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伦理财富观及其现实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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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的伦理财富观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深刻内涵。探究中国古代伦理财富观,对于当今社会如何客观评价古代伦理财富观、如何科学认识财富价值、如何实现古代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伦理财富观;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4-0006-02
一、古代伦理财富观的形成与理论内涵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1] 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封建时代。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中,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的中国古代财富思想。该思想强调获得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的标准来看待财富。
中国古代义利关系论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孔子突出强调“义”的方面,并赋予义利关系论以明确的阶级内容,把它发展为贵义贱利论。孟子借鉴、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论,从而形成了他著名的恒产论。此后,关于义利关系一直贯穿在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直到清王朝时代,有的思想家依然坚持以义利论为基础的孔孟伦理财富观。如,清朝张英“利用‘亚圣’孟轲的权威,把孟轲的恒产论作为自己提倡治生之学的依据。”[2]义利论之所以成为儒学伦理财富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上,儒家主张见义思利,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孔子认为,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人的精神追求远比物质需要更有意义,即“德者本也,财者末也”[3]。朱熹也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4]。二是在公利与私利的关系上,儒家把义与公联系在一起,把利与私联系在一起,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即服从君主专政的国家及其统治者,但君主应该实行富民政策,轻徭薄赋,适民以时,宽刑仁慈,关心和保证个人利益的合理满足,从而体现“仁政”。从这两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儒家义利之辨不仅为中国古代民众的行为规范作出了规定,更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策乃至政治统治确立了价值观念与指导思想。
古代财富观不单纯是经济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相结合的一种模式,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经济基础的特殊要求。所以,古代财富观把维护道德有序与政治稳定的目标一同纳入到经济政策中,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财富思想。其一,财富取得方式将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伦理是否被民众尊崇、社会秩序是否稳定。孔子认为,凡是符合“义”和“礼”的追求财富的途径,就是正当的途径,凡是不按这个途径得来的财富,都被他视为“不义”、“非礼”而遭否定。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这种财富取得方式无疑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最有效的方法和最合法的外衣。其二,财富的增长将给封建政治统治带来一定的风险。孟子曾说:“易其田畴,薄其税赋,民可使富也。”(《孟子·公孙丑下》)同时,孟子把垄断市利的商人骂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主张加以限制与打击。荀子发扬了孔子的“足食”、孟子的“仁政必自经界始”的思想,提出了“使有菽粟如水火”的理想,这显然是重农的。儒家之所以重农,是因为商人的获取财富中的“不义”行为以及商人利益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到封建政治统治的稳定。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是有理论源头可溯的。
任何时代的财富观与财富思想都需要其所处的时代提供一定的载体,可能是经济的、政治的,或者是道德的。伦理财富观之所以把伦理道德作为其生存的“肌体”,有其原因:首先,在以伦理为核心的儒学“一统天下”的封建时代,财富思想不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是不明智的。以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理论就能够最好的证明这一点。当然,在中国古代,古代财富观的出现,并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其思想与观念能够得到科学的证明。其次,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王朝时代,伦理财富思想只有把自己“打扮”成极富“价值理性”的形象,才能具有生存的可能与发展空间。试想,在一个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中,祛除伦理,讲究个人利益,是一个怎么样的幻想。最后,古代财富观的形成是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这就决定了它一定会把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基础——儒学作为其生命的载体。
二、中国古代财富观在当今的现实转换
(一)为什么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在今天失去了现代的语言
首先,对理论思维的关注程度。同古希腊相比,“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5]
其次,对逻辑思维的关注程度。台湾著名史学家许倬云认为中国人缺乏数学思维,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6] 缺乏逻辑思维是古代中国思维的特征,多数学者持有这种观点。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7] 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活动与经济思想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对创造性思维的关注程度。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8],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9] 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就可以窥见。
最后,公民意识的程度。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做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有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地政治化了”[10]。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不断增加实力,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地压制了人性,致使中国古代财富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二)如何用财富架起古今之“桥”
没有财富,就没有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但囿于历史时代的久远、社会形态的变化、意识形态的转换、语言文字的演化,使得现代人与古代人之间在虚拟的世界中缺乏足够的沟通,以至古代诸多财富思想的精华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者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通览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发展进程,让我们深深感觉到现代与古代之间隔阂已太久了。所以,以财富来构建古今之“桥”时不我待。
其一,古代财富思想的现代性解读。古代财富思想是古人用其时代的文字记载的。要想使得古代财富思想在现代社会发扬起来,必须以现代人的思维方法和语言表达方式来重新组合古代财富思想的内容。
其二,现代财富思想的历史性渊源。对现代经济学的某些核心概念、定律、原理和范式要研究其历史性的来源,赋予其原生态的解释。这样,就不会使人产生望文生义的错误。
其三,古代财富思想的现实载体。无论是西方古代财富观,还是中国古代财富观,要想使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财富的张力,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赋予这些古代思想以现实的载体。也就是说要把古代财富思想的精华引入到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来,让现实考验它,让竞争淘汰它。
(三)关注财富分配中的正义与公有制
在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对财富的论断绝大部分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表白。对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这些表白是很苍白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对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坚持财产公有制,这不仅是人类对财富价值性思维的凝聚,更是人类思想史演化的必然结果。主张财产平等,反对私有财产,建立大同世界,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但孔子的思想完全不能等同于共产主义理想。因为,共产主义不仅“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11],还是一个没有阶级和压迫的社会。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地关注财富分配中的正义与公有制。
(四)中国古代财富观如何实现现代意义上的转换
首先,整理古代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把其纳入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来源(或参考来源)之中。同时,运用现代语汇重新对古代财富思想的内容进行整合。
其次,积极关注古代财富思想中的正义性价值,并把它纳入到现代经济生活中,如有可能,应该将这些论述财富正义性问题的论点发扬为当代社会的伦理观念和经济行为观念。
最后,以创新的思维来审视古代财富思想。创新是发展的灵魂,科学研究同样需要创新的思维。对于古代财富思想的研究,至今并没有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所以,要加快改进古代财富思想的研究方法、理念,扩大研究领域与深度。
参考文献:
[1]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朱熹.四库全书[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7.
[5]吾淳.中国思想形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7]曾杰,张树相.社会思维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陈勇勤.中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化及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责任编辑 郭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