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时期梅娘的文学创作及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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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的创作逐步由“小姐的闺房”扩展至城市生活，怀着深切的同情展现底层小人物的命运，表现出创作上的飞跃及写作风格的成熟。在《鱼》《蟹》中，梅娘逐步走向以女性关怀为主题的创作道路，将女性视角的柔软细腻与笔触的强劲有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关键词：梅娘 东北沦陷时期 底层书写 女性关怀
梅娘（1916-2013年）是东北沦陷时期重要的女性作家，出生于海参崴，在“新京”（长春）走上文坛，本名孙嘉瑞，笔名敏子、梅娘、柳青娘等。《新满洲》、《大同报》、《华文大阪每日》等报刊成为梅娘文学活动的主要阵地，也是她作品刊发的重要平台。1935年，梅娘的第一部作品集《小姐集》出版。1940年，出版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第二代》，同时翻译了日本长篇小说《白兰之歌》《母系家族》等。1942年，梅娘移居北平，先后出版《鱼》《蚌》《蟹》等中、长篇小说。
《小姐集》是梅娘学生时代创作的散文、小说结集，出版后得到当时文坛的好评。同时期女作家吴瑛评价梅娘及其作品：“小姐集虽然讴吟着新文学温暖的羽翼，发现自身的安乐的性格，但那已是代表当时的文坛情势，尤其是出自女作家的笔下，更感到那是一册代表彼时女性思潮的倾向之作品。”[1]随后，梅娘的创作逐步由“小姐的闺房”扩展至城市生活中，更深入到现实社会底层。短篇小说集《第二代》的出版，表现了梅娘创作上的飞跃以及写作风格的成熟。“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识;《小姐集》描写着作者小儿女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第二代》“脱离了过去的《小姐集》的没有方向的文学气氛”，“磅礴着作者的热情与哀悯的情绪，去描绘了没有阶级的人们（大人与幼童）的苦难的生活的情形”。[2]
梅娘写出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描写他们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中的挣扎，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世界中不断地呻吟。《六月的夜风》中的三个铁匠日以继夜的炼铁，却连肚子都填不满，还“因为钱窘受着小寡妇的嘲讽和冷淡”。《花柳病患者》中的瓦匠李贵“脸上刻划着长时间劳苦的皱纹”，因自己的病感觉羞惭。《傍晚的喜剧》中十四岁的小六子给主人家做工，受尽了掌柜的指使和谩骂，还被“十岁的吃得肥头胖脑”的少掌柜欺负，小小年纪便尝尽人世艰辛。
梅娘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视着在底层社会挣扎的民众，尤其关注贫民世界中的儿童们，塑造了苦难儿童群像，并以第一人称的儿童视角来审视这黑暗的社会。《第二代》描写了一群贫苦人家的孩子“我”、玉姐、小铁、小三子、小贵的生活，以“我”的视角看待穷人们所遭遇的一系列苦难。各家各户都因为穷而争执吵闹，幼小的孩子们已经开始承担生活的重担。为了配合防空演习，孩子们收集煤烟做黑窗户帘;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缴纳银子钱，孩子们上街乞讨。但是灾难还是向孩子们袭来，二姐在夜晚被李坏蛋欺凌，善良的小三子病死，“第二代们”依旧难逃苦难的命运。《蓓蓓》中，女孩蓓蓓随母亲寄居在姨娘家，倍受讥讽与欺凌。因为一朵小花，蓓蓓与姨家三位娇养的公子小姐发生争执，“被包在六只小拳头中”。报复的心理终于让幼小的蓓蓓奋起反抗。可是反抗的结果却让妈妈更加的无奈与痛苦，“妈的辛酸伴着孩子无邪的忆念充溢在那阴郁的小屋子里”。《在雨的冲激中》描写了同一条街道上不同阶级的三群孩子之间的冲突。穷孩子们在风雨中“细心地寻着，拨着，在煤灰中，在果壳里挑选着——找寻可以满足微小的希望的东西”;一对穿着“胶皮的高靴子”的孩子“嬉笑着讲谈着学校里的事情”，视穷孩子为“脏骨头”、“穷种”;而三个踏着“亮晶晶的皮鞋”的孩子从汽车中跳下，讽刺“胶皮的高靴子”的孩子是“鳖像”。阶级分化的影响已经渗透至孩子们的心灵。
除了对底层社会苦难的描写外，《第二代》中已经显示出梅娘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初步思考。《落雁》中的小学教员李雁有着“被残余在社会上的一点封建遗毒压下去的，可珍贵却又胆怯的处女底（的）热情”，渴望心灵与肉体的双重释放。《时代姑娘》中的华小姐生活在父亲的权威之下，“忍受着青春的苦闷”。对于同事杨先生的追求，华小姐深知自己对他的爱“决敌不过长期困在封建家庭中的懦弱的素质”。朦胧的女性意识已经在梅娘的作品中展露，并引导她逐步走向以女性关怀为主题的创作道路。同时，梅娘将女性视角的柔软细腻与笔触的强劲有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1943年，梅娘的短篇小说集《鱼》出版，收录小说6篇。阿茨（林溶）在“跋”中写到：“梅娘是这作家中的一个，而且是比较特出，有自己风格的一个。虽然她过去在另外的地方已经建树了相当的成绩，我觉得能代表她的作品的特色的，《鱼》是很好的一本书。”[3]
《一个蚌》中，少女梅丽所生活的封建大家庭表面上是显宦巨贾，实际上内部腐败混乱。房子被没收，粮食被统制，作为家里“撑天柱”的大哥沉沦于鸦片中，几个姨娘之间倾轧争斗，而梅丽成了这场家庭纷争的牺牲品。父母为了挽救颓败的家庭，将她许配给天津巨富朱家之子，不管女儿的幸福与否，更不管朱家少爷的纨绔本性和一身脏病。梅丽与同在税务总局上班的同事王琦相恋，两人相约出走，却被局里险恶之人设下圈套，贴上道德沦亡、廉耻全无的罪名，恋人王琦负气离开，只留下胆怯惶恐的梅丽一人面对今后的人生。梅丽深知自己的生活是“狭的笼中的虎”，也曾产生抗争的念头：“我会做出点什么来的，至少我要使我身边的女人们明白，只有女人才能同情，理解女人，只有女人联合起来才能自救”。但是懦弱的性格和残酷的现实却终究让她败下阵来，正如题目《蚌》所暗示：潮把她掷在滩上/干晒着，/她！/忍耐不了——/才一开壳，/肉仁就被啄去了。
小说《鱼》以女性自白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命运遭遇和情感困境。“我”是一个出身封建大家庭的高中毕业生，父亲秉持着封建家长的威严和家族的荣誉，将“我”桎梏在家中。为了自由，“我”投考了C银行并被录取，同时与已婚的官宦子弟林省民相恋。但林省民逐渐显露出纨绔子弟的劣行，喝酒、游逛，并要求“我”随他回家做姨太太。“我”深知在男权社会中，自己得不到做人的权利，只被看作是男人的附属品。慨叹女子的命运不过是“网里的鱼”。因此，“我”决定离开林省民，自己去打开另一条生活的路子。然而，“我”却把出逃的希望再次寄托在婚姻之上，将自己的情感完全托付给有妻室的男子——林省民的表弟琳身上，琳的懦弱与退却再次让“我”的希望落空。
1944年，短篇小说集《蟹》出版，收录小说6篇。其中《蟹》延续了梅娘对女性婚恋问题的关注，与之前的《蚌》《鱼》并称为“水族系列小说”。《蟹》在开篇同样以题标的形式象征人物命运：“捕蟹的人在船上张着灯，蟹自己便奔着灯光来了，于是，蟹落在早就张好的网里”。[4]故事背景依旧是东北沦陷时期的封建大家庭，孙二爷凭借与俄国人做买卖发了财，他死后家庭成员相互斗争、争夺家产，甚至寻求侵略者日本的保护。与前两部小说主人公相比，《蟹》中的少女玲玲聪明、坚强，具有鲜明的抗争意识。玲玲原本有着远大的理想，“曾计划过，到北平去上大学，学工，像爸爸一样，创建有利人生的实业”。但是时局的动荡阻断了玲玲的求学之路，她憎恨这黑暗的社会，更憎恶充满腐败气息的家庭：只知道嫖妓享乐的三叔、谨慎的二婶、霸道的三婶……玲玲向往着独立，不愿在丑恶的家中做寄生虫。家人担心日本人搜查，让玲玲烧掉所有“沾一点俄国边的，骂日本人的”书籍，遭到玲玲的拒绝，这些爸爸留下的书是她在这个腐朽家庭中的精神寄托。同时，玲玲对男女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男女平等的地位，而非“作为男人的附属品”。最终，玲玲决定离开这个沉闷、腐朽的大家庭，去寻找新的活路。
通过《蚌》《鱼》《蟹》三篇小说，梅娘生动的展示了东北沦陷时期封建大家庭中青年女子的命运。封建家庭制度和婚姻观念如铜墙铁壁般禁锢着女性的生活，如“蚌”似的软弱无力、坐以待毙，只能成为黑暗社会與家庭的牺牲品，被人推向滩上，啄去肉仁;像“鱼”一样抗争“网”的抓捕，虽能获得一时的落地自由，但却难以找寻到畅游水中的真正自由;只有如“蟹”一样的强劲有力，敢于和现实对抗，才能重活自由和新生。
此外，梅娘延续着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并深入挖掘到人性的深层，这集中表现在小说《侏儒》中。“我”在开油漆店在房东家认识了被人们称为“木头疙瘩”、“傻子”的侏儒孩子。他专为顾主粉刷房子，十六岁了却身材矮小，不会说话，受到房东太太的辱骂和欺凌。“我”怀着同情与怜悯的心格外照顾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对“我”也产生了真挚而特殊的情感，从在“我”的窗外探头探脑，到“我”生病时进屋探望，并做出真情而又鲁莽的动作;甚至产生嫉妒心理，对“我”的丈夫抛砖头;直到为了救“我”被疯狗咬死。作者展示了小侏儒从分不清“爱护与责打在动作上有什么区别”，到逐渐懂得人间有爱，最终以生命作为回报的历程，借此表达了人间的不公待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参考文献
[1]吴瑛.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M].转引自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345。
[2]韩护.《第二代》论[M].转引自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455。
[3]梅娘.鱼[M].北京：新民印书馆，1943。
[4]梅娘.蟹[M].北京：北平武德报社，1944。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博士与青年扶持项目“民族意识与东北沦陷区文学”（2018BS66），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委托项目“伪满时期戏剧生存样态研究”（18wt05）。
（作者介绍：何爽，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东北文学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