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

内容摘要：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本位。它所谓的“人”有别于西方人本主义抽象、孤立的自然人，指的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作为一种思想原则，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以对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体系闪烁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光芒。准确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对于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以人为本 人本主义 人学

“以人为本”，从哲学上说就是要以人为本位。在世界万千事物中，人是最为宝贵的，人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所以，我们从事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都应当以人为本，将人放在首位。“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理念，它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础之上，是对以往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扬弃和变革。当前，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也是以人为本。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应用于解释和解决当代文艺理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当代中国文艺学体系的创新建构之路。

一.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探析

关于“以人为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的主流看法是，“以人为本”是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主张，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混淆了“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近年来，随着“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国内主流话语的关键词之一，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之一后，学术界才开始对这一理论话语进行重新阐释和定位。可以说，“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它建立在对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传统批判的基础上，是人类对于自我认识的一次重大提升和质的飞跃。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思想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以对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为基础。人本主义思想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以人的存在为目的和标准，来考察客观事物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有关人本观念的最早表述。苏格拉底高喊：“认识你自己”，将哲学的研究重心转向人的问题，成为西方人本主义的始祖。发源于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揭开了欧洲近代历史的帷幕，将“人”从统治欧洲上千年的基督教神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人权代替神权，以知识取代信仰，人的价值成为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从根本上讲，文艺复兴是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下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人本思想的复兴。起源于17世纪法国和英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又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强调理性之于人的重要作用。笛卡尔强调理性，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把理性看作人的最高存在，以此证明人在世间不可取代的地位。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系统建构了人的主体性，把“人”的地位和价值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对你自己或对别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成目的，决不是当成工具”[1]，“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惟一无二的存在者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的而形成的东西，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的。”[2]在继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首次将人本主义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最高存在，哲学必须从人出发，但他对于“人”的理解仍然停留于抽象层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做过详细评论，“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3]

到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在形态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与西方重视理性的哲学传统不同，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以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关注人，表现了对个人命运的关切和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他们对于主体意识中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人学研究的新视野，但其总体倾向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在否定必然性的前提下，提倡绝对的个人自由，具有很大的荒谬性。

可以看出，西方人本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人的价值放在首位，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把人提高到宇宙的中心位置，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和革命精神，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人本主义的缺陷在于作为出发点的“人”不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它是从抽象的人出发来解释社会和世界的，抹煞了人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达到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也就无法正确地揭示人的本质。不理解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就无法找到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究其原因，导致抽象的人本主义缺陷的是他们忽视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忽视人的实践，忽视了人是以不同的阶级性和阶层的面貌参加社会实践。”[4]人本主义所理解的人的本质，只不过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看不到人处于其中的普遍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辨证的眼光，批判地继承并超越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不同的是，“现实的人”即具体的、活生生的、具有历史特质和社会特质的人是其理论建构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始终关注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全人类的命运，关注的是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人，关注的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而不是任何偶然的、孤立的或抽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我们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5]马克思、恩格斯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自己建构人学理论的出发点，这就能够把握一切社会生活的本质，并同人本主义哲学划清界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实的人”最根本的含义是指在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实践是现实人的根本特点，现实的人的存在不是抽象的，是由社会所决定，人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在现实世界里，既找不到离开社会的人，也找不到离开人的社会。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6]

马克思主义正是以现实的人为基础，科学地阐释了人的本质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在于生命活动的特性，而人的类特性恰恰是自由自觉的活动。”[7]《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也谈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即是说，人的真正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劳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充分肯定了人的现实性和主体性。马克思还谈到：“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且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这就充分肯定了人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以人为本。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0]在这里，人成了最高目的和最高本质，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人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特征。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体系也闪烁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光芒。

二.“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次重大提升。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可以看出，它所谓的“人”有别于西方人本主义抽象的、孤立的自然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准确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对于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人”这个概念。以人为本的“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認为，人有三种基本存在形态：类存在、群体存在和个体存在。以人为本的“人”就是类、群体、个体三重存在的统一。

马克思关于人的类属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相对于神而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近代以来启蒙思想传统，包括近代人本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吸收和改造。二是相对于自然界特别是动物而言，强调作为族类的人对于动物的超越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一方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通过实践活动创造了人自身，改变了自然，并使自然人化。因此，实践就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谈到，“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2]在这里，“人的类特性”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般本质，也是人的精神本质和他的人的本质。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实质上就是“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正是通过这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说，“以人为本”关注人和动物的区别，人的类本质是人所共有的，它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据。人就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着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社会存在物，正是人的这种特殊本质，决定着人的意义和价值。

“以人为本”不仅承认人的类存在和类价值，也承认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价值，以及人的个性存在和个性价值，尤其是把人看作现实的人和从事社会实践的人，特别强调并关注人的社会差异和个性差异。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真正的人的发展也只能是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曾明确谈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是指个体的发展，包括个人需求方面的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满足、个人素质的极大提高、各方面潜能的充分发挥，等等。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中的个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人”，是追求全面发展，不断进步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具有丰富个性的历史的人。确切地说，“以人为本”的“人”是类与个体、社会与个人的统一。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首先结成群体，通过社会联系的扩大而使人类个体成员之间发生全面的关系，形成现实的人类社会。所以，只有将人的三重属性的表现与具体的现实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达到对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全面而完整的理解和把握，才能准确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既强调了人的类存在的同质性，又突出了具体、现实的人的多样性、特殊性，人人都是目的，人人又都是手段。我们不能把“人”仅仅理解为个人，否则以人为本就会变成个人本位主义，更不能把人理解为抽象的“类”，那样就会陷入人本主义的陷阱。

对“以人为本”科学内涵的把握，还要理解“本”的概念。这里的“本”是“根本”，与“末”相对。也即是说，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追溯世界的本原问题，而是要回答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的问题。换言之，以人为本归属于价值论的范畴，不是本体论概念。以人为本要求我们，不论在经济、社会还是文化领域，都应该把人作为价值的核心，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充分尊重人、关怀人，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终极关怀。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報告中，曾对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作过经典性阐释。他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3]这段阐释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所一贯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将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表述作为新时代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和价值目标。也就是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要以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共同的发展目标，尊重人民作为人的主体地位及其各项权利、利益，保障人民获得改革开放的成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完整地结合起来的理论原则，是新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些理论问题，如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之异同

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而提出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强调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不仅是国家建设的宗旨，也应该成为贯通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建设的原则。当今美学的发展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关注“人”的问题，将人的生命生存价值与美学的人文价值的建构紧密结合起来，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建构与艺术审美实践结合起来，重视美学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为了更好地发挥人为本思想对于文艺问题的指导作用，故将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之异同稍作辨析。

“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拥有多方面的共同性。首先，二者都与“物本”、“神本”相对立，并给予了强烈批判。无论是“物本”还是“神本”，人的价值都是附属的，抹煞了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人本主义作为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使社会意识发生了从“神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变，在宗教神学的迷雾中发现了“人”，才真正有了关于“人”的知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在彻底否定“神本”观念，积极扬弃“物本”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充分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坚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其次，二者都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人本主义认为人是人的最高价值，要求把人当人看，要尊重人，这就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了人作为历史主体和实践主体所应有的主体地位。强调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二者都以人为目的。人本主义从它产生开始，就是针对人性解放而言的。人本主义，就是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人是一切活动的目的，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以人为本”强调人是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归宿。人的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的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自觉性。促使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根本动因，是人们的需要。人的任何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与“以人为本”思想相比较，人本主义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区别。首先表现在对“人”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人本主义所理解的“人”，是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人，集中关注的是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即人的“类特性”，强调的是人的类价值，把人理解为脱离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生物学上的个体。“以人为本”关注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既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也包括最广大的人民以及各种各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的人。它不仅关注人和动物的区别，也关注人的社会差异和个性差异。人的类本质是人所共有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据。人就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着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社会存在物，正是人的这种特殊本质，决定着人的意义和价值。“人和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了人生存其中的自然、社会，离开了人的历史，人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14]其次，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个人本位的主体性，“以人为本”则强调人民本位的主体性。早期的人本主义标举人性，反对神性，强调人的类存在和类价值，近代人本主义就将人的本质定义为抽象的普遍的人性。现代人本主义则从类本位转向个人本位，更多地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和意义。因此，人本主义很容易滑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窠臼。“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强调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每一个人。人不仅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这就赋予人民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主体地位。再次，人本主义将人作为目的，“以人为本”的“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本主义将人作为目的是正确的，但由于从根本上否定人同时也是手段，那么，人作为目的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空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由于不懂得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故主张人与自然的对立，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应该为我所用。作为历史观的人本主义，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个体，不受社会规律的约束。由是观之，人本主义不能科学地揭示人的本质。“以人为本”将人的全面发展与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坚持人是目的和手段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在现阶段的具体展现。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二者和谐统一。

西方人本主义和“以人为本”思想有着多方面的共同点，都承认人具有类特征，都强调尊重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都把人作为最高价值取向。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既要看到人本主义的积极意义，又要看到它的局限性；既要看到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的共同点，又要看到二者的根本区别。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吸取人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充分发挥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的重要指导作用。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一贯坚持的理论原则。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5]因此，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科学把握文学在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灵魂塑造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于确立文学正确的价值立场，认识和解决当前我国文艺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158页。

[2]（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8页。

[4]潘宁《马克思“以人为本”思想探析》，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9]《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18-11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1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13]《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全文）》，载《人民日报》2007-10-25。

[14]史少博《论“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之异同》，载《理论参考》2006年第2期。

[15]毛澤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1096页。

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生态学研究”（编号：17SKG207）的研究成果，也是2018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抗战时期重庆期刊媒介生态研究”（2018PY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介绍：师会敏，文学博士，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韩丹，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