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的现代主义

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于1922年由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 Bookshop）出版。书店的负责人雪维儿·毕奇（SylviaBeach）除了替乔伊斯出版小说外，还负责处理他的书信。其中有大量寄自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包括中国读者的来信。虽然刘以鬯（1918 2018）在大学就读期间曾读过《尤利西斯》的原著，④但这些中国读者来信没有可能是出自刘的手笔，因为他当年还不足四岁。有趣的是在同一年的读者来信中，有一位名为巴尔（William H.Barr）的读者向乔伊斯提出以下问题：到底《尤利西斯》这部小说的题目和小说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位读者无法找到历史（神话）中的尤利西斯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之间相似的地方。④据说毕奇当年没有回应读者的疑问或把问题转交乔伊斯，问题不了了之。然而，这点关于《尤利西斯》出版的花絮却有助于我们思考刘以鬯现代主义作品的特色。有趣的是，虽然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经常出现在刘以鬯的作品中，例如《酒徒》及其相关的论述中@，但当刘谈到自己对现代主义的追求时，却淡化了这两部作品的角色，反而强调一篇较少受到注意的作品——《镜子里的镜子》——是他追求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一种尝试㈤。本文认为刘以鬯对现代主义的追求虽然与《尤利西斯》有别，但却与乔伊斯较少受到关注的早期小说集《都柏林人》（Dublfiqers），特别是《死者》这篇作品较接近，这篇短文会先对刘以鬯的现代主义追求做简单梳理，再透过分析《死者》及《镜子里的镜子》说明刘以鬯的现代主义特色。

刘以鬯和现代主义的关系一直是研究刘以鬯作品的焦点。作者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酒徒》（1962 1963）里，透过小说中的人物多次提及《尤利西斯》，无论对乔伊斯在文学手法上的创新还是其在逆境中对文学的坚持都大加赞赏。@由此可见乔伊斯对刘以鬯的现代主义创作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无可否认意识流这种写作技巧的确在（（尤利西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意识流技巧并不是《尤利西斯》唯一的现代主义特色。当我们回到1922年读者巴尔的问题时，会发现《尤利西斯》还凸显了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特色，那就是这个文学思潮跟传统的密切关系。《尤利西斯》的故事是对《荷马史诗》中那位在特洛伊战争中胜出的英雄人物尤利西斯（Odysseus或Ulysses）的一种故事新编。尤利西斯得罪了神祗，被逼流浪十年才回到家乡伊萨卡（Ithaca）。小说的场景定在现代（1904年6月16日），地点主要是都柏林的大街，故事是关于布卢姆（IJeoDold Bloom）一天在外的经历，以男主人翁回家为终结。全篇除了运用意识流技巧外，在文类上也做了实验性的处理，把一篇史诗写成小说，行文时还用了很多典故及类比。虽然艾略特（T.S.Eliot）早在1919年已在他的重要评论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现代主义和传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种看法长期被现代主义强调创新的调子所遮盖。直到近年，现代主义和传统的关系才受到较多的关注。例如，弗纳尔德（Anne E.Yernad）就指出每一位现代主义作家背后都受益于最少一位伟大的作家，其中乔伊斯明显受到荷马及莎土比亚的影响。刘以鬯的现代主义作品中亦有跟《尤利西斯》相类似的创作手法，（《寺内》（1964）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这篇小说除了采用意识流手法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对经典作品——《西厢记》——的故事新编，而且刘以鬯在作品中亦进行了文类实验，由戏曲改写成小说，作者进一步指出他尝试用小说來写诗。然而，《尤利西斯》并不是刘以鬯理想中的现代主义作品。

刘以鬯对现代主义有其个人的追求，强调他无意临摹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品，包括《尤利西斯》。刘以鬯在《“娱乐他人”和“娱乐自己”》（《娱乐他人》）一文中对现代主义的追求有清晰的说明：“我从小喜读现代主义小说，却不否定理性和理性思维的能力……我试图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借此构成一种不同的混合形式。”作家接着提到为什么写《酒徒》时指出：“写《酒徒》，虽然运用了意识流技巧，却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不同。我无意临摹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意识流是一种技巧，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种技巧写出具有个人风格和特色的小说……我觉得写小说应该走自己的路，尽可能与众不同，使作品具有独创性。”以上的说明无形中淡化了《尤利西斯》在刘以鬯要尝试的现代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酒徒》，虽然被刘以鬯认定为“运用了意识流技巧”，但是亦没有被作者视为他所追求的现代主义，而是被定性为一部尝试把“小说与诗体的结合”的作品。简单来说，刘以鬯理想中的现代主义包含现代主义（意识流技巧）、现实主义（社会现实和内心真实）和理性思维（小说结构）三种元素，而这种追求并非无迹可寻。

事实上，如果以刘以鬯对现代主义的追求来看，特别是以他提到的《镜子里的镜子》为蓝本，乔伊斯早期的作品《都柏林人》（1904-1907）应该更接近刘的理想追求。《都柏林人》较多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品，一直没有受到较大的关注及讨论。直至近年论者才开始注意到《都柏林人》中的人物、主题甚至是意识流技巧的运用及其与《尤利西斯》的关联。（（都柏林人》是一部由十五篇故事组成的小说集，其中，又以最后一篇《死者》最接近刘以鬯要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理想，通过分析精心策划的小说结构，更可以看到乔伊斯的理性思维。这篇小说有条不紊地表现了意识流最深层的思绪的同时，又能充分反映当时爱尔兰的社会问题。相对来说，虽然乔伊斯写《尤利西斯》时表明其写作目的有现实意义——追求“祖国的精神解放”，而且结构上亦和荷马史诗做了微妙的结合，但无论乔伊斯做出多大的努力，例如把《尤利西斯》那些与《荷马史诗》结构做类比的写作章目删去，作品中与《荷马史诗》的类比关系无疑淡化了《尤利西斯》的现实意义。与《尤利西斯》相比较，《寺内》的现实意义更显薄弱，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王实甫《西厢记》的人物和情节进行改写。按照刘以鬯对现代主义的追求，《寺内》并不是刘理想中的现代主义作品，所以他在《娱乐他人》里把《寺内》定义为“诗体小说”。至于刘以鬯不把《酒徒》视为他的现代主义尝试，无疑显示了作者对理性思维的重视。事实上，《酒徒》除了大量运用意识流技巧外，亦反映了当时香港的现实情况。这部小说欠缺的是以理性思维对不同层次意识的呈现，并且把意识流动和现实故事的发展做有机的结合。文章的以下部分将分别以乔伊斯的《死者》和刘以鬯的《镜子里的镜子》进一步说明刘以鬯的现代主义。

在《都柏林人》这部小说集中，除了《死者》这篇运用了意识流技巧及象征外，其他短篇都是以写实手法为主。这些小说的主题反映了当年都柏林人的生活状况。乔伊斯曾在书信中提到写作《都柏林人》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去书写一章我国（爱尔兰）的道德史，我选择都柏林当作场景，因为那个城市对我而言，正是麻痹的中心。”至于都柏林人感到麻痹的原因可以简单归纳为两个：一个是跟沦为英国殖民地有关;另外是宗教上长期受制于罗马天主教。除此之外，经济困顿亦是另一个重要因素。面对这种生活环境，故事中的人物出现很多情绪（精神）问题，酗酒是明显的病征@。小说集中很多故事都毫不例外有描述酗酒的人物，例如，《恩典》《泥土》《寄宿之家》（《死者》等。酗酒的结果是带来更大的不幸，例如家暴（《伊芙琳》《对比》）、输掉身家（《赛车之后》）、车祸身亡（《憾事一桩》）等。

在众多故事中，《死者》无论在篇幅还是人物、故事的复杂性上都有别于其他作品，小说成功地把意识流技巧和现实的议题结合在一起，具体表现在故事中有两条线索平衡而有机地发展，直到小说结束，两条线索合而为一。一条线索是描述主角人物的意识流动;另一条线索是客观描述故事正在发生的事情。除了把意识流和现实这两个元素做有机结合外，更重要的是小说充分反映了乔伊斯驾驭理性及非理性的能力，这一切显现在小说精密的结构中。

小说是关于摩肯家三位小姐——凯特、茱莉亚及玛丽珍筹办的年度舞会。玛丽珍是凯特和茱莉亚的侄女。两位阿姨年纪已不小，她们特别宠爱的是外甥贾柏瑞，也就是故事的男主人翁。故事的一条线索是描述贾柏瑞的意识流动，另一条线索就是描写舞会前后发生的事情及人物间的互动。

有关贾柏瑞意识流动的描述其实是牵涉意识的深度问题。由于意识有深浅之分，所以当乔伊斯在描述贾柏瑞的意识流动这一条线索时，乔伊斯再细分成两个层次，有深层和浅层之分。意识流是指人的整体情绪反应，当中可以再细分为最底层的前语言（即没有语言之前）及最高层的可以全面用语言思考的层次。简单来说，最底层的意识因为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只可以用透过梦、意象及象征等来传达信息，但相对于可用言语来表达的意识，前者触及的心理状态较深沉。这篇作品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主题是关于贾柏瑞对自己的国家及传统文化的看法，亦是当年现实中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否支持爱尔兰独立。贾柏瑞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微妙变化。贾柏瑞是在大学里教授外国文学的，故事开始时我们看到一个高傲的贾柏瑞，他和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就算在他的亲人和同事中间，贾柏瑞亦无法进入他们的世界，但他表面上装作认同爱尔兰传统价值，并且打算在舞会的演讲中虚情假意地赞美一番。乔伊斯透过内心独白、记忆和自由联想等把贾柏瑞这种较浅层的意识反映出来。直到故事的最后部分，在意识里一直自以为是的贾柏瑞，因为得悉妻子埋在心底的秘密而大受打击，从而反思自己的人生。对于过去的一些执着也愿意做出改变，例如贾柏瑞想要到爱尔兰的西部旅行去。这点也跟小说开始时不同，贾柏瑞一向只到欧洲大陆旅行，十分抗拒国内旅游这回事。

在同一时间乔伊斯为了呈现贾柏瑞的深层意识（没有语言之前的层次），他通过雪这个意象的反复出现，让读者注意到贾柏瑞在深层意识里，对自己国家文化传统的看法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相比之下，这种变化比起贾柏瑞的意识和外在真实的表现都来得早。雪本身带有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贾柏瑞对自己的国家及传统文化认同的程度。賈柏瑞开始时对自己鞋头上沾上的那点雪十分抗拒，煞有介事地要把它擦掉。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可以看到贾柏瑞对雪由反感变得好奇，他虽然身在舞会中，但却主动想象窗外的雪景。而且他对雪的想象，一次比一次覆盖的范围大，“走”得越来越远。例如开始时是想象走出屋外，穿过公园到威灵顿公爵纪念碑附近散步;接着再想象时便想到威灵顿公爵纪念碑外的十五亩地;故事的结局是贾柏瑞想象雪把整个爱尔兰都覆盖着。换言之，我们从贾柏瑞的深层意识里预见他最后接受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至于从另一条描述舞会前后的客观现实线索中，读者看到贾柏瑞从一开始便受到大大小小不同的挫折。舞会开始时，帮佣女孩莉莉因为贾柏瑞提起她的男朋友而顶撞他。接着跳集体舞时，贾柏瑞被安排当自己大学里的同事艾佛斯小姐的舞伴。艾佛斯小姐对爱尔兰文化充满热情，支持爱尔兰独立运动。她在跳舞期间先质问贾柏瑞为何帮一份亲英报纸写书评，后来又邀请对方一起到爱尔兰西部旅行。由于贾柏瑞一直对自己的国家及文化不感兴趣，所以被逼得急了，只有回应道：“我早就厌透了我的国家，厌透了！”最后是自己的妻子葛瑞塔，特别是妻子的剖白，彻底打击了贾柏瑞的自信，他无法相信葛瑞塔心里一直忘不了她的初恋情人，因为这个男孩竟然为了爱情、为了葛瑞塔而死。葛瑞塔剖白后因悲伤过度而昏睡过去，贾柏瑞在激动中亦忍不住流泪。

小说的结局没有交代贾柏瑞接下来会怎样，但读者可以想象贾柏瑞经过这一夜后，必然会做出转变。他的浅层意识和深层意识已给了我们答案。贾柏瑞也许未必会站出来支持爱尔兰独立运动，但亦不会反对。至于他对葛瑞塔及其他人的态度，亦应该不像过去那么自负。

刘以鬯的《镜子里的镜子》是1969年的作品，按照作者的意思，他是有意尝试把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把这篇作品和《酒徒》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的话，会发现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在处理深层意识这个问题上。正如我在上文提过，《酒徒》在技巧上运用意识流，在内容方面反映了当年香港的现实情况。男主角酒徒（老刘）酷爱文学，但因为生活逼人，靠在报纸卖文为生，写黄色小说及武侠小说。他终日借酒消愁，小说中大部分意识流的片段多是酒后的一些思绪，结构比较零散。如果再进一步比对《酒徒》和《死者》的话，发现两者的差别也在于处理意识层次及小说结构上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刘以鬯没有提过《都柏林人》或《死者》对他的现代主义追求的启发，但《死者》和《镜子里的镜子》，甚至是《酒徒》都有相似的地方。例如“酒”这个元素在三篇作品中都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另外，《都柏林人》强调的麻痹，亦即在第一篇小说《两姐妹》的开首部分由小男孩说出“麻痹”开始，整本小说集反复描述都柏林人的麻痹精神状况。在《镜子里的镜子》的男主人翁林澄口中亦先后说了“麻痹”两次。当然两篇作品至关重要的相同之处在于对深层意识的处理及小说结构这两方面。

《镜子里的镜子》和《死者》一样都是分两条线索推进故事情节。第一条线索是林澄的日常生活，另一条线索是对林澄意识流动的描述。其中后者又按意识的深浅再细分成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相对简单。林澄是一家小型商行的老板，全公司包括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身为老板的林澄要比公司的打字员及后生都要忙。做老板的反而要看职员的眉头眼额做人。回到家里同样无法做一家之主。妻子整天搓麻将，经常不愿做饭。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各有麻烦。大女儿在加拿大念书，但整天嚷着寂寞要早日回港。二女儿（十九岁）有感情（性取向）问题，似是周旋在一个女孩子及一个男孩子之间，父母还担心她是否吃起迷幻药来。儿子开始时跟一位中年女子同居，故事结束时却跟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拍拖而且儿子一直把父亲当作摇钱树。家庭生活问题多多，经济方面亦出现问题，除了百物腾贵，公司生意亦不佳。小说结束时林澄到了夜总会借酒消愁。这条线索清楚反映了香港20世纪60年代末的生活状况。读者在这条线索中看到一个寡言、行尸走肉般的人物。在这种客观或外在现实以外，刘以鬯还描述了林澄的内在真实状况。

小说的第二条线索是描述林澄的意识流动。其中又分为浅层和深层的意识流动。先谈浅层的意识。由于林澄无论在公司还是家庭都不得意，感到十分寂寞，经常独自一人，所以小说出现了很多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及回忆。例如林澄有看报纸的习惯，常常让报纸上的新闻牵动思绪。例如，当看到有保罗纽曼的《赛车情仇》上演，便想起曾经和家人到澳门看赛车的情景，继而再联想到一位赛车手的死亡。在同一份报纸看到另一则关于巴黎和谈陷于僵局的新闻，林澄由此又联想到世界局势。他想到大概只有像不丹那样位于高山丛林的国家才有和平，等等。有趣的是林澄对登月的新闻亦感好奇，十分关心太阳神十三号登月意外的发展。此外，他对文学及文化亦有相当认识，在林澄的思绪中提过不少作家及作品，例如莫里哀、海明威、加缪、《左传》等，这里还没有把他意识里提过的电影导演、电影作品及音乐计算在内。另外，刘以鬯透过林澄的回忆除了对他的过去和妻子、儿女的生活点滴做补充外，亦描绘了林澄来港前在上海的生活情况。儿时的他甚得父母宠爱，八岁时曾经大病一场，幸好最后康复过来。二十多岁的林澄经常流连舞厅及酗酒，做母亲的往往彻夜不眠等儿子回家。今昔对比，过去虽然并不一定事事如意，但今天的生活显得苍白无力;至于林澄外表看来乏味，但他的浅层意识却告诉读者林澄这个人物的本质是丰富多彩的，对比之下，更令人替他陷入刻板及庸碌的现实生活中不能自拔而感到惋惜。

面对现实生活的困境，刘以鬯在《镜子里的镜子》中通过描述林澄的深层意识，告诉读者小说的主人翁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作者用了两个反复出现的意象来描绘林澄的精神状况：一个意象是猫，另一个是镜子。镜子在小说里起了点题作用。镜子这个意象首先是林澄的大女儿梦兰提起的。这个留学加拿大的女孩在家书中形容寂寞的留学生涯时说：“我一个人坐在宿舍的卧房里，忽然感到无比寂寞，仿佛四壁皆是镜子，见到的只是自己”。林澄深受女儿这个比喻影响，除了完全理解那种寂寞的感觉外，他更进一步推衍出从很多面镜子中看到许多个“自己”。林澄觉得不快乐，因为他迷失了，镜中看到那么多个自己，到底“我是谁”？小说的最后一节提到林澄到了夜总会解闷，看到很多面镜子。我们从结局中看到林澄异化的过程，开始时他在镜子中看到自己，但接下来，镜子中那个“他”做了主导，回看现实中的林澄。现实和幻想的界线开始模糊。最后，林澄出现了幻觉，“仿佛四壁皆是镜子”，但小说最后两句却是：“镜子外的他离开镜子/镜子里的他离开镜子”。如果林澄说的是真实的镜子的话，他当然可以离开，但这里指的是他在精神错乱时看到的幻象，要阻止这些幻象出现（即离开镜子），只有自毁。

我们从另一个意象——猫——的象征意义中进一步看到林澄的精神状态。猫这个意象一开始便在小说中出现。刘以鬯在介绍表面看来正常的商行老板林澄给我们的同时，指出他有恐猫症。在林澄的办公室里有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猫，它神出鬼没，经常出现在林澄的面前，把他吓得半死，和他表面英明的老板形象背道而驰。林澄得的这个病和他在上海的经历有关。他见到一个亲戚被有疯猫症的猫咬过后，无药可救，被关在医院的铁栅等死。猫在这篇小说里象征着把人逼疯至死的力量。猫第二次出现是在林澄的梦中，它变成巨型的猫要把林澄玩弄至死，林澄完全无力反抗，他尝试自杀。这里已预告了当林澄面对生活压力无法解决时，自杀是他的一个必然选项。猫第三次出现时已不限于在办公室，而是在一家高级餐厅，当林澄正在用午餐时，一只貓突然出现，把他吓得失神，幸好突然有一位美丽的黑人女子跟林澄搭讪，顿时令他的情绪舒缓下来。当猫再次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林澄想到要杀死那只猫，他绷紧神经，拿起剪刀，但最终还是让猫跑掉。林澄那刻似乎有了勇气，相信美丽黑人女子的出现给他带来了希望也说不定。猫第五次出现时是在街上，林澄看到一只猫的尸体，看来像在办公室那里见到的那只猫，让林澄开心了一阵子。谁知道回到办公室后仍然见到那只猫，林澄惊恐之情久久不能平复。接下来一次并没有见到猫，但林澄的妻子在家中发现老鼠，竟然说要养一只猫，顿时把林澄吓得尖叫起来。故事结束前，林澄再次见到猫。他忙里偷闲正在餐厅吃雪糕苏打，谁知道一只猫在他脚下擦了几下，把他吓得尖叫起来，亦吓怕了餐厅的其他客人。林澄无法保持理智，掉下雪糕及钱便冲出餐厅。我们最后见到林澄时是在舞厅，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应该有自毁可能。

刘以鬯虽然在写实那条线索并没有明确告诉读者林澄的结局，但从意识流动这条线索中可以看到无论从镜子还是猫的意象中，林澄被生活逼疯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离自杀这一步应该不远。

这篇短文从巴黎一家书店九十六年前的一则花絮说起，开始时的确有意厘清一段文学承传或影响的关系。只是走笔至此，突然惊觉两位文坛大师走了一条相同又相反的路，但又如此理所当然。乔伊斯一步一步从《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走过来。刘以鬯也许第一步便接触《尤利西斯》，然后是《芬尼根的守灵夜》，结果他认定在变成《尤利西斯》前的风格最理想，也就是《死者》里所呈现的，在《镜子里的镜子》得出来的尝试。到底这是巧合还是有文学因缘，大概已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得出来的成果是亮丽的。然而，两位大师都只交出一篇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作品，这种尝试是否值得走下去，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