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梳理与建构

尽管迄今为止共和国已经走过了长达六十多个年头的历史，但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却一直都没有能够看到一本中国当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著作。或许因为存在着现实文化语境的突出限制，也或许与此类著作的研究与撰写难度有关，到现在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却还依然是一种付之阙如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们终于看到李洁非一部副标题为“当代中国的思想轨迹”的研究著作《典型年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的时候，那样一种喜出望外的心情就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标明为中国当代思想史，虽然李洁非也只不过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中选取了重要的六个年头进行了一种类似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样的研究工作，但在通读过全篇之后，我们却能够突出地感觉到，恰如著作的副标题所言，一幅中国当代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图格外清晰地呈现在了李洁非的笔下。惟其如此，一贯低调的李洁非才会在后记中做出一种不无自信的说明：“本书之作，实际只有一个目的，即任何读者，不论从前对共和国精神思想历程知之多少，但能耐心读完此书，对其前因后果、线路脉络，便可知其廓概。我不敢誉其为一部‘小国史’，但私衷确是本着客观探究历史的严正立意，将自己的研究与读者分享。以我个人的阅览所及，这样的书尚不曾有，但无疑是需要的。身为当代中国人，不得不关注自己的来历，不得不了解自己的来历。”（第405页。以下所引均出自李洁非《典型年度》，只标明页码，不再特别注明）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李洁非的这种说明非常恰如其分，诚无丝毫的自我夸大之词。认真地读过这样一部具有突出的填补空白性质的研究著作之后，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所走过的思想历程，所经历的精神变迁，自可了然于胸。

但在倍感醍醐灌顶之余，我们却须注意到，这本中国当代思想史著作的作者李洁非，其实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思想史研究者。作为一位优秀的学者，他本来是一位曾经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专业研究者。那么，这样一位专业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又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研究转向中国当代思想史呢？对此，此前曾经先后推出过《典型文坛》与《典型文案》的李洁非在后记中交代得十分清楚：“《典型文坛》是从人物入手，因为在一些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文坛人物身上，发现与小说作品中‘典型人物’相类似的特性，觉得如果写一批‘文坛典型人物’，对于认识和探究当代文学史，是很好的依托和简便的捷径。这样便有了《典型文坛》。”但在写作过程中，李洁非却“发现人物视角说到底暗藏了对‘主体性’的承认，而中国当代文学，则恰恰是一段所谓‘形势比人强’的反主体性的历史。制度力量非常强大，个人微不足道，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是规定动作，取决于文艺政策和部署，大事小情几乎皆非偶然、孤立，牵一发而动全局，有复杂深刻的背景。……再者，我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是事件史，有名的事件多不胜数，而每个事件发生后，往往成为一个刻度，标志文学又有新的分野”。“基于以上考虑，在接下来的写作中，我放弃人物视角，借意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当代文学做‘案’——因为对象是文学，当然不称‘学案’，而称‘文案’。”（第402—403页）“而《典型文案》写作一旦展开，却发现以‘形势’来论，文坛又不重要了，整个精神思想的‘形势’才是根本。每写一件事，末了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当代文学的任何方面，现象也罢、问题也罢，乃至创作的发生、技巧的运用，最后都不能在文学的层面求解。……局限于文学话语，许多事确实就像虽然只隔一层窗户纸，却永远捅不透。”“我决计捅捅这层窗户纸。为此，我要绕开文学，到它的后面看一看。后面是什么？我以为是国家的整体思想精神格局。”（第404页）“于是，一个想法不期而至：应当跳出文学，写一本看上去与文学无关的书。所谓‘无关’，确实只是‘看上去’。自深层言，其实密不可分，是为当代文学理一理‘根’。”（第405页）就这样，在后记中，李洁非原原本本地交代了自己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如何把研究方向转到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方面来的来龙去脉。从根本上说，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位优秀学者，李洁非之所以于有意无意之间最终转向了关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研究，还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性质有关。在现代伦理意义上，作家的文学写作绝对应该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但中国当代作家却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在1949年之后一直沿用一种文学的举国体制，所以，我们的文学就是一种被“组织”的文学。之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有着官方性质特别明显的所谓“文联”“作协”，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组织”文学创作的根本目标。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当代中国，文学写作一方面固然是作家个人的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却更是国家整体文学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然处于被“组织”的状况之中，那么作家的文学写作不仅不可能获得完全的自由，而且还往往会受制于各级文学管理部门的意志。在这种社会体制下，无论是一部作品的写作与发表，还是一个文学现象的形成，都会与隐身于文学之后的思想文化因素发生紧密的内在联系。离开了对于这些思想文化因素的考察，文学方面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可能获得透彻的解决。李洁非之所以非得要越俎代庖地跨界去进行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研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惟其如此，作者才会在“几点说明”中发出如许浩叹与感慨：“当代文学史搞深搞透，恐怕非进展到精神思想层面不可。几年跋涉，笔者最终得到的是这一认识。”（第3页）

李洁非既然下决心涉足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完成这种研究与写作工作。一种方式，自然是正襟危坐地写一部中规中矩高头讲章式的中国当代思想史。尽管李洁非也曾经自谦自己目前的学力与精力，“尚不足胜任一部完整的中国当代精神思想史的写作”，但究其实际，作者之所以最终择定这样一种年度史的作协方式，却还是更多地出于学术与传播的考量。一方面，既然如黄仁宇者，可以抓住“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个年头，写明白整个明朝的兴衰，那么，李洁非也就能够通过六个年头写出一部共和国思想史来。另一方面，如何写出一部不那么学究气的能够引起读者强烈阅读兴趣的思想史著作，一直是作者思考的一个核心命题所在：“就行文的意趣而言，笔者坦言并不欣赏学院式的做派，回避从事那种格式刻板的著述。在可能的情况下，笔者愿意尽量娱怡读者的阅读，至少不去增加他们的排斥感。”早在阅读《典型文案》的时候，我就曾经特别感叹于李洁非居然能够把学术文章写得神采飞扬，简直如同小说一般精彩好看。现在，捧读这部《典型年度》时，我的感觉也依然还是如此。一部字数多达30万字的思想史著作，能够让读者读来丝毫不觉费力，没有枯燥乏味之感，如果没有一番长期修炼方可得来的举重若轻功夫，要想做到这一点，其实是万万不能的事情。行文的生动形象之外，对于李洁非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到底应该怎样择定共和国历史上的哪六个年头来作为自己的散点透视对象。作者最后择定的六个年头分别是1956、1962、1968、1972、1978以及1986年。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作者居然舍弃了1966与1976这两个年头未选。只有在通读过全书之后，我们方始能够明白，正是这样的一种年头选择，充分地凸显出了李洁非观察眼光的犀利精辟与独到。更何况，虽然李洁非只是具体择定了六个年头作为自己的切入点，但在实际的书写过程中，他却完全没有受限于这六个具体的年度。以一种大开大合上勾下连的方式，顺畅自如地把其他一些相关年度内发生的事情有效地纳入到自己的思想史叙述过程之中，充分地凸显自己对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深刻理解，正是这部《典型年度》的一大根本特色所在。

李洁非此著，看似展示的是六个年头各自不同的精神思想状况，但倘若把六个部分连缀在一起，我们却不难发现其中实际上却也潜藏有两条相区别的结构线索。一条是关于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脉络的梳理剖析，另一条则是关于知识分子与民间的思想脉络的发掘整理。非常明显，这样两条结构线索的设定，与共和国的具体国情密切相关，只有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方始能够呈现出一幅完整的共和国精神思想图景。因为1949年之后共和国那样一种举国体制的缘故，任是谁，当他意欲书写一部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时候，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是绕不过去的存在。实际的情况是，正因为国家领导人思想的一种强势存在，所以，才导致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民间思想声音的微弱。而这，也就给李洁非的研究与书写设置了难度。对于李洁非来说，首要的工作，就是必须慧眼识英，必须以一种沙里拣金的方式从一片黯哑的思想状况中辨析发现那些思想火花的闪现。惟因其难度极大，对于这一方面的钩沉梳理方才更能够见出李洁非的学术功力。这一方面，无论是对于1956年那个“干预生活”所显示的蓬勃思想活力的洞悉，还是关于1962年精神饥饿与“黄皮书”的出现以及民间自发文学初始现身的探究，抑或还是对于1968年那个红卫兵——知青群体独立思想萌芽的论述，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中最精彩的篇章，显然更突出地体现在作者关于1972年与1986年知识分子与民间思想活力的发现与分析上。

发生于1972年的“九一三”事件，既对中共高层，同时也对知识分子与民间产生着巨大的震荡性影响。对于此种情形，李洁非曾经借助于鲁迅先生笔下的“地火”意象来加以描述。在引用了鲁迅那段关于“地火”的文字之后，李洁非写到：“它很适合描述1972年历史意志寻求突破的方式：地表的坚硬，迫使‘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前文我们通过聚焦周恩来，观察了‘国家’层面中地火与地表的冲突。这并非地火的全部。如果说在当代史词典里，‘地下’是不能忽视的语词，突出了一种社会和精神景况，那么，它变得重要起来，对生活构成广泛覆盖，即从1972年起。”（第256页）为什么是1972年，因为这一年乃是知识分子与民间独立思想成形的关键时刻。“以文艺为例。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阿城谈到：一切在70年代已经完成，80年代不过是‘表现期’。这颠覆了以往有关80年代文学的认识。……阿城的说法显然意味着，80年代文学别有渊源，它的起源早于‘新时期’，位于他所称的‘70年代’。”更具体地说，阿城所谓的“70年代”也就是1972年。谓予不信，请看这样的一系列事实。著名朦胧诗人多多写诗始于这一年；北京的地下文化沙龙活跃于这一年；后来成为“反思文学”力作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成形于这一年；中国当代先锋派艺术的起点是这一年；“白洋淀”诗群的出现也是在这一年。“它们就是阿城‘这一代人在70年代都已经完成了，80年代就是表现期’这一说法所依据的事实。除了事实，重要的是，阿城还提出了很合逻辑的解释：‘不会因为有了一个新朝就会出现新的艺术，政治的、权力的转换决定不了艺术。事情也许早就发生了，也许还没有发生。’就像对‘共和国文学’的起点来说，1942年可能是比1949年更为关键的一个时间窗。精神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错落，某种时间差，某种提前量，是研究者应该充分意识到的。”（第262页）必须承认，这样的判断确有石破天惊之感。却原来，端的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看起来还很万马齐喑的1972年，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就已经在暗嘲涌动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李洁非才会断言：“‘九一三’真正根本性影响，是让整整一代人改换了思想背景。换言之，在上层，在权力圈，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在普通国民尤其年轻国民那里，根本而言是一个精神事件；前者从中看出反叛、阴谋、政变和洗牌，后者收获的却是重新思考或开始思考——‘这些学生坐在田边炕头了。他们在想什么，传阅一些什么，写什么，权力者不知道。’知识青年阿城三十年后这样描述他周围的情形。”（第263页）由以上的描述分析可见，1972年，在共和国的思想史上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度，“对于这一年度，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与其实际历史价值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有鉴于此，笔者替这‘冰山’施行两个断层扫描；分别看到，在国家理念和庶民精神方面，后三十年中国均发育、胚胎于此，一个时代的大幕，在这年开始降下；反过来，另一个时代悄然拉开帷幕。我们对于以上所见一切，惟有一词可以言表：分水岭。必须把这三个字镌刻在1972年之上，以铭记我们的由来。”（第266页）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李洁非特别提到的“庶民精神”这四个字。如果说在中国当代的前三十年我们更多地还是匍匐在上层强力意志之下的话，那么，伴随着历史脚步的前移，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突出地体现着知识分子与民间思想力量的“庶民精神”的日渐醒目与壮大。假若说此前的那些年度中，李洁非的着眼点更多地还只能落脚到知识分子思想精神层面的话，那么，越是到了后面的那些篇章之中，作者用于描述分析庶民精神的篇幅就越是在增大。这种情形，所充分彰显出的，实际上正是社会基本形态的一种可喜变化。这一点，非常鲜明地凸显在李洁非关于1986年度思想精神状况的考察书写中。与前面部分更多地停留在对于国家上层不同，到了这一部分，出现于李洁非笔端的，大部分已经变成了那些其实隐含着丰富思想变迁含义的日常事物。比如，电视机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在我们看来实在太平常不过的电视机，在1986年的普及，首先意味着一种生产、生活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一种后来被称为消费意识形态的初始形成。“电视机普及，在经济上释放重要信号：国家已经重视消费品生产，以人民生活的好坏、苦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目的，把更多的钱花在这个方面而不是投放到深山老林去搞与百姓生活无关的项目，更不是挥霍在一些心血来潮、想当然的事情上。”（第347页）然而，与消费意识形态的象征相比较，电视机的普及还有着另外一层更深远的拓宽拓深社会公众精神视界的意义：“电视不是思想家，发动不了思想革命。但电视进入生活，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许许多多改变，不经意间来到。庶民的社会存在，庶民文化的角度和视点，因电视而氤氲、漫滋、流播和放大。有电视和没有电视，是两种社会：电视时代以前，社会精神文化的重心在‘上层’，一入电视时代，重心便呈明显下移态势，庶民价值观的影响与日俱增，纵不足以彻底改写文化秩序，也让传统的强势文化之边界大幅缩小。”（第349页）惟其如此，李洁非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电视普及这件事，对中国精神文明的结构，施加了深远影响。或者说，电视文化对于过去的时代，是一种解构。如果讲得再明确些，则电视推动乃至造成庶民价值观的强劲崛起，渐与主流价值观、知识分子价值观成为鼎足，为90年代后期文化多元化铺平道路。”（第350页）

更何况，到了1986年，固然有庶民社会及其文化的异军崛起，但与此同时，我们恐怕还得注意到，自打这一年度起始，中国开始踏入了一个无主潮的文化多元化进程。所有这些，一方面固然意味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却也预示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会是一片坦途，也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惟其如此，李洁非也才会借用已故著名史学家唐德刚的比喻，断言：“我们以为1986年起中国开始进入‘历史三峡’最逼仄的段落，流急滩险，碰撞增多。”（第398页）但无论如何，时至今日，一个更加开放、文明、发达的中国社会必然到来的大趋势已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我们所能寄予的历史厚望就是，在一个庶民社会已然崛起的基础上，能够早日看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社会的最终建成。

（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