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的形成与变迁
时间：2021-03-26 08:20: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崤函古道是我国古代连接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东西干道中最为崎岖和重要的一段，兴盛于周、秦、汉、唐时期。作为我国古代“襟带两京”长安、洛阳的锁钥，中原通关中、达西域的东西干道上的咽喉，崤函古道在连接长安、洛阳两大都城，沟通中原与关中和西域等方面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有关崤函古道的发展和路线走向，已有学者作了梳理，但仍不乏有待细化和深入研究的地方。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考述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的形成及其变迁。
［关键词］崤函古道；交通线路；变迁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007-15
崤函古道是我国古代连接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东西干道中最为崎岖和重要的一段，作为我国古代“襟带两京”长安、洛阳的锁钥，中原通关中、达西域的东西干道上的咽喉，它不仅直接串联起古代东、西两京，把关中与关东（山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联系我国和中亚的桥梁，在古代都城地域结构和运作空间以及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历史文献对崤函古道有许多记载，但对其线路及沿线经地的记载却较简单、笼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严耕望、王文楚、辛德勇及胡德经等学者对崤函古道的路径及其变迁做了大量论述，①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复原方案，对于阐明这条古道的历史面貌，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就崤函古道的总体状况而言，其复原方案仍有待细化和深化。因此，崤函古道仍有讨论的余地。近年来，笔者先后多次前往该道沿线及若干支道进行系统调查，发现了一些新的古代遗迹和资料。这些遗迹和资料，或与崤函古道有直接关系，或可间接证实崤函古道的运行状况，或可作为理解崤函古道的背景资料。本文在总结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对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的形成与变迁情况予以综述。
一、崤函古道的形成与发展
崤函古道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有其特定含义，它是指先秦以来至民国时期西安（长安）、洛阳之间主要在今河
南三门峡地区及毗邻地区境内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其东端分别始于古都洛阳西出道口的新安县和宜阳县，西至关中盆地东侧门户的陕西潼关。因其沿线主要穿行于崤山之中，所经之途，山势高峻，谷深道曲，又有号称天险的函谷关，故而被称为崤函古道。丝绸之路开通后，崤函古道又与其他通道组合，由原来的境内通道发展成为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故而又被称为丝绸之路崤函道。
崤函古道东西全程约200多公里，中间有合有分。以古陕州（今陕县）城为枢纽，崤函古道分为东、西两段，即“函谷道”和“崤山道”。东段函谷道是自潼关进入豫西崤函地带，经阌乡、盘豆到湖城，之后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经稠桑到函谷关，南线经虢州至函谷关，经灵宝老城抵陕州，因其道路主要沿黄河南侧而行，又称为“黄河南岸道”。西段“崤山道”亦分南、北两两条支（路）线，即“崤山南路”和“崤山北路”。崤山南路亦称“南崤道”，其路线是从陕州城出发沿青龙涧河东南行，经交口，溯青龙涧河支流雁翎关河（今安阳溪水）穿崤山，越雁翎关，沿洛河支流永昌河东南行，循洛河谷地，经洛宁旧县、宜阳北上到洛阳。崤山北路亦称“北崤道”，则是由陕州城向东，经交口，沿涧河河谷，过硖石、渑池、新安到洛阳。
现有的文字材料中，最早记述崤函古道的是《尚书·禹贡》，它说夏禹治水时，“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有学者考证这一记载后，得出夏禹时开通了洛阳至长安的黄河走廊通道（函谷道）的结论。又根据同书《甘誓》篇有关禹子夏启伐有扈氏的记载，认为启伐有扈氏时期开通了崤山南路。崤山北路的开通则不晚于商代后期。②这样的看法显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根据考古资料以及部分文献记载，崤函古道早期开发大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因为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开始，崤函古道地区便开始与西面关中东部的华渭地区居民、东面崤山以东的伊洛河流域的居民存在着某些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和交流关系，并一直持续不断。
据已有的考古资料判断，在新石器时代，崤函地区是著名的仰韶文化发祥地和中心分布区。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是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崤山地区东端的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距今5500～4400年的庙底沟文化则以最早发现于青龙与苍龙两涧河交汇处的庙底沟而得名。后者又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庙底沟文化称作庙底沟一期文化或庙底沟类型，属仰韶文化中期，而晚期的庙底沟文化则称作庙底沟二期文化，属龙山文化早期。崤函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约有200处。③从古遗址分布图看，这些遗址多分布在黄河沿岸或附近各小支流的岸边台地上。（见图1）
尤其是此时期氏族聚落的分布密度明显在增大，各氏族聚落间的空间距离明显在缩小，并通过相互之间频繁的经济、文化接触，交流和协作等活动，使同一地区或相邻地区氏族聚落发生了群体的联合或整合。根据许顺湛先生的研究，灵宝市的71处仰韶文化遗址可分为4个聚落群：川口、铸鼎源、豫灵镇、五亩和朱阳，但因为聚落群之间距离太近，严格说各聚落群之间很难明显地断开。聚落群整合不仅从整体上扩大了氏族群的经济实力和地域势力，而且更扩大了当时人们日常活动的范围和距离，原来仅建立在单一氏族内部和有限的氏族外部的道路和交通网也因此得到更大幅度的拓展。新的连接大区域性或流域性聚落群的道路建设和交通网络的扩张，无疑为新兴的农业经济发展和文化与技术的持续传播提供了重要的交通保障。仰韶文化曾影响了大半个中国。而在伊洛河流域，考古学家已相继发现大量的仰韶文化遗存，在华渭地区也同样发现有大量的此类遗存。④从三地区文化的共性关系以及相互之间影响变异特征来看，三地文化间存在着较密切的相互交流、联系的互动关系。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编织起了大范围的分布网和复杂分布路线，同时亦构筑起庞大的交通网络和复杂的行近走远的大道小路。进入龙山时代，这种互动关系更加密切，不绝如缕。（见图2）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由崤函地区往东部伊洛地区、西部华渭地区的东西通道，在当时大致已具雏形和被利用。
关于崤函地区很早就存在一条与邻近地区进行交往的通道，不仅从考古遗迹上得到充分的证实，从部分古代文献中同样可以得到有力佐证。中国最早记载行走神话故事的《山海经》一书中录有“夸父追日”传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仗，化为邓林。”这则神话故事可能是反映了中国最早的史前民族的迁徙活动。或认为“夸父追日”很可能正是反映了一支源自西北的远古部族所进行的溯河、渭而上的迁徙活动。部族迁徙是原始时代最大规模的交通活动。其中的所谓“弃其仗，化为邓林”的地方，据注《山海经》的郝懿行说，就在灵宝的东南夸父山的北面，又叫桃林，也就是古代有名的桃林塞。《山海经·中次六经》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园三百里，其中多马。”《水经注·河水》载：“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纣，天下既定，王巡狱渎，放马华阳，散牛桃林，即此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