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周期波动分析:描述性事实(1977-2009)

摘要：1977年至2009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演进先后经历了多次扩张一收缩一扩张一收缩的周期波动和调整过程。本文基于普通高等学校增长率、在校生增长率和招生增长率三个基本的高等教育规模变量指标所描绘的变动轨迹，以及通过测算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波动幅度和波动系数，同时考虑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特定影响因素，从描述性事实(descnptlon facts)角度深入刻画了中国高等教育周期波动的冲击和传导问题及主要事实特征。

关键词：高等教育；规模；周期波动；描述性事实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9-0106-05

一、引言

高等教育的规模(主要包括在校生数、招生数和学校数等)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从其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变动上反映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自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演进先后经历了多次扩张一收缩一扩张一收缩的周期波动和调整过程。高等教育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波动?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周期波动?这就提出了高等教育周期波动的传导问题和冲击问题。本文试图以体制为框架，以重大事件为主线，基于普通高等学校增长率、在校生增长率和招生增长率三个基本的高等教育规模变量指标所描绘的变动轨迹，以及通过测算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波动幅度和波动系数，同时考虑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特定影响因素，从描述性事实(description facts)角度，分阶段描摹中国高等教育的周期波动(汤铎铎，2007；梁琪、滕建州，2007)。下面我们将1977年-2009年分为四个阶段，深入分析各阶段周期波动的冲击和传导问题及主要事实特征。

二、高等教育增长的第一个波动周期：1977-1991

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7年-1985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高等教育恢复发展的扩张阶段；1986年-1991年为第二阶段。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阶段。

1.高等教育恢复发展的扩张阶段：1977-1985

在结束十年动乱后，中国于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招生制度，高等教育从此进入了恢复性的发展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间高等教育几乎萎缩到了零入学率，所以在各高等学校纷纷恢复招生以后，使高等教育在学校数、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等规模指标均有了快速的增长。这种快速的增长在社会上普遍认为具有“补课”的性质。1983年，国家教育部提出了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初步设想，要求高等教育规模到1990年的在校大学生数(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各种形式的成人高等教育)达到500万人，研究生达到10万人。随后，在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的号召下，特别是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是从制度安排和政策上有力地推动了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到1985年，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由598所猛增至1016所，在校生数由85.6万人增至170.3万人，增长了近一倍。1985年的高等学校数、在校生数和招生数三个高等教育增长率指标分别达到12.64％、21.99％和30.32％，形成了该阶段增长的一个波峰(袁锐锷、吴超林，1998)。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主要是教育制度变迁(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开放)的结果，制度冲击和诱致性需求冲击构成该阶段高等教育扩张的主要动因(Rebelo’Sergio,2005)。基本的传导机理是：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制度冲击和需求冲击)一引导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教育发展战略目标是以高等教育的恢复发展为重点，而高等教育发展又体现出明显以粗放式和外延式的规模扩张特征。

2.高等教育的收缩(调整)阶段：1986-1991

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过度扩张，这种外延式的数量增长与高等教育办学条件的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质量下降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按照国务院于1986年12月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中规定的有关指标衡量。全国1054所普通高等学校有90％达不到要求。基于高等学校盲目扩张诱致的高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和教育质量低下的现实，以及不顾高等教育外部规律的高等教育扩张而出现的经济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理论界和决策层开始重视随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而来的质量问题。

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校数量增加过快而衍生的各种问题，从1986年开始，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采取了稳定规模、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方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8年发布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充实整顿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并进一步展开了控制高等教育规模和整顿高等教育质量的工作。据统计。1989-1991年的三年间，共通报了277所达不到规定条件的高等学校名单，停止了57所高等学校的招生，可见收缩和调整的力度之大。1989-1991年的高等学校数、在校生数和招生数三个高等教育增长率指标分别为0,0.77％、-0.91％、-0.92％和-10.89％、2.01％、1.81％，形成了这一阶段高等教育增长的波谷。

如果说前面的扩张阶段是外部的制度和需求冲击的结果，那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客观反映的内部冲击则是本阶段规模收缩形成的主要原因。基本的传导过程表现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一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一高等教育数量与结构调整提高等教育规模收缩。

综合上述扩张与收缩两个阶段，可以确定1977-1991年为中国高等教育增长的第一个波动周期。尽管本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年份存在一定的时滞，但高等教育规模先经历了一个迅速扩张而后是收缩的周期波动轨迹却是相当清晰的(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计算而得。

表1的数据显示。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波动幅度(15.47％和10.91％)远远大于高等学校规模的增长波动幅度(489％)，表明高等教育增长属于剧烈的周期波动类型。其中，本周期内招生数增长率的最大值达到30.32％，在校生增长率的最大值达到35.07％：而最小值则分别为一1.05％和-27.39％。之所以最大值会如此之高，主要是因为恢复高考招生前的基数相当小，导致高等教育增长率非常高。相对于巨大的人口数量和就教育的内部结构而言。由高等教育入学率反映的高等教育规模的绝对量指标仍相当低(小于5％)，高等教育发展处于精英(Elite)教育阶段初期。

三、高等教育增长的第二个波动周期：1992-1997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及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地提

出了转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目标与各项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崭新阶段。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领域。在经历了三年治理整顿和调整之后，又迅速开始了新一轮的启动。到1993年，高等教育年度招生数迅速增加到92.4万人，招生增长率为22.55％；在校生规模达到253.6万人，在校生增长率为16.12％，形成本周期阶段的波峰。

与该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的经济过热一样，高等教育规模的过分扩张也加剧了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的矛盾，严重地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为了扭转增长过热过快的局面，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出台起到了规范教育发展的作用，试图通过深化改革来消除过热的制度根源。1995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目标，明确要求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高校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通过改革办学体制、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以及教学管理制度，使高等教育发展趋于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高等教育发展必须遵循高等教育的外部规律给定的均衡路径。高等教育发展随即在1994-1997年进入规模收缩和结构调整阶段。1994-1995年间，高等教育招生增长速度由上一年的22.55％下降-为-2.59％和2.89％；在校生增长率也由上一年的16.12％下降到10.37％和3.82％。形成了本周期阶段的波谷(时滞约1年)。此后，两大高等教育规模指标一直稳定在3.52％-5.06％之间。

在高等教育增长的第二个波动周期中，扩张阶段同样是外部的制度和需求冲击的结果。规模收缩的主要因素同样也是内部冲击的结果。周期波动的传导过程表现为：制度冲击和需求冲击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一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一高等教育数量与结构调整一高等教育规模收缩。

这一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依然体现出外延式增长特征。尽管高等教育规模的相对量指标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再到稳定的变动过程，但在校生数和招生数的绝对量指标仍在渐进递增。按照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993年开始超过5％，1997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1％，明显地进入了50％-15％的区间，平均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为25.7人，因此可以界定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总体上仍处于精英阶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统计算而得。

与第一个波动周期相比较，在第二个波动周期。高等教育规模的波动幅度要明显地减少。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发现，高等学校数、在校生数和招生数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86％、7.69％和8.72％，三者的波动幅度分别为1.56％、4.37％和9.71％。特别是在校生数的增长回归到正常的周期波动范围内，这也是决策层开始注意控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结果。

四、高等教育增长的第三个波动周期：1998-2005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始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而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换言之，即由卖方市场形态转入买方市场形态。在面对有效需求不足进而试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背景下，政府确定将扩大高等教育的需求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正是在高等学校扩大招生的政策安排和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制度诱致下，一直在民间蕴藏着的巨大高等教育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高等教育规模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扩张阶段。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普通高校招生108.4万人，比上一年增长8.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1999年，高等学校比上一年扩招47.3％，当年招生159.7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0.5％；2000年。高等学校扩招38.1％，当年招生220.6万人，毛入学率为12.5％；2001年高校扩招21.6％，当年招生268.3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3.3％；2002年高校扩招19.5％，当年招生320.5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5％。1998-2002年的4年间，中国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由108.4万人扩大到320.5万人，增长近3倍，年均增长26，99％；在校生规模由320.5万人扩大到903.4万人。增长2.8倍，年均增长23.63％。以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计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发表题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与趋势》报告中指出，中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在过去非常短的时间里翻了一番，高等教育体系在2001年已经形成世界最大的规模，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超过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一。

从高等教育增长率变动轨迹来看，1999年的扩招速度为47.3％。形成本周期招生增长率的一个波峰；2000年的在校生规模比上一年扩大了34.52％，形成在校生增长率的一个波峰：高等学校增长率于2001年出现本周期阶段的一个波峰。此后几年，尽管高等学校继续实行扩招战略，但无论是招生增长率还是在校生增长率均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其中，招生增长率逐年小幅下降到2005年12.79％，在校生增长率逐年小幅下降到2005年17.12％，高等学校增长率逐年小幅下降到2005年3.52％。由此表明，分别自1999、2000和2001年之后，高等教育各规模变量指标进入本周期的收缩阶段。

在高等教育增长的第三个波动周期中，扩张阶段的主要动因是高等教育需求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而引致，即外部的制度和需求冲击导致了高等教育的扩张(通俗地称“高校扩招”)。规模收缩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高等教育内部冲击的结果。周期波动的传导过程基本表现为：制度冲击和需求冲击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一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一高等教育数量与结构调整一高等教育规模收缩。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属于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的“外延式”高速扩张阶段，其突出特征是：(1)由于精英型高等教育特征的实际存在和延续，以及出现了向大众型高等教育转变的趋势，该阶段既保留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又开始离弃纯粹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形态，开始出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某些特征，因而是两种类型高等教育的特征或因素同时并存和混合的局面(潘懋元，2001)。例如，从毛入学率来看，这一时期仍属精英阶段。高等教育入学率介于9.8％-13.3％之间，但又离初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入学率15％)已不远。(2)在两种类型高等教育的特点或因素并存及混合的同时，这一过程的变化表现出明确的方向性，体现为由精英型向大众型的逐步转换，但尚未达到一种全面的稳定的大众化形态(卢晓中，2000)。在对象上，继续重视精英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同时又通过扩大机会，使更多具有一定资格的普通人享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入学选拔标准仍以考试成绩和学术成就为主，但也开始考虑某些非学术标准；在办学质量标准上，仍认同共同的高标准，

但对不同层次、类型和形式的高等教育的学术标准要求也开始趋向多样化，等等。比如，在学校类型与规模上，尽管精英型高校仍占主导地位，但学校类型的单一性已被打破，类型的多样性已成为基本的特征。与此同时，各个高等学校之间的合并，各地大学城的建设。使得高等学校规模普遍扩大，大型化运动方兴未艾。(3)高等教育规模的地区结构差异进一步拉大。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每万人口的大学生数等规模指标来衡量，2003年上海和北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是53％和52％，也就是说这两个城市18-22岁适龄人口的半数以上可以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在全国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03年天津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4％。此外，该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以上的地区还有江苏省和辽宁省。

资料来源：转引自沈百福：“简评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的地区差异”，《教育与现代化》，2003(4)。

从表3也可以看出，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地区分布是很不平衡的，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普通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前5名的地区占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比重相当于后18名地区比重的总和(沈百福，200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统计算而得。

这一阶段高等教育规模演进中，除了高等学校数量增长有所波动外，在校生数和招生数的波动幅度比较小，表现出单向的扩张趋势(见表4)。深入地分析可以发现，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主要是基于科教兴国的大前提、高校扩招的大背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城市化加速的大契机。表4中的数据显示，高等学校数量年均增长率为8％，与同期经济增长率持平；但在校生数年均增长率(2413％)和招生数年均增长率(205％)则大大超过了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如此之高的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特别是各地大学城的遍地开花，反映出典型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外延式扩张特征，也使得高等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五、高等教育增长的第四个波动周期：2006-2009

严格地说，高等教育增长的第四个周期阶段还不足于构成一个独立的波动周期，实际上它仍然属于第三个周期阶段下降通道的继续。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由于这个阶段处于“十一五”发展期间，高等教育发展出现了从规模向质量转变的重大政策调整，所以我们可以将它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周期阶段来分析。

经历1998-2003年的高校迅速扩招后，一方面，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表明的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成为了世界第一；另一方面，由于盲目追求规模扩张造成教学资源匮乏、师资紧缺、高等教育质量下降、过度教育等问题也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见表5)，高等教育质量滑坡和过度教育问题业已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2006年8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十一五’规划纲要对教育事业发展提出的三项主要任务，必须切实抓实抓好。”2006年5月1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当控制招生规模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要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特别要努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国家人事部调查数据。

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2007年新年伊始，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1号文件”)，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2号文件”)，明确提高质量是解决大众化阶段各种教育症结的根源；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立足教育内涵发展；提出启动实施质量工程，以提高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为目标，以推进改革和实现资源共享为手段，按照“分类指导、鼓励特色、重在改革”的原则，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整体实力，实现我国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转变的发展目标。

在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及此前的“211工程”、“985工程”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安排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发展阶段。整个“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作为第三个周期阶段增长率下降通道的继续，第四个周期阶段继续规模稳定和适度增长。在本波动周期，高等教育规模的波动幅度也明显地减少。从表6中的数据不难发现，高等学校数、在校生数和招生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71％、8.27％和6.12％，三者的波动幅度分别为7.99％、2.25％和2.09％，明显地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率水平。也许是毕业生就业压力太大，在校生数和招生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均在3％以内，规模增长稳定在比较小的正常的周期波动范围内。

六、高等教育增长的主要事实特征

总体上看，1977-2009年间，由学校数与招生数和在校生数表明的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总量是在不断地扩张(见图1和图2)，从年度增长率看的发展速度起伏波动较大(见图3)。

自1977年至2009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演进先后经历了多次扩张一收缩一扩张一收缩的周期波动和调整过程。上列规模增长数据清晰地表明，整个1977-2009期间，高等学校规模扩张的年均增长率为4，62％，最高年份的增长速度达到18.61％；高等教育招生数年均增长率为10.29％，最高年份的增长速度达到47.32％：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年均增长1 1A1％，最高年份的增长速度达到35.1％。

为了准确地把握上述高等教育规模变化的特点，还可以从图3提供的数据进一步测算出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波动幅度和波动系数(见表5)。

计算结果显示。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表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波动幅度和波动系数分别是：高等学校数是6.09％和131.82％，在校生数是11.41％和91.94％。招生数是14.68％和142.66％。如果以平均波动幅度是否大于平均增长率作为区分高等教育规模增长是否剧烈波动的标准，那么，很显然，高等学校数和在校生数的增长波动幅度属于较为剧烈的类型。招生数的增长波动幅度则属于非常剧烈的类型。这些特征量值与直观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事实基本一致。

通过对各个周期阶段高等教育波动原因和传导过程及基本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高等教育周期波动的主要事实特征如下。

(1)高等教育增长波动性与经济增长波动性在总体上呈现出顺周期特征。1977-2009年期间，经济增长率高的年份，一般高等教育增长率也较高；经济增长率低的年份，一般高等教育增长也较低。

(2)高等教育规模与人均GDP呈现出顺周期特征。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和需求水平也不断提高。不过，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小于4％，导致生均经费水平一直比较低，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办世界上最大规模高等教育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如质量问题、过度教育问题等。

(3)高等教育增长与就业在总体上呈现出逆周期特征。高等教育产出与经济之间存在着结构进入的逆向性。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之前，这种结构进入的逆向性尚不十分明显：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结构进入的逆向性则非常明显，表现为高等教育愈扩张，高校毕业生就业愈困难，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进入障碍。

(4)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反向变化。纵观1977-2009年期间高等教育的波动轨迹，伴随每一次高等教育扩张而来的是资源约束下的高等教育质量滑坡。高等教育发展陷入“规模扩张一质量下降一稳定规模(减低增速)一质量提高一新一轮规模扩张”的循环过程。在某种意义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表现出典型的控制性特征：政府力量对扩张和收缩起主导作用。

(5)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结构与经济存在顺周期特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数量越大；经济越落后的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数量越小。经济发展程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高等教育的资源投入与产出的结构适应性。

(6)高等教育发展是制度供给和需求的函数。1977-2009年期间，高等教育规模的每一次扩张均是制度(政策)冲击的结果。其中，几次典型的制度供给如1977年的恢复高考招生制度、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1992年中共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8年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后确定高等教育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等，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制度供给。由此也决定了中国有别于他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和基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