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与反思
时间：2021-04-18 07:51: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当前国内学术界已经从多角度、多层面探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留有不少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所在，蕴含着党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全部元素和基本经验。
关键词：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7）01-0025-08
当前，已有不少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位和价值，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本文即是从梳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出发，探讨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厘清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从而揭示出进一步开展此项研究的学术进路。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
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队伍发展迅速，研究成果蔚为可观，呈现出多学科攻关、多维度展开、多层级推进的特点。经过检索，我们发现标题中含有“早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有四本，学位论文有11篇，相关期刊论文有将近78篇（截止到2015年6月20日）。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党史和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有所涉及。通过分析，现有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重要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重要历史人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有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探讨重要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一是研究重要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在理论贡献方面，学界既研究了重要人物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论贡献，又研究了重要人物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贡献。有论者整体考察了早期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之时，已经“初步提出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一些基本原则”。[1] 有论者将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并认为这批人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对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对象等革命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理论贡献。[2]
二是研究重要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贡献。当前学术界从个案与宏观两个层面论述了重要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贡献。郑丽萍的《陈独秀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和王永乐的博士论文《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研究》是个案研究的典型。郑丽萍认为陈独秀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领导并发动了思想启蒙运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与实践的实现结合提供前提；三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3] 王永乐认为瞿秋白协助鲍罗廷制定了大革命期间的一系列决策，领导大革命向土地革命转型，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4] 宋镜明、吴向伟合著的《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从传播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三个方面，总体宏观地考察了重要历史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贡献。[5]
（二）研究共产国际、苏联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缘于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受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并在成立之初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因此，先有成套的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念，后有党的成长和革命，这种状态必然会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6] 国内学界关于共产国际、苏联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存在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国际、苏联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有论者指出在早期，共产国际和苏联竭力推行十月革命的模式和方法，在组织和思想上控制中国共产党，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7] 还有论者认为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上下级组织关系，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思维，使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这一常识在早期成为禁区，妨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8]
理论聚焦
张安，张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与反思
第二种观点认为共产国际、苏联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王继停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与启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认为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书指出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华早期战略是比较顺利和成功的，“在中国新生革命政治力量的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俄共（布）及其代表，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9]
除了以上两种观点以外，还有一些论者持中立的立场，认为共产国际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是双重的。王增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就指出，共产国际给予中国革命帮助和支持的同时，也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从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苏俄影响的反思过程中渐进形成的。[10] 还有论者通过分析共产国际的某一政策和理论来考察共产国际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響。舒新认为一方面，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的批判，对中国共产党避免改良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指引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的批判，带有浓厚的欧洲地域色彩和“左”的空想成分，这对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造成了不利影响。[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