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苏联观

在鲁迅思想的发展进化过程中，苏俄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资源。特别是在上海的最后十年里，鲁迅的亲俄亲共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深刻影响了鲁迅后期的思想嬗变。因此，寻找鲁迅和俄苏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已经开始关注俄苏文学的发展态势。在和弟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之时，鲁迅翻译了安德烈夫的《谩》、《默》和迦尔洵的《四日》。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鲁迅说：“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1]可以看出，鲁迅当时已经具有“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启蒙思想。回国之后，鲁迅开始大量翻译介绍域外文学。其中，俄苏文学和北欧弱小国家文学成为鲁迅关注的主要对象。阿尔志跋绥夫、跋佐夫、契里珂夫、爱罗先珂、望·蔼覃、勃洛克等作家，相继进入了鲁迅的翻译视野。通过译介这些作家的文学作品，鲁迅深切感到“被侮辱和被损害”国家的文学具有可通约性，这给鲁迅带来了很大的精神慰藉，他好像另外打开了一扇心灵之窗。“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给全世界劳苦大众带来了福音。鲁迅说：“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自己命运的人。”[2]这里，鲁迅对俄国革命做出了高度礼赞，希冀中国也能像俄国一样，尽快建立一种无产阶级革命政权。

1927年前后，中国革命形势风云突变，蒋介石日益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策，中国顿时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尽管蒋介石仍然坚持“北伐”，但主要企图却是消灭异己，为建立专制独裁政权创造条件。国民革命军在占领了上海和南京之后，许多人都在为革命取得胜利而欢呼雀跃。但是，鲁迅却看到了各种革命危机。鲁迅说：“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曾经引用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3]“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4]对列宁主义的高度赞扬，表明鲁迅已经了解俄国革命的基本概况。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许多激进作家认为“阿Q时代已经死去”，鲁迅依然是小资产阶级的落后作家。针对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的集体围攻，鲁迅开始全面审视自己的思想距离。之后，鲁迅主动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许多经典著作。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极大地改变了鲁迅的思想信仰结构。之后，鲁迅思想才开始“向左转”，从此便和俄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实际上，鲁迅持续关注俄国文学并不是偶然的。鲁迅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5]与其他国家相比，俄国和中国也许更具有相似性。在翻译《工人绥惠略夫》和《赛宁》之时，鲁迅切实感受到了俄国文学里面的暖意和温情。主人公在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中，虽然带有一种“无治的个人主义”的倾向。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鲁迅礼赞他们的热情。在鲁迅看来，这种特质在中国文学中是奇缺的，因而显得弥足珍贵。“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6]在《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中，鲁迅说：“俄国大改革之后，我就看见些游览者的各种评论。或者说贵人怎样惨苦，简直不像人间;或者说平民究竟抬了头，后来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贬，结论往往正相反。我想，这大概都是对的。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游览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7]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孙郁说：“俄国文学作品对鲁迅而言，范本的价值是无疑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参照。对照他们而发现自己的所缺。欧美的经验毕竟与我们相隔，倒是俄国，似乎更与我们相关。因此，可以说，鲁迅对俄国问题的敏感，是饥渴于精神粮食的民族的一种选择。”[8]此时，鲁迅虽然部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依然占据鲁迅思想的中心位置，这驱使着鲁迅更加关注“底层文学”。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鲁迅说：“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了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9]可以看出，同情弱者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维度。由于启蒙之根深深扎在底层土壤之中，鲁迅才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崇敬和爱戴。

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1年苏联煤油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开始大量出口煤油和小麦。此时，许多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都深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企业大量破产，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工人失业严重。社会主义苏联的迅猛发展使西方国家非常惊恐。为了转嫁经济危机，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对华进行侵略。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鲁迅说：“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列宁格勒，莫斯科的图书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格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科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吗。”[10]“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11]“我们的痈，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12]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鲁迅对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赞扬。尽管苏联在许多领域还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鲁迅认为这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仅仅是暂时的事情。

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鲁迅说：“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13]“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西方列强）是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14]后来，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的中心，而且就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15]“我只能看别国——德国，日本——的译本。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译本》《毁灭》《铁流》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绍介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紧要。”[16]“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17]

毋庸讳言，鲁迅对苏联的高度礼赞是存在问题的。十月革命之后，为了粉碎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列宁开始在全国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推行国内贸易国有化、余粮收集制、实物配给制、劳动义务制和工业国有化政策等等改革。一方面，这种高度军事化特征的经济政策使政府有效控制了全国人力和物力，为战争胜利提供了有效的物质保障，当时的确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经济政策是严重违背经济规律的，各种弊端随之得以暴露。比如，苏联政府强制大中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导致许多企业倒闭或大量减产。不仅如此，在收购余粮过程中，征收的不仅是余粮，部分农民的口粮和种粮也被强制征收，这就严重破坏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建立工农联盟是极为不利的。1921年，列宁被迫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到1928年俄国的工农业产品总量才达到1913年的生产水平。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1928年，斯大林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农业集体化政策，把许多小农庄合并为大型集体农场，逐渐推行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但是，农业集体化也深受农民特别是部分富农的反对，他们不愿意把土地和农产品交给政府。为了逃避农业集体化政策，许多人开始屠杀牲畜，烧毁农作物，以免被政府充公，这导致了苏联农业总产量急剧下降，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1933年，斯大林又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发展重点由农业转向重工业领域，钢铁、煤、电、石油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使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由此可见，苏联在革命和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许多失误，并不是鲁迅想象的那么美好。

因此，鲁迅在“想象苏联”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部分失误。尽管阅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和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鲁迅对苏联革命的许多内幕有所觉察，但他毕竟没有亲身到苏联进行考察，这极大影响了鲁迅对苏联的整体判断。事实上，为了扫清各种异己力量，斯大林在国内实施了“肃反运动”和“大清洗运动”，大批党政领导、知识分子、革命群众被无辜杀害或流放。比如，布哈林、基洛夫、尼古拉耶夫、图哈切夫斯基、托洛斯基、叶戈罗夫、季诺维也夫等一大批人都遭到暗杀或秘密逮捕。在斯大林的专制独裁之下，各种民主制度形同虚设，苏联顿时陷入恐怖之中。但是，鲁迅对此却一无所知。他仍然说：“‘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要恐怕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18]由此可见，鲁迅对俄国革命是存在“误读”的。鲁迅也许不知道，斯大林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转化为个人专政，把专政对象指向了许多政治领袖和工农群众，这已经背离了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目的。“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在西方和苏联东欧乃至世界上的形象不怎么好，这固然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诬蔑和攻击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完全看成是由他们的诬蔑和攻击造成的。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确实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19]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纪德曾经到苏联实地考察过，他们分别写作了《莫斯科日记》和《访苏归来》。在两部书中，他们在赞叹苏联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苏联存在着个人崇拜、特权现象、出身歧视以及言论钳制等黑暗面。因此，孙郁说：“重新审视鲁迅，可以发现他的认知的盲点和历史的局限，比如对一些人物的判断，对域外文化的理解，因材料的限制而表述不周延，他晚年对事物的认识还有简单化的一面。”[20]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鲁迅对苏联的“误读”不是判断能力的问题，而是由于现实条件的客观限制，才导致了鲁迅在遥望苏联过程中出现了偏颇。

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重新恢复外交关系。12月15日，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说：“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21]“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22]在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中，俄苏因素是一个独特存在，他似乎对俄苏始终满怀着憧憬之情，认为俄苏革命和文学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直接对象。但是，由于现实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鲁迅对俄苏的基本判断和实际情形是不一致的。后来，鲁迅也得到了关于苏联革命的内部信息，意识到苏联正在发生“变化”，但具体情况如何却不得而知。针对鲁迅对苏联各种“误读”，部分研究者就认为，鲁迅并不是一个伟大作家，甚至缺乏一种基本判断力。毫无疑问，这是也是对鲁迅的另一种“误读”，实际情况却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参考文献

[1]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2]鲁迅：《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6页。

[3]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4]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5]鲁迅：《竖琴·前记》，《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3页。

[6]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73页。

[7]鲁迅：《争自由的波浪·小引》，《鲁迅全集》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17页。

[8]孙郁：《对话中的鲁迅》，《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

[9]鲁迅：《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4页。

[10]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11]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440页。

[12]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0页。

[13]鲁迅：《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4页。

[14]鲁迅：《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

[15]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6]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0页。

[17]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18]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0页。

[19]肖枫：《斯大林问题之我见》，《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4期。

[20]孙郁：《鲁迅留给今天的遗产》，《北京日报》2011年9月22日。

[21]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72页。

[22]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75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研究”（11AZD0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鲁迅形象’研究”（13YJC75106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