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视阈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的问题与策略

摘 要

公共文化服务视阈下，建设和完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体系，以满足社会公众“一站式”获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需求，变得必要且紧迫。档案系统内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及其与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都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整合中存在顶层设计、组织管理和技术标准等多方面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参考性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 数字档案 文化资源 整合 问题 策略

关键词

数字转型背景下，数字档案资源逐渐成为我国档案资源的主流形式，成为国家数字信息资源的核心资源[1]。在海量的数字档案资源中，不乏具有反映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进步的文化资源。但由于保存分散、技术标准不一等多种原因，已开放的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极大地影响到数字档案资源文化价值属性的全面发挥。随着“互联网+”和泛在信息环境的渐趋成型，及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有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2]。因此，整合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使其真正融入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体系中，以满足社会公众“一站式”获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瞬间跨越知识边界的文化需求[3]，成为时代所需，社会所需。

一、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的必要性

公共文化服务视阈下的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包括对海量化、异构性、分布式存储、种类多样等特征的数字档案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档案系统内的纵向整合），和将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体融入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集成共享平台（跨系统、跨行业的横向整合）的双层内容。因此，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是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更好服务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层面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重要分支。

1.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集成共享离不开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本文所指“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是指保存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源。20世纪90年代，国外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之间就开展了数字文化资源的整合行动，如美国记忆，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理事会（MLA）实施的“聚宝盆项目（Cornucopia）”[4]。21世纪后，数字文化资源整合运动仍方兴未艾，如世界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谷歌Digital Vellum计划等都是面向社会公众、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所开展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与服务的成功案例。我国于21世纪初也开始了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实践，其中有三项工程规模较大、影响较为深远，分别是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下文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最终由国家数字文化网呈现）、公共电子阅览室计划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然而，即便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共享工程，其资源也主要来自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部门的资源，“獨缺档案馆提供的文化信息资源”[3][5]。

通过对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需求调查[6]，发现社会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往往需要跨越不同平台访问才能满足其文化需求。该调查还显示有超过90%的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构建“一站式”资源整合检索平台，有近90%的调查对象认为应将档案馆数字文化资源纳入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范围。显然，缺少体量庞大、最具权威性和信息原真程度最高的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不管是文化共享工程，还是其他公共数字资源整合项目，都是不完整的，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公众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需求。因此，基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角看，实现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收集、存储、管理和利用的一体化，以满足用户“一键式”融合服务体验[7]，整合数字档案文化资源至关重要。

2.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是完善档案利用体系的内在要求。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8]。而随着我国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和推进，档案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机构，理应对文化强国战略作出积极响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提高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是未来五年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实现指标之一，要求为档案馆“五位一体”建设提供便捷的档案服务，提高档案馆公共服务的社会认知度和用户满意度。

尚在建设和完善中的档案利用体系，正是满足公众文化需求与践行文化强国战略的集中体现。在此双重目标推动下，数字时代的档案利用体系更加强调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以便更好地应对“互联网+”技术和思维、泛在信息环境，以及由“技术为王”向“内容为王”转型的文化发展新常态。从信息供给侧视角看，整合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也是档案信息社会化服务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即基于档案内容管理，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整合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为社会公众提供更真实、更系统、更有底蕴的文化服务，使得档案文化资源能够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形式传递到正确的地点和人[9]。换言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的目标就是让公众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到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学习和休闲的便利，这也是档案利用体系建设和完善的基本要求和目标。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让社会公众认可档案馆，提高档案馆公共服务的用户满意度。

3.保障公众公共文化权益亟待整合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人是文化的存在[10]，文化塑造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人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追求精神文化权益，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追求精神文化权益的工具、表现方式及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1]。数字化和泛在信息环境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取得较快发展，公共文化产品多种多样，公共文化市场欣欣向荣，但也伴随着文化资源鸿沟（文化资源使用不公平、不均等）、文化产品良莠不齐等现象，极大地影响到我国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宏伟目标的实现。

我国《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12]。这就从根本法上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文化权益。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公众“一站式”获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需求愈发强烈。而缺少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体系是不完整的，并不能真正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即便是公众能够到分散在各地档案馆或相应的数字档案馆查阅所需档案文化资源，但时间、空间及各种权限和条件的限制，往往会削弱人们利用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积极性，公众公共文化权益因此大打折扣。为切实保护我国公众基本文化权益和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整合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势在必行。

二、公共文化服务视阈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的问题

公共文化服務视阈下，档案系统内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及其与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都存在一定的阻碍因素，档案系统内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与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整合，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与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若存在问题，则会影响到国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体系的构建。

1.档案系统内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的问题。档案系统内的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其范围主要限定在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不包括档案系统与文化系统、政务系统的整合与对接。在此框架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存在诸多问题，但最直接、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缺乏顶层设计。我国实行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该体制最大的优点便是能自上而下地以行政手段推进某项工作。针对数字档案资源整合，有学者进行过相关访问调查[13]，采访中经常听到有档案工作者说：“如果上级档案馆或国家档案局强行要求推行数字档案资源整合，这项工作是可以进行的。”可见，集中统一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带来的长期影响便是档案工作者总处于等待安排工作的状态，缺少对档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思考和实践，习惯“被要求”开展工作。

考虑到现阶段我国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基本不变的现实基础，如有国家层面的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策略，将会极大地推进数字档案资源的整合实践。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是数字档案资源的重要类型之一，而现阶段我国并没有数字档案资源整合方面的国家顶层设计，这样一来，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也就失去了国家顶层设计的指导，我国目前也有江西省[14]等地在开展区域内数字档案资源整合实践，但区域内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有限，享用的对象范围也有限，不足以惠及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文化需求。在我国档案事业集中管理体制下，国家层面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策略的缺失，必然影响到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工程的全面实施。

（2）档案文化资源数字化率总量较低。早在《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建设较大规模的全国性、系统性、分布式、规范化的档案信息资源库群，建立一批电子文件中心和数字档案馆，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共享。我国档案学者也曾倡议全国档案机构开展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工程——“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15]，以便将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提供给世人利用。但截至2014年，全国3319个国家综合档案馆以卷为保管单位的2.7亿卷档案已数字化4500多万卷，数字化率为17%；以件为保管单位的2.5亿件档案已数字化5000万件，数字化率为20%[16]。这与馆藏存量档案资源全部数字化的目标还相去甚远。

而即便是已经数字化的档案资源，也多是根据档案数字化优先原则，以成本效益、需求牵引为导向，按照常用优先、目录优先、急用优先、孤本优先、特色优先等“五个优先”[17]开展的数字化运作。由于档案文化资源综合效益见效周期长，且较少属于优先数字化对象之列，所以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存量相对较少。此外，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也是衡量馆藏档案资源数字化率的重要方面。尽管2016年完成了包括上海徐汇区在内的四家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工作，发达省市如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等也在积极推动本地区数字档案馆（室）建设，但也只是放眼全国后的冰山一角[18]。

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全国档案资源数字化率离国家层面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的目标和要求还很远。我国档案资源数字化率相对较低、数字化水平总体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严重束缚了我国国家层面数字档案资源库的建设，直接影响到全国档案机构之间数字档案资源的整合与共享。而档案资源数字化总体发展不平衡和档案资源数字化率相对较低的现状，又制约了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整合进程。

2.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与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影响因素。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与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是指将数字档案文化资源融入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集成管理平台，以弥补现有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体系的不足，满足公众一站式获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需求。然而，这个“整合”之路却充满“曲折”。现阶段，笔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组织管理和技术标准层面。

（1）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组织协调机构缺位。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和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整合过程中项目整体规划、过程管理、主体分工、风险担当等诸多问题。如此便形成了一面是国家档案局主管下的我国各级各类档案机构，一面是文化部管辖内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众多公共文化机构的“两军对立”局面。在当前我国“局馆合一”的档案管理体制下，将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数字资源有机融合、类聚和重组，以达到资源更集中、服务效能更好的目的，就必然需要一个组织协调机构，负责解决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跨系统合作与共享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如果该组织协调机构长期缺位，那么分属于不同管理系统的整合主体，势必会陷入各种权益的博弈而无法真正开展整合工作。

综观域外跨行业、跨系统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成功案例，无一例外都有一个专门的、覆盖多个文化领域的组织协调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各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促进多部门人员之间的文化融合，提高成员单位的服务能力。如英国有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理事会会（Museums，Libraries &Archives Council， MLA），挪威有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管理局（Norwegian Archives， Library and Museum Authority）。

（2）数字文化资源技术标准不一。技术标准统一是开展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基石。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中技术标准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从信息采集、组织、存储到检索、传输、评价等各个环节[19]。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我国现有的技术标准规范主要是行业标准，即便是元数据标准各行业、各系统间也无法进行不同类型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统一描述。

近年来，围绕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传统载体数字化、数字档案馆（室）建设等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规范并引导各级各类档案馆（室）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数字档案信息进行采集、存储、管理，为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提供了标准化指引。如国家档案局发布的《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2002）、《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2005）、《版式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2009）、《檔案信息系统运行维护规范》（2014）等。我国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也正是在这样的技术标准环境下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但这些技术标准主要在档案系统内部推行，并不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普适性的技术标准。而行业和系统内外多种标准的存在，容易造成存储格式不统一、软件无法识读、管理系统不兼容等诸多问题，成为已开放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与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融合的最大障碍。

三、公共文化服务视阈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的策略

公共文化服务视阈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应视为同图书、文物一样的文化遗产资源，是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档案事业体制、机制的特殊性，开展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实践，必须基于我国具体国情，立足本土特色，实施整合策略。

1.档案系统内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策略。档案系统内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应在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顶层设计框架之内，加快馆藏存量档案资源数字化进程，规范增量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采集与管理，丰富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总量。

（1）重视并开展数字档案资源整合顶层设计。数字转型背景下，国家数字档案资源管理逐渐突破了物理空间、存在形式等束缚，数字档案资源多元价值凸显。特别是在文化强国战略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成为社会公众信息需求新热点。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是数字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离不开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的顶层设计作为指导。

尽管我国也开展了档案资源整合的研究和实践，还涌现出和县模式、顺德模式、深圳模式、浦东模式等代表性实践案例，但已有的这些档案资源整合模式，主要是以某地区或一定区域内档案行政体制改革和档案信息化建设为出发点，实体档案资源整合多，数字档案资源整合少，不具有档案资源整合的普遍性指导意义，更不适用于国家数字档案资源的整合。

中国人民大学安小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ZD184）团队也认为国家顶层设计的缺乏是影响数字档案资源整合机制存在的问题之一[20]。孙俐丽、吴建华则初步构建了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机制的顶层设计方案[21]，该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指导性，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由于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顶层设计的具体内容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笔者在此不做详细论述）。因此，现阶段集中力量优先开展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顶层设计是当务之急。

（2）全面提高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总量。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其对象必然是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档案文化资源，而不论其是经过档案数字化技术转化而来的，还是其本身就是原生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前文提到在我国当前档案资源总量中，数字档案资源整体覆盖率较低，其原因主要在于馆藏存量档案资源数字化率较低，积极践行馆藏档案资源“存量数字化”方针，可有效提高档案文化资源数字化率。

档案资源“存量数字化”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体量巨大的档案目录输入和档案原件扫描，“在当前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程度日益增强、数字化技术更新快速的大背景下，档案部门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完成海量馆藏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工作已愈发显得效率低下，且力不从心”[22]。因此，档案数字化业务外包逐渐成为各级各类档案馆选择的主要路径。档案数字化业务外包后，不仅能提高档案资源数字化效率和质量（需要档案部门做好档案数字化全程监控和质量管理，做好档案安全工作），还能解放档案部门生产力，使之抽出更多时间、精力和人员来做档案管理、编研、业务指导等工作，产生一举多赢的效果。档案数字化过程中，一般档案部门都会按照档案数字化优先原则开展数字化工作，而档案文化资源一般都很难被列入优先数字化之列，所以只有尽快将馆藏档案资源全部数字化，档案文化资源数字化才能得以完成，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总量才会增加。

在全球数字转型背景下，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实施“增量电子化”是必然趋势和政府数字转型的战略要求。然而，新媒体时代，档案信息资源的类型也逐渐多样，网页档案资源、社交媒体信息等包含公共文化信息的原生型数字档案资源成为新时期数字档案资源的重要来源。为此，需要做好增量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采集、存储和管理，优化增量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质量，丰富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总量。

2.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和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策略。公共文化服务视阈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与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是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体系建设和满足社会公众文化信息需求的必然要求。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做好组织协调管理和技术标准工作。

（1）协同建立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协调小组。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和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是分属于不同行政管理系统的两大数字资源整合，实则是机构间跨系统的横向合作。跨系统的横向合作较之系统内纵向合作模式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最大程度解决我国现行条块分割体制带来的不同系统间相互排斥、较为封闭的各种弊端。虽如此，跨系统的横向合作若缺乏相应的权益协调和监督机构，也容易造成权责不清、互相推诿、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从世界范围看，国外较为成功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项目，如德国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门户（BAMP）项目等，之所以能够顺利整合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不同文化机构的数字文化资源，关键是都成立了协调和管理不同公共文化机构的统一机构。该统一机构能够对公共文化机构的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和调控，通过各种措施促进不同系统间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协同合作。

有鉴于此，整合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与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也应该建构一个较为科学的统一协调机构。但从我国现阶段国情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而去重新构建领导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行政部门。因此，成立由国家档案局和文化部共同领导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协调小组，是目前较为可行的办法，只是协调小组组长需要整合双方共同商定。该协调小组不需要重新建立复杂的管理机构，只需根据共同签订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协议，分设国家、省市和县级三个层次的领导小组；也不需要增加现有编制重新招录工作人员，而是由各自所在机构中负责数字资源建设的部门抽调相应级别的相关工作人员组成。据此成立的协调小组主要负责规划、管理和指导对应层级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整合实践。

（2）统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技术标准。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是根据档案系统内行业技术标准收集、整理、著录和保管的，与其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参照技术标准不尽相同。因此，统一技术标准，尤其是制定统一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元数据标准，就成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前提和基础。唐义、肖希明等人参照大型文献数字化项目的元数据标准，基于DC（Dublin Core，都柏林核心集）基础，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元数据标准。该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元数据核心元素集包括了“档号”、“出版机构”、“典藏机构”、“原始日期”、“数字化日期”、“数字化详细说明”等19个元素[5]，更多地关照了数字档案文化资源的整合，该标准值得参考。

诚然，元数据标准只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技术标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还包括数字资源的内容创建、描述与组织、发布与服务、长期保存等环节的标准规范，如数据加工规范、数字版权管理规范、平台接口、集成协议等[23]。这些相关技术标准有些已经存在，只需要再审核或修改完善后就可以直接应用，有些标准则需要重新制定。然而，技术标准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一定要能够覆盖到所有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且最好以开放式体系结构制定国家标准，乃至世界技术标准，以便让未来相关项目能够兼容，让全世界都能共享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四、结语

随着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推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4]的施行，整合数字档案文化资源，丰富和完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体系，以满足社会公众多样性的數字文化信息需求，显得尤为紧迫。而国家数字档案资源融合共享服务工程的实施和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化共享服务平台的建立[25]，必将为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仅就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视阈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中影响最为直接、时间最为紧迫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数字档案文化资源整合过程中还面临着认知、资金、法规制度、运行机制、机构合作意愿与能力等诸多问题，在后续研究和实践中同样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1]安小米，白文琳，等.数字转型背景下的我国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研究框架[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24）.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EB/OL].[2015-01-16] [2017-01-12].http：///20170103/n477684581.shtml

[19]沈玉兰，袁名敦.标准化是建设好我国数字图书馆的重要保证[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2（2）.

[20]安小米，钟文睿等.我国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研究现状及未来研究建议[J].档案学研究，2014（2）.

[21]孙俐丽，吴建华.关于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机制顶层设计的初步思考[J].档案学研究，2016（1）.

[22]王学平.浅议我国档案数字化建设实践与发展策略[J].档案学通讯，2011（6）.

[23]赵悦，申晓娟，等.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标准规范体系建设规划与实践[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2（5）.

[24]周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获法律保障[EB/OL].[2017-01-12].http：///news/2016-04/07/content_136280.ht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档案资源生态安全研究”（项目批准号：14CTQ035）。

作者简介：聂云霞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档案信息化、文献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