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毛边党”及其它
时间：2021-02-27 07:56: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什么是毛边书?对于当下的许多读者而言，倘若冷不丁被问这个问题，恐怕有一大半的人被问住，而真的成了个问题。
毛边书，简单说就是“书不切边”。具体而言，就是书籍在印造过程中，经过排印、折页、配帖、装订、包本等工序之后，省略了最后一道“切边”的工序，而形成的，一种“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鲁迅语)的图书版本样式。
诚然，毛边书作为书籍装帧艺术中一种独特的样式，它不是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书籍装订方式。毛边书是一种舶来品，最早出现于欧洲的英、法、德等国家，后来传入东邻日本。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法国一些讲究的文学书都不切边，封面通常用绿色或橙色纸，写上书名、作者、出版社，没有时下专门的封面装帧设计，采用穿线装订的方法，一帖一帖地订在一起成为一本书。这样的书，要用裁纸刀一页一页地裁开后才能阅读。在日本，只有一些篇幅不大的文学作品如少数诗集采用毛边装订的方法。
毛边书发轫于欧洲，是举世公认的。毛边书在欧洲大陆大致盛行于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前后。然而，欧洲的毛边书最早究竟出现于什么年代?确切的定论则至今未见之也。不过作为一般的读者，似乎也无须去追究，姑且把这个课题留待从事书籍装帧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去深究吧。
至于中国人最早接触与载读毛边书的文字记载，则见之于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之中，时间是在1880年的6月27日(清光绪六年五月廿日·伦敦)。曾氏当天日记的后半段中有云：
茶食后，诵英文。编电语三十余字寄译署……。饭后，……诵英文，裁英文书二册。英、法书肆于新刻之书装订完好而纸张相连，不肯裁切，所以表其为新书也；华人贵旧书，西人好新书，亦相反之一端。(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版，344页)
在这条有趣的记录中，曾氏解释当初西方人将新书印制成毛边本的用意，是在表示其为新书。这一点在提倡毛边书的周氏兄弟的言论里，倒是都没有提到过的。
不过，1880年6月27日是星期天，根据曾氏这段日记的前后所记，当天他还是颇得余暇的。因此，这位曾公使午饭和下午茶后载读的那两册英文毛边书，不是公务文书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把它们假设成两本篇幅不大的文史艺术类英文毛边书，似乎也绝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909年春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得到一位绍兴同乡丝绸商兼银行家友人的资助，在东京先后出版了他与周作人共同翻译的两册外国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鲁迅在印制这两本书时，首次采用了“装订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且纸之四周，皆极广博”(鲁迅《域外小说集·装订略例》)的毛边本图书的装帧形式。从此。毛边书这种独具特色、别有魅力的书籍版本样式，就正式传入中国。
鲁迅一生读书、教书、编书、校书、译书、写书、印书、藏书，可谓是与书有不解之缘，毛边书则是他一生的钟爱。
从目前见诸文字的记载来考证，鲁迅从1909年3月与7月分别出版《域外小说集》第一、二两册毛边本起，到1935年4月10日写信给作家曹聚仁，嘱咐他在《集外集》付装订时留十本不切边的毛边书，并戏称自己是十年前的“毛边党”，可以说。在这颇为漫长的二十七年问，他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绍兴，又从绍兴来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厦门到广州，直至拖家携眷定居上海，不管生活多么动荡，环境如何险恶，境遇怎样改变，都丝毫没有改变鲁迅对毛边书这种落拓不羁、不衫不履的书装样式一种始终不渝的特殊嗜好。
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鲁迅一生编校著译的书刊，留了毛边本的超过60种。甚至在他逝世以后，由其夫人许广平主持出版的三册《且介亭杂文》，也都秉承了鲁迅一贯的做法，留有一部分毛边书，以分赠其生前好友，从而使鲁迅在中国首倡的毛边书得以薪尽火传。
鲁迅对毛边书的喜好，是深入到了骨子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几乎可以说是近于痴迷，以至有些强加于人的地步，有史为证：
和这信同时，我还想寄一束杂志，萁中的《语丝》九七和九八，前回曾经寄去过，但因为那是切光的。所以这回补寄毛边啻两本。你大概是不管这些的，不过我的脾气如此，所以仍寄。(鲁迅、景宋：《两地书》)
这是正在热恋中的鲁迅，1926年11月20日从厦门寄给时在广州的许广平信中的一段话。从中正可以见到一个活脱脱的偏嗜毛边书的鲁迅的形象。这种对毛边书的执着精神与执着举动，真不足与非毛边党人道也。
在中国文化界与读书阶层中倡导毛边书，鲁迅可谓是不遗余力，甚至几近有不惜孤军奋战的匹夫之勇。1925年11月，那还是鲁迅第一次在新开张的北新书局印毛边书。鲁迅再三叮嘱北新老板李小峰：一律装成毛边，一本都不许切边。但等到书印成，李小峰先将部分样书送到鲁迅处以备其送人时，书却都是切好了的。鲁迅当即火了起来，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李小峰这样回答：“一开始装订，我就将毛边的摆出去卖，但没有人买，要教我切了边才肯要，我看没办法，所以索兴都切了边。”
鲁迅马上说：“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行，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
李小峰只得将切过的光边本带回去，重新送毛边的来。自此，鲁迅“与李老板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然而，鲁迅对此也有许多的无奈，后来他曾不无感慨地说：
我记得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佣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语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不觉满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
由于鲁迅的竭力倡导，及其在新文学界的崇高地位与非凡影响，在不久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直至三十年代的中前期，毛边书一度十分盛行，许多社团或出版机构，如创造社、光华书局、大江书铺、开明书店等竞相仿效，甚至这股毛边之风还被带进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毛边书影响力之深广，可想而知。以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初创刊的《诗刊》，还印出了道林纸与白报纸两种毛边本。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毛边书又如书籍版本百花园中的一株绚丽花朵重新绽放。1979年10月，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王世家率先在海内外推出了萧军、萧红合著的短篇小说集《跋涉》毛边本，1980年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瞿秋白编选撰序的《鲁迅杂感选集》毛边本，有意思的是两本毛边书都是复制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毛边书，真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此后，毛边书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在华夏大地，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毛边党已经的的确确的卷土重来!
行文至此，设若有人要问：浮躁如当下，为何又要多事重提载读毛边书?以积极“倡导书香社会”闻名于世的中国当代著名阅读学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早已深刻而精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所谓“毛边书”……它是与世人叫嚷的“信息时代的阅读”背道而驰的东西，贵在把玩，讲究沉潜，融入的是人的情意，鉴赏的是书的韵味，那是一种真正书与人、物与我、友与情交融，甚至于可以“两忘”的阅读境界。(傅璇琮、徐雁主编“书林清话文库”本《毛边书情调·后序》252页)
毛边书从当年周氏兄弟引入华土，到如今成为一种珍贵稀罕的艺术收藏品，恰好已经整整走过了一百周年。期间，毛边书的生存发展是经历了许多曲折与反复的。不过这一点似乎已经不在本文探讨的范畴，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