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展性、多样性与边界性
时间：2021-04-17 08:16: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现实性特征。这与其来自现实并旨在改变现实的实践创新品质密不可分，但对这样一种思想史的研究，却存在着方法论上多样性与复杂性并存的格局，以及活力与困境同在的现状，所以，需要有一种明确的“边界”意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挑战主要来自于否认其整体客观性的、貌似“严格公正”的文本实证主义，以及颠覆一切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但后现代思想史学方法也并非一无是处，且对于丰富与开阔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视域有不少裨益之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文本研究；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015-07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现实整体“发展”特征：从对“发展着”历史的思想解释到对“思想中”历史的现实发展 任何思想史都是一种当代思想史，从而是发展着的解释史。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但与其他思想史相比，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有其特殊性，即其现实的“发展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现实性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本性”所决定的，因而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思想史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与其说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存在，不如说作为一个现实运动的思想过程而存在。换而言之，它并非作为固定的、对象性存在着的“过去的”历史或者某种“思想中”的历史，而是深入到现实社会问题中的、并在现实中发生特别是产生着现实影响的历史；不是固定的理论框架中的问题阐释史，而是现实问题视野中的理论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之为“当代”的历史，主要不是一个历史阶段问题，而是一个变革现实的实践作用问题，是在指导与影响现实过程中形成前所未有的探索的历史。而对于研究者来说，这部历史是需要基于自身所处的时代或国度、阶级、身份等现实任务之要求，进一步阐发与突破的历史，是一种开放的、不断自我超越的现实思想视野。总之，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既是现实发展着的历史，又是要求其研究者用发展的态度来解释的历史现实或历史真理。
没有人会否认，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并不能违背一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套路”与规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再“特殊”、再“现实”，对它的研究也是要围绕着其基本范畴概念与理论而展开的，更离不开文献考证、文本分析、文本解释。但以文本为解释中介和载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并不意味着可用文本的解释史代替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因为它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现实社会运动史之反思与再现的文献解释、文本分析与思想历史逻辑把握的“多位一体”“多维透视”的研究。问题的要害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整体现实性规定：它既不等于是文本中展开的历史，更不是发生于文本之间真空中的纯粹观念史、思想史、精神心理史。我们尤其要警惕研究中的文本主义意识形态陷阱，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富有时代实践经验气息或内涵的重要思想意义的历史压缩与凝固化、聚像化、风格化甚至无限“碎片化”，即把活生生的历史“文本结构化”或“叙事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复兴之路与创新之路，突破口不可能是思想史的考古学或文本解码学。我们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全部精力或主要功夫花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某篇著作或者文本片断、甚至某个句子、概念的重新“翻译”、考证与解释上。我们不能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等的文本结构、基本概念的阐释当作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指点实践迷津的“葵花宝典”。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整体现实性”特征还表现在于创新性品质。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释上存在着两种偏差：一种是“现成可用论”；另一种是“基本过时论”，这两个极端都是有悖于其创新的开放的本质的。研究思想史的根本目的不是猎奇或者找阴暗面，而是正本清源，还原“云谲波诡”、“扑朔迷离”历史镜像背后的历史真相。经过一番又一番艰苦的概念思想历史还原与甄别，我们大致上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许多理论成果确实并非现成的、完备的存在，而是参差不齐的，需要区别对待：第一种情况是今天仍然有时代价值与意义的普遍方法与结论，需要坚持与发展；第二种是针对当时具体实际所做的分析认识与结论，是基本过时的，需要突破或放弃的；第三种是观點结论方法本来正确，但被压制掩盖需要“平反”或“正名”或澄清。要纠正历史错误或者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只有不断地重复地学习反思研究历史这一条道路可走。
正像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的，科学史上的革命家，都不是全盘否定历史的莽汉或对历史两眼一抹黑的无知之辈，而是“对传统如数家珍的人”[1]。与科学革命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需要对自己的思想历史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发现其中的“真东西”“活东西”或“好东西”，而突破其中的僵死东西；这是理论创新的历史之源。而理论创新的实践之本，则是结合当代社会新的科学成就、实践经验，采用新的方法，尤其是要提出新的问题与见解，填补理论空白。
例如，整整一个世纪之前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运动该“怎么办”“向何处去”？以列宁、卢森堡等人为代表的那一代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从经典的文本与概念出发，同时顶住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政治上的破产与理论上失范的双重危机的压力与挑战，从而突破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的革命理论的模式，果断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理论，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新时代。再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同样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大胆突破苏联建设模式、特别是建国之后日渐严重僵化的极“左”教条误区的束缚，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冷静观察当时国际与国内形势，针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南北对话、南南合作的时代主题，在国内果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路线，从而结束了传统的革命与战争的理解模式。借用黑格尔式的语言来说，不是某个个人对文本的新的主观理解精神，而是这种实践着的客观的伟大时代精神，成为变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最根本动力。从列宁与邓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是在现实中开创新的历史的这种活生生的理论生命力。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之为发展史，归根结底并不取决于研究者主体对思想史的解释性发展，而是思想历史本身在现实中的实践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