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阳光，及其阴影面积
时间：2021-02-27 07:54: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于杨智俊的新作《青春正阳光》，我想从第一感受入手谈起。拆开快递包裹，映入眼帘的是八九个少年的青春背影，以及赫然在目的五个宋体加粗一号字——青春正阳光。一看到“青春”这个字眼，熟悉之余，更多的是一丝隐隐的担忧。我心中不禁暗自忖度，智俊兄要是整出个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或是赵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小说版那还罢了，要是不小心弄出个《纯净心灵，逐梦演艺圈》的2.0版本，就实在有些得不偿失了。
我的担心并非是毫无原因的，因為要知道，“青春写作”的把戏基本上已经被韩寒、郭敬明等一批早期80后作家提前消费了，并且形成了两种模式化的文本意识形态——要不就是为自己粘上胡子，学着老前辈们的腔调，一本正经地“为赋新词强说愁”，要不就是装傻卖萌，扮出一副“不想长大”的样子，掰着指头细数“梦里花落知多少”。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加可怕的是，青春文学在电影娱乐产业和大众文化工业的包装与兜售下，已经被透支殆尽，以至于我们一想到青春电影，就不自觉与虐恋、打架、酗酒、翘课、通宵、抛弃、背叛、性爱、堕胎等词汇串联起来。由此，可想而知，在这种强大的审美惯性和写作无意识的诱导下，作家要想写出“青春”的独特性和异质感是极具挑战意味的。
然而，当我带着这份不合时宜的担忧，先后读完小说集中的《安眠药》和《手》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必须承认，智俊兄的写作着实为“青春文学”鸣了冤、雪了耻、正了名。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发觉得原本稀松平常的小说集题目“青春正阳光”耐人寻味起来。不管是智俊兄本意如此也好，还是我一厢情愿地误读文本也罢，我更愿意将题目解读成“青春正面是阳光”，它的另一重意思就是“青春反面是阴影”。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物理常识——当正面照射的阳光紫外线越是强烈的时候，背后的阴影就越是清晰可见。智俊兄的小说集非常突出地呈现了这一现象。小说的“沉沦与痛苦”篇大体呈现的是青春的阴影面积，而“希望与新生”篇则主要表现的是青春光照下的温暖与柔情。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小说集中主题是“青春”，然而，其着力点并非是“青春写作”，而是“有关青春的写作”。这里，我并非是在玩文字游戏。原因在于，“青春写作”的词汇重心在于“青春”二字，一切叙事内容都是围绕“青春”这个不及物的概念展开的；而“有关青春的写作”则不同，“青春”在写作中只是局部，而非全部，是诸多因素，而非整体性结构，是一种气息一种症候，而非一块实体或一个概念。或许这样解释有些云山雾罩，我不妨换一种更加浅显的表述，青春往往是与第一人称“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的，但在智俊的小说中，很少会发现第一人称叙述，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例如，出租车司机的、破产老板的、拜金女的、社交恐惧症患者的、自闭症少年的、城市务工者的，等等。甚至有些故事乍一看似乎与“青春”也没有太多关联，例如《新法养鸡》《租羊》《夜色温柔》《酸枣》等篇什。有人不禁要问：这是作者为了出书而注水充数吗？我不这样认为，恰恰相反，正是这些非第一人称的、看似与青春无关的小说扩充了“青春”的内涵与外延，即在杨智俊的笔下，“青春”并非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自伤自悼、自怨自艾，而是被放大为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遭际中那些无数个“他者”的集体无意识，乃至是对一个社会转型过程中整个国族的精神青春期和时代症候群的大型隐喻。
当然，智俊兄的小说并非没有瑕疵。坦诚地讲，他小说的缺陷像小说的优点一样显而易见。其中，最大的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作者的表达欲望和“对话”冲动太过浓烈。他不仅为该书划分的两个部分各取了一个篇名，还分别用一段话对篇名进行了充分注解，即便如此，还是意犹未尽，甚至在每一篇小说的开头都安排了一个由名人名言构成的题记。作者似乎生怕读者看不懂小说想要表达的主旨是什么，或是担心读者将小说简单地误读为一篇普通的“青春小说”，过分贴心地为我们总结概括好了中心思想或形而上的内涵。这种不可遏制的表达欲求反而给读者带来一种画蛇添足的冗赘感，甚至于还有些许稚气未脱的高考命题作文的程式化遗痕。
在我看来，产生这样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自于80后作家群体的集体无意识。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经济市场的开放，80后作家为了在大众文化场域中争夺更大的话语权和合法性，主动以“青年亚文化”的姿态向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发起公开挑衅。因此，80后作家是与长辈有碰撞的一代，青春期的躁动、叛逆、质疑、渴望对话正是碰撞的突出表现形式。这一鲜明的群体特征在90后作家身上几乎荡然无存。90后作家出道时，当代文坛的资本配置已经完成，进入相对“平和期”。多元文化的共同塑型作用下，90后形成了与长辈完全平行的两个世界。与80后初出茅庐时渴望对话不同，90后似乎不愿意与父辈正面交流。他们对社会既定主流价值漠不关心，同时发展了另外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非主流”的精神空间和文化趣味，因此在阅读90后作家的作品时，会时常遭遇“语言不通”的尴尬。《青春正阳光》这本小说集中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表达欲求和对话冲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作者的代际特征和潜意识。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作者的写作动机和隐含读者定位存在一定问题。显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希望读者群越广越好，为了照顾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作者认为有必要为他们提供一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同时为了获得专业读者的青睐，作者又试图让每个题记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属性。其实，作者大可不必如此煞费苦心，因为无论如何装点，一部作品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这不禁让我想起贾樟柯导演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上与学生互动交流时的一段对话。当学生问道：“你的电影普遍反映的是三四线城镇大众青年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困境，但受众往往却只是那些生活在大城市乃至国际大都会里的小众艺术人士，三四线城镇乡村里的观众喜欢的，恰恰是《小时代》《变形金刚》《复联3》等这样的影片，对此你怎么看？”贾樟柯的回答是：“我的电影创作首先是拍给我自己的，它寄托的是我个人一段时间内的真实情感和思考，至于是否能让更多人感同身受并不是我所考虑的，也不是我能左右的。这就如同做菜，对于不合胃口的人来说，你添加再多的佐料，他也是不会买单的”。
况且，作者在文本中控制欲过强，也是不符合文学的基本属性的。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文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对未知的好奇和对可能性的容留，因此，“民主”是（小说）文学的唯一道义，它天生是任何霸权主义的劲敌。在现代文学创作伦理中，作家应当自觉地建立起叙事者与读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这不仅是出于对读者的智商尊重，同时也是对作者自己叙事能力的自信。毕飞宇在《小说课》中有一句关于作者与读者关系的金句：“在文本中，叙事者的能力越大，权力就越小；相反，叙事者权力越大时，能力就越小”。这里的权力指的是作者对于笔下人物的钳制力，而能力指的是作者对自身写作水准的自信程度。如果一个作者急于把自己的三观套入到人物里，那么，笔下的人物势必将无法按照各自的行为逻辑自由地发展。由此，小说中就会出现诸如“语言与人物口吻不符”“小说人物千人一面”“观念先行，人物沦为概念的符码”“作者叙述过于饱和，令读者丧失参与想象建构和可能性拓展的空间和兴趣”等弊端和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