的历史尚且难以得窥其貌，更何况两位大家所处之时代风云瞬息万变。共时性的真谛难以捉摸，历时性的轨迹却是可寻的。不管是两位所批判的人性与社会之丑陋、腐朽，还是所追求的余裕之美，对于今天个体与社会仍旧有着极大的关联。因此，对于两位更为深层次关系、意义的探索有待于进行。
注释：
[1]藤井省三著，于天池选译，《夏目漱石与鲁迅》，《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2期。
[2]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止庵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49页。原文为：“鲁迅给《阿南》杂志写文章，也是住在那里时的事情”。
[3]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
[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 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5]同注①。
[6]夏目漱石著，吴树文译，《三四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66页。
[7]同注⑦，第161页。
[8]《鲁迅回忆录》，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画谱》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52页。
[9]最初收入1933年6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10]《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25页。
[11]《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现代日本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78页。
[12]陈占彪、陈占宏：《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南都学坛》2005年第6期13、第51页。（原转自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
[13]秦弓：《选择与理解·五四时期译介日本文学的一种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54页。
[14]见张铁荣：《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0期；孙席珍《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研究》第5辑等。
[15]同注14，第254、258页
[16]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日本文学汉译史·第三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17]陈占彪：《鲁迅与夏目漱石关系考辩》，《日本研究》2006年第3期，第63页。
[18]一说为1907年。见王向阳：《从“余裕”论看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艺观》，《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4期。这里采用《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原文。
[19]同注12，第577-578页
[20]王向阳：《从“余裕”论看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艺观》，《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4期。
[21]同注①，1991年第2期。
[22]同注14，第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