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海老男人写小说

上海作协的“白玉兰丛书第二辑”收录了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分别是榛子的《渴望出逃》、孙建成的《沉入忘川》和王季明的《露天舞会》。初见这套书，目光便被腰封上醒目的“王安忆倾力推荐”字样吸引。作为知名作家，王安忆兼具理性鉴赏眼光和丰富创作经验，不仅在小说创作领域声名卓著，更在《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里解剖过诸多文本，对小说这一文体把握极其精当，由她倾力推荐的作品必有独到之处。但读过丛书序言《寻找落伍者》后才发现，即便是王安忆本人，对这套书的编辑也存有一些遗憾，行文间不乏类似“失望”、“不管怎么说”、“总归”之类的词语。这种遗憾来自选择对象的限制：必须是从未出书的上海中短篇小说家。乍一看这简直算不上什么限制：偌大的上海，找三位作家有何困难？但细想却殊为不易：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出版社开始青睐长篇，原本出色的中短篇小说作者们或搁笔不写或扎在长篇中，人数寥寥。另外，丛书要求作者是没有专著的“白丁”。而出版的商业化早已使“出书”不再神圣，“凡写作者大多出过书”。因此丛书选择范围十分狭小。所幸，在文学整体趋向式微的大环境中，最后还是能够找到像榛子、孙建成和王季明这样几位作者，虽然并未成为“有名有姓”的作家，作品也只零散见于期刊末条，却坚持行进在写作的道路上，一走就是多年。在他们眼里，文学杂志的评审眼光和传统文学圈的专业素养值得尊敬，因此执著地向期刊投稿，把作品经过重重审核后面世当做实力的肯定；他们希望文学带给生命更多启示，所以并不在网络等所谓“自媒体”中自娱自乐，而致力于以作品引发社会共鸣。且不说这种背负了过多社会责任的文学观能否获得公众认同，也不提他们自任的使命感是否过时，但这份执著却令人敬佩。文学的清冷和作家的寂寞，使他们能静下心把写作沉淀为爱好，有了潜伏进社会深处体察众生百态的淡定，并在多年的沉淀和观察中积累了扎实的写作功力。

在出版条件、编辑眼光的约束下，王安忆寻寻觅觅，终于将这三位作者发掘出来。他们不年轻，不是女性，又错过了新时期文学发轫与上升的黄金阶段，写的也不是什么惊人之作，所以编者颇风趣地把集合了他们作品的这套丛书称为“上海老男人丛书”，因为“除此之外，实在缺乏其他可以涵盖的说法”。“上海老男人”也许太普通，但竟“再寻不到第四个可以同类项合并的人”。其实，正所谓“不入流才是第一流”，他们几位没有匆忙地追逐时尚，没有人云亦云地跟风畅销，对写作保持着可贵的忠诚，而文学本身正需要这样一份隐忍和坚守。尽管编者说“文学史这张网编得够密了，可他们还是从网眼里漏下来”，但这一篇篇散落在文学史之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却比那些标志性、潮流化的、为形成特色而夸大或是简略了的写作更贴近真实。因此，序言中的语气虽有遗憾，却透露出掩饰不住的小小喜悦。

一、上海

虽然是上海作家专辑，这套“白玉兰丛书”里却鲜见世人眼里通行的海派文化标志，那些老洋房、百乐门、鲜艳摩登的小姑娘都不见踪影，反而是大厂、矿井、知青等具有北方特色的形象频频出现。阅读时甚至感觉作者在有意掩饰甚至压制自己的上海身份和江南味道，这种倾向在榛子的小说里表现尤甚。

作为一名拥有将近四十年国企工作经验的老员工，榛子的目光集中在国有企业里并不奇怪。封闭的大厂、沉闷的矿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改制时期的变革成为其笔下常见的场景，而故事的主角则是那些令人又爱又气又惋惜的国企人，他们中有《坚硬的鸡汤》里辛南安这样单纯得不谙世事又专注得近乎乖僻的老技工，只有在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时才能找到自尊和意义；也有《地铁的丁菊花》里兼职婚托老吴这样的平凡人，虽然贫寒的生活使他们在道德上有小小的动摇，但在面临向金钱投降和接受生活挑战时却毅然选择后者。国企小说为榛子赢得了读者和市场的肯定，他的中篇《且看满城灯火》还受到某影视文化公司的青睐，不日将登上荧屏。

虽然榛子的国企题材已十分娴熟，但从小说欣赏角度来说却未免单调，相似的一幕幕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都曾上演，说它们发生在东北也好、西南也行，完全看不出“上海”和“上海人”背后的地域文化特色。放弃这么有味道又值得生发的点不能说不是缺陷，如果这些小说里再结合一些地方生活，将大厂内外贯通，将职业身份与市民身份对应，读来必然更加丰富。我不知道曾在北方插队多年的榛子本人说话是否还有上海腔，但他的国企小说却完全是“普通话”，秉承了传统作家的现实主义色彩，通篇标准的文学语言，作者本人则严密地隐藏在人物背后，过于追求情节的典型和普适性，反而削弱了动人之处。虽然榛子试图隐藏他的上海气质，但个别篇目偶一流露却颇有风韵，甚至可以看做整部小说集的“活眼”，在一众国企小说灰黑气色重压之下愈显清淡通透。

例如《情犊》里那一段两心相许却不了了之的初恋；那个“人瘦长，很白的脸，会把话往人心窝里贴”的冯宁；那段注定成为少女心里久久不敢触碰的柔软回忆。这样朦胧的情感虽没有什么剧烈冲突却敏感细腻，少年的单纯，少女的羞涩，成长的情愫都十分动人。篇中虽不见物化的上海商标，但来回对话之间的韵脚，人物心思的精明审慎，以及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江南韵味却仿佛午后清茶般耐人回味，哪怕在对上海文学十分熟悉的王安忆眼中，也是值得欣赏的“独一份”。如果说《情犊》的上海气息来自清淡，那么《凤在上，龙在下》的上海气息则来自浓郁。故事采用了榛子熟稔的国营公司失势、下岗工人再就业的路子，却没有过多时势的议论，而把焦点聚集在上海小市民日常生活中惺惺相惜的情感上。大城市、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小算计使整体黯淡的色调显露出温暖。那善良、勤快的售货员常贵珍，聪明、慧黠的刘阳，正直、护犊的服装店老师傅以及知恩图报的沈小琴等，他们身上透露出的温馨市井气和相互照料帮扶的协作精神让人感动。作品用几个标志事件将人物贯穿起来：外地人在迷宫一般的小里弄里晕场，全国人民都要买的上海中山装，下岗工人求职再就业，小伙子去日本打工，小姑娘嫁台湾老头的时尚潮流等，都有鲜明的上海特色，涂抹出了一个时代的都市流行色。故事结尾处“同性恋”的说法有些突兀，即便刘阳不是性取向异常，像他这样不安分、追新潮，谈多少次恋爱也没感觉，在社会里始终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小伙子不也大有人在吗？

榛子钟爱国企文学，所以没有把太多力量放在上海人和上海事上，但正因不经意，仅有的几篇才有了浑然天成的意思，成为其创作中有个性的一部分。它们就像绘画的留白一样，与整体的粗粝沉重形成对比，使整部小说集错落有致，活泛起来。其实，榛子完全不必掩藏地域身份，而应发挥上海人情感细腻的优势，体察生活分寸得失之间的微妙，把“三十年代的民国风云”和“二○○○年代商业都市”这两个标志化泛滥的时间段之外的日常上海真实呈现出来。这样的作品对于诸多无法与“上海老男人”们共享青春记忆的读者来说，才更具阅读价值。

二、老

在这一辑丛书三本小说集中，《沉入忘川》的作者孙建成年龄并不最大，但他的作品给人感觉却最“老”。

《沉入忘川》里收纳了不少“老故事”，它们并不陈旧，却泛出时间的韵味。正如书名《沉入忘川》一样，只有经历过岁月，拥有回忆的人才能选择遗忘。孙建成讲述小弄堂里的民间逸事，多半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者视角，以舒缓的语气娓娓道来，仿佛一个隐居里弄深处的老阿伯，眯起眼睛慢慢回忆年轻时的街谈巷议，久远的年代感浸润其中。在《一个人的来和去》里，布店小开和邻家女孩一段温馨的爱情被时势拦腰斩断，一分离就是三十年。天各一方的思念里，家乡的恋人不着一丝烟火气；然而，重通音信后一番省亲、吃饭、会晤的仪式却把思念的空白以世俗细节填满，烙在心底的美丽身影变淡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被岁月磨旧了的寻常人。薄情的男人心中一点牵挂得到了断，再次走得决绝；痴情的女人重新捡拾念想，在年复一年的仪式中祭奠着青春。当时空阻隔不再成为故事的借口时，小青年梦想着大团圆甜蜜蜜的结局，而现实中多半是恩断义绝、秋扇见捐的不美好，这其中的微妙也许只有年长者才能参透。短篇组《八姓记胜》里也有类似主题的简略记述，只不过少了几分诗意，多了一些世俗的热闹悲喜。这个故事想必令作者感触颇深，因而一再记述，试图给出不同的答案。的确，人世间大多故事都由男欢女爱、两情相悦生发而来，《一个人的来和去》传承了“望夫石”的脉络，既有民国时期的小清新，又带着当代民间的真实感，使老故事呈现新情态。与之相比，《结婚》也写男女情事，却更多幽默和自我慰藉的意味：插队返城回上海的小伙子和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相亲。虽然户籍相同，但吃过苦的阿清上进、封闭又自卑；生长在大都市的小蔚则虚荣、开放又摩登。几次见面，焦躁、窘迫、恓惶、自叹不如等情绪始终让阿清不自在，但小蔚年轻温暖的肉体又令他很着迷。小说把相亲这个老话题中诸多微妙的枝节分解得很透彻，贯穿着两家人琢磨、打量、安排、算计，在权衡种种之后留有几分遗憾的结合，正是大多数婚姻的写照。虽然小说细节琐碎，情节和对话也不出人意料，但通篇贯穿着一种洞明世事的容让，以过来人的智慧宽慰着诸多阿清这样的小青年，用包容和怜惜化解了生活的不如人意。

说孙建成的作品“老”，还因其笔法老到。三位作者中，他的创作经验和成果最多，长、中、短篇都有涉猎。可以看出，此人平日也必然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勤勉的做派，把写小说当成了脑力体操。《眼镜》、《八姓记胜》等结构精巧的小篇章就由一些生活片段拓展而成，而《恐惧》则寓戏剧性于现实生活：小崔被上司王朝抢去情人钟美后又遭解雇，绝望之余来到上司家准备自杀殉情。但在做贼心虚的王朝眼中，抑郁又充满仇恨的小崔是来报复杀人的。故事在钟美、王朝、王朝夫人和小崔相互的恐惧猜疑中层层推进，四人各怀心事，明争暗战。到篇末小崔终于想通，打算以胜利者的姿态宽恕背叛者，把所有矛盾做个了断，但焦点人物王朝和钟美却突然消失，故事至此戛然而止，行进中紧绷的弓弦和结尾处的空白形成剧烈落差，令人印象深刻。遗憾的是，整个小说篇幅太长，在过多迂回中削弱了应有的节奏。类似情况在孙建成的中篇里并不少见，一些篇目线索不够集中，堆砌的细节打断了情节的连贯。虽然作者拥有足够的耐心和细腻的笔触，但繁复的叙述反而使主题黯然失色。与之相比，一些仅仅对生活做点状注视，从细小处生发而来结构成篇的短篇反而更妙。像孙建成这样已经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不再需要以大部头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与其在多种体裁中游移，不如单在短篇上多下功夫，以老年人对文体的熟稔和对人生的幽默，多打磨几篇短小的精品。

节奏的缓慢也让人联想到衰老。在小说《沉入忘川》篇首，孙建成将与飞速时代车轮脱节的缓慢发挥到了极致。开篇从上海老北站上火车，两天两夜翻山过河往复无穷终于走到哈尔滨；再转另一火车撞破浓浓黑夜奔向乌伊岭小镇；下火车再经历敞篷汽车五六个小时山路颠簸才能在黑暗中到达目的地。小说把一个走向老年的男子与小自己十三岁的妻子离婚的过程与他有关插队生活中三桩死亡一次残疾的回忆交缠起来。无论回忆的主题、沉重的内容还是小说里的主人公，都迟缓而老迈，那过慢、过多、过细的文字向人们展示着生命和青春的流逝。其实，节奏缓慢已经日渐成为小说这种文体的普遍问题。尤其是在电子媒介大力冲击纸媒介的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从费心咂摸的文字转向直观的图像，需要静心品味的小说显然不适应电脑培养出的浏览习惯。小说阅读是与作者心神相会的过程，必须以足够的时间和闲适的态度静下心来契合文字的节奏，而如今大家都焦虑地上网搜索有用信息，不再坦然将大好时光奉献给纯粹的阅读。文学作品的情感过于细腻，节奏又过于缓慢，跟不上飞快的时代脉搏，小说这种文体步入了老年。

当然，现今网络小说呈现蓬勃之势，但其中通行的作品却走向两个极端。或是短小精悍，冲突剧烈的时评类帖子，短短数百个字符直接切入高潮；一是动辄上百章的超长小说，铺陈诸多头绪和线索，以一连串的事件和任务推动情节却总也不结束，调动读者紧张追随。读传统小说是心灵的休憩，而读网络小说则像完成任务。电脑成为书本和期刊的替代品，网上新奇的资讯和比虚构更加离奇的情节演绎着人世种种，于是，眼见得期刊书本发行量下降，年轻一代不再有作家梦，而成为网络写手。这样的现实虽然令爱好文学者伤感，但每种媒介必然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形式，媒介更替既是大势所趋，适合印刷媒介的小说式微就在所难免。所以屡传当代作家出书无法糊口，看来或许要考虑将小说包装得类似古董，使之呈现“艺术品的灵晕”，韩寒、郭敬明等人的小说定价“九百八十八”、“二百六十八”元，大概走的就是这个路子。

三、男人写小说

有人这样写道：“王季明总喜欢对人说，我不是作家。其实他骨子里的意思是，谁也别给我卖作家的关子，作家这个行当，我比你熟。”这种看似谦卑实则倨傲的自我调侃是许多男人惯用的伎俩，然而，男人可以，作家却不可以，作家应当遗忘甚至超越性别。可惜，无论本人多么明白慎重，落实到具体创作中还是难免疏忽。在王季明小说集《露天舞会》里，这种疏忽表现为性别意识主宰下男女形象塑造的差异。其小说中的男性大部分多话、粗鲁、形象模糊，与轮廓分明、行动力强的女性形成鲜明的对照。

《和作家李图玩游戏》与《天堂》两篇以人物“老禾”贯穿，可以看做同一系列，二者都以男性为主角。前一篇写爱阅读的老禾与勤勉而缺乏才华的作家李图皆以自己藏书丰富、阅读面广为傲。这对文友之间常进行编故事比赛，一次为了取得震撼效果，两人分别改造了图尔尼埃的《桤木王》和《礼拜五》两篇小说。当老禾为李图的故事折服，并坦承自己故事的出处时，对方却突然死于心梗。老禾因朋友呕心沥血地创作而痛心，于是将其故事整理上网，谁知却被一名网友指认出原形。李图之死是因为缺乏承认篡改的勇气，还是由于认识到自己在才华和阅读面上都无法飞跃而羞愧？这已成谜团，但他的藏书却引发了另一个故事《天堂》：老禾在接手李图五千册藏书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民工葛十朋的启蒙，这名从未受过文学熏陶，也不试图涉足文学圈的民工，在身份上与李图形成对照。但他未受束缚的视野、丰富的底层经历却成为创作的财富，稍经点拨后竟成文坛新秀，获得了李图生前求之不得的认可。新故事以老禾死去，葛十朋走上文学道路结束。从王季明博客中可以看出，两篇小说三位主人公身上或多或少都渗透着作者的影子，可以说爱书成瘾、眼高手低的文学爱好者老禾、孜孜不倦却欠缺才华的中上小说家李图、有天赋缺机遇的葛十朋等都是真实人物，是王季明本人的一部分。这些人物无论身份地位如何，谈起外国小说来一律滔滔不绝，日常对话时又常常粗俗不堪，在他们背后，藏匿着一个趁机宣泄自我意识的作家的影子。《和作家李图玩游戏》与《天堂》是王季明本人很偏爱的作品，但从阅读感觉来说，这种热情有余却缺乏节制的小说并不令人愉悦。

相比之下，当王季明冷静下来把人物当做艺术角色虚构时，反而显得立体感人。例如小说集同名篇目《露天舞会》里那位从大上海来到五七农场的姑妈，虽身患绝症却热爱生命，试图用音乐和舞蹈为寂静的农场赋予动感。在她的感召下，农场年轻人黯淡的生活变得时尚。然而，在保守的“我妈”眼里，姑妈的行为就是人之将死、了无牵挂的疯狂。果然，姑妈故去后，露天舞会并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继续下去，年轻人曾被点燃的热情瞬间熄灭，农场那单调的生活模式又回到了老路上。另一篇引人动容的小说是《饥饿的口琴》。失去管教的男孩女孩在动乱年代里成为窃贼，并在偷窃的过程中产生了友谊。在一次对司徒雷登女秘书家行窃的过程中，男孩获得了心灵的净化，打算从此走上正途，而女孩却对过往的行为和男孩的转变惶惑不已，并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了父亲。小说里不同性别人物对比鲜明：男性是卑贱猥琐的，男孩的父亲因猥亵女学生入狱，女孩的父亲将孩子们的事向治保委员告发，连男公安在审案时都皮笑肉不笑、虚伪又乏力；而女性则勇敢高大，宽容的秘书老太婆以善良感化了误入歧途的男孩，工人阶级出身、天不怕地不怕的母亲挺身而出保护女儿，她们身上都焕发着神性的光辉，就连反面人物治保委员费阿姨的抄家、逼供、周旋等细节都活灵活现，显然比男公安更出彩。《借个男友回家过年》也以女性为主角：知青的女儿叶子回到上海成为一名地铁司机，虽然工作顺利，但感情方面却一片空白。自觉生命灰扑扑的她为了父母的面子，与上海男孩王念串通扮成恋人回到山西。朴实、认命的叶子与曾是上海知青现为山西婆姨的叶子妈妈形成对比：一个低调理性，身在上海却有山西姑娘的纯朴，内心对生活没有过多的期望；一个不甘认命，身居小城却始终以大都市女人自居，对时尚的向往从来没有停息。小说里女儿为妈妈更衣、化妆的情节尤其动人，把母亲的不甘、女儿的体贴烘托得淋漓尽致。整个故事里，作为配角的叶子爸爸完全失语，而作者虽然对租来的上海男友着墨颇多，竭力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值得青睐的白马王子，但这个角色自始至终都缺乏主动的影响情节发展的作为，形象也十分模糊。

像叶子、小女贼、姑妈这样主动、生动的女性在王季明的作品中并不少见，例如《出局》里被未婚夫背叛的郎女教授，试图通过与民工小朱的鱼水之欢来报复出轨的男人。但她的骄傲及满屋子书带来的压迫感却使长期饥渴的民工都失去了性能力。《英吉沙小刀》把十四岁中学女生米玲珑在网游世界里的恩怨与为父报仇的现实情节相结合，亦真亦幻，引人入胜。这些女性都是行动的发起者和情节的推动者，而男性则单薄柔弱，要么失语、要么去势。

从作品中能够感受到王季明个性很强，在描写境遇相似、爱好相同的男性角色时总会将自身带入。这种经作者过滤的小说人物很难圆满，因为作者本人的好恶凸现或忽略了人物的某些方面，老禾、李图、葛十朋等悲哀地成为作家的化身和传声筒；而民工小朱等配角则成为汗湿味道和结实肉体的傀儡。在描写女性时，作家冲破了男性自我的牵绊，置身事外以第三者的眼光打量构思，完全把小说当做创作对象，把人物当做小说要素来设计，所以在情节的完整清晰和艺术性方面都更胜一筹。成功的人物形象背后，站着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成功的小说家没有性别，不能太主观，不能太自我，而应当压制住个性，把自己放得很低，每一次观察都像初生婴儿般，不记得见过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谁，惟其如此，才能以新鲜的视野和空白的心态描摹世间百态。

作为一个沪外小女人，看这一辑白玉兰丛书，与想象中上海老男人的写作大为不同。这里既没有三十年代穆时英眼里新颖魔幻的夜总会、狐步舞，也没有新千年前后陈丹燕笔下红极一时的“金枝玉叶”、“红颜遗事”，有的只是庸常的生活和几个在生活缝隙中找寻故事的人，他们一方面抱怨着不舒心的日子，一方面安顿下来体察其中的微妙细节，并把这些细节编织成真实城市里的不够离奇却更加可信的历史。

细细想来，也许有关上海的文化想象中，那些大商场、石库门、尹雪艳、老克拉等等根本是一种错觉，是商业化媒体以醒目、浓艳的符号对这座都市进行简化、放大的结果。即使是在文学作品中，上海真实、厚重的一面也从来没有断过。从茅盾、周而复开始，到占据当代文学史主要篇幅的叶辛、王安忆、陈村、叶兆言、孙甘露们，以及在争议中彰显个性的棉棉、卫慧，甚至更年轻的蔡骏等人，都以其多样化的文笔构建了上海的不同层面。而榛子那平凡中流露的小温情，孙建成那朴素中隐藏的大智慧，王季明那谦逊也压不住的才子范儿，虽然少了几分江南的纤细温婉，多了几分粗粝和沧桑，但也不失为上海文化的一个层面。大都市本来就应该是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这几位不太有名、不太有才，却真真切切爱文学、扎扎实实写小说的老男人，用成熟不炫技的笔勾画着真实上海的一丝一缕，把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生人的经历、生活、情感投入其中。老男人有老男人的执著，正是这份执著于细碎处发掘着上海的魅力。透过他们的笔，上海不再平面、夸张，而闪烁出立体、丰富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