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名辩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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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现代的名辩研究，以“名辩逻辑化”为主导范式，实质上展开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框架之下。百年名辩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容否认，但暴露出的问题也颇为明显，近二十年来更在方法论层面上引发学界的持续争论。从“据西释中”的全面理解、名辩内涵的综合研究、逻辑工具的多元运用、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的双重推进等方面对近现代名辩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就会发现：立足于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的双重推进，将有助于把近现代以来的名辩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名辩；逻辑；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8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5012308
作者简介：晋荣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上海 200241）
所谓“名辩”（Mingbian or the study of name and argumentation），指的是中国古代（主要是先秦时期）思想家围绕名实、同异、坚白之争等论题及“辩”之用途、方法、原则等问题而展开的研究与争论。着眼于是否对名辩所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及其在理论上的贡献大小，邓析、惠施、尹文、公孙龙、后期墨家和荀子通常被认为是名辩的主要代表。
从名实关系看，名辩之实古已有之，但“名辩”一词则很可能晚至近代方才出现。1904年，章太炎在《訄书重订本》中指出：“惟荀卿奄于先师，不用。名辩坏，故言殽；进取失，故业堕；则其虚誉夺实以至是也。”① 综观近现代学者对“名辩”的使用，“名辩”一词至少可以区分出学派、思潮和理论三种含义。例如，汪奠基明确使用了“先秦名辩学派”的表述，认为这一学派非《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列“名家”七子所能范围，还包括了不少热衷于坚白、同异之辩的“辩察之士”②。郭沫若、赵纪彬、任继愈、庞朴、周山等则较为充分地揭示了“名辩”的思潮义，认为名辩思潮贯穿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仅为名家或辩者所推动，传统所谓儒家、墨家、道家、名家等学派均卷入其中③。而刘培育、周云之、崔清田、林铭钧、曾祥云等更多地发掘了“名辩”的理论义，对“名辩学”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进行了各自不同的诠释④。
徘徊于古今中西之间的近现代名辩研究，以“名辩逻辑化”（the logicization of Mingbian）为主导范式，实质上展开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框架之下与“名辩逻辑化”相对的是“逻辑名辩化”（the mingbianization of western logic），即在西方逻辑输入中国之初，译者和学者们往往援引本土文化来“规抚”外来文化，借助中国旧有名辩的语汇来翻译与阐释西方逻辑的术语与理论，使后者带上某种本土的色彩与特点，以便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普及和研究，更容易地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接纳。有关“逻辑名辩化”的更为深入的讨论，可参见晋荣东《逻辑的名辩化及其成绩与问题》，《哲学分析》2011年第6期。。百年来，名辩研究的成绩不容否认，但暴露出的问题也颇为明显，近20年来更在方法论层面上引发学界广泛而持续的争论。本文拟从“据西释中”的全面理解、名辩内涵的综合研究、逻辑工具的多元运用、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的双重推进等方面对近现代名辩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深化名辩研究的若干设想。
一、近现代名辩研究概览
历史地看，名辩自秦汉以降即已衰落，直至明清之际诸子学的兴起，才被重新发现。不过，当时的研究多是著作校勘与文字诂释，鲜有义理的阐释与发挥。具有近代意义的名辩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梁启超。1897年，孙诒让致信梁启超，一方面提及自己的《墨子间诂》对《墨辩》的诠释尚有遗憾，另一方面又说：“《经》《说》诸篇，闳义眇恉，所未窥者尚多。尝谓《墨经》，楬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讹阙，不能尽得其条理。……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复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籀庼述林》，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2页。。梁启超由此获得灵感，于1904年发表《墨子之论理学》一文。在他看来：“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诸篇为特详，今引而释之，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焉。”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册，专集之三十七，第56页。
孙、梁二人论及的《墨辩》研究方法，就是用表述逻辑“大义”的西方逻辑术语来诠释《墨辩》中的“微言”，在《墨辩》用语与西方逻辑术语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以此证成《墨辩》在义理上与西方逻辑（主要是传统逻辑）的一致性。经过胡适、章士钊、谭戒甫、杜国庠、伍非百、汪奠基、詹剑峰、温公颐、赵纪彬等学者的加盟与推动，孙、梁所倡导并实践的这种“以（逻辑）新知附益（墨辩）旧学”的方法，逐渐从《墨辩》研究扩展至对整个名辩的研究，相应地，“名辩逻辑化”也逐渐被确立为近现代名辩研究的主导范式。对此，赵纪彬给予了自觉的表述：“在中国特殊的古代思想史上，名辩即是逻辑，二者是实质上的同义语。”赵纪彬（纪玄冰）：《名辩与逻辑——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规律与古代逻辑的名辩形态》，《新中华》1949年第4期。
近现代的名辩研究展开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框架之下，其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起步与开拓阶段（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代表性成果有梁启超的《墨子的论理学》（1904）和《墨经校释》（1922）、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初稿于1917）、胡适的《先秦名学史》（1922）、谭戒甫的《墨经易解》与《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俱成书于1928）、王琯的《公孙龙子悬解》（1928）、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1）、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1932）、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脱稿于1932）、虞愈的《中国名学》（1937）等。这些著作均在不同程度上尝试通过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的对比来研究本土名辩，或致力于揭示名辩与后二者之同，或侧重于发掘其异；或企图“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而别开生面，或希望重构“我国本有独立性的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