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问题评析

[关键词]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评析；展望

[摘要]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近来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和重点。国内学界围绕相关问题也进行了几次讨论，问题的焦点是如何界定“英国马克思主义”。相关讨论在取得一定共识的同时也呈现了存在的问题。本文对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十年”所呈现的特点和取得的成就做了简要的分析和说明，并在对相关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指认的基础上，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9—0024—08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弱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的演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心已经客观地由法德转向了英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逐渐成为了国内外学界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正在兴起一个有关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潮。然而，相关研究的客观状况是，国内有关学者虽然已经对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但是在相关认知和理解上却并没有达成一致；虽然在研究成果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客观地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本文拟对近20年来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问题做一个评析和展望。

一、何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内学界的论争

在第五、第六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2010年南京，2011年太原）上，“英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了论坛讨论的一个热点，段忠桥教授、乔瑞金教授、欧阳谦教授、孔明安研究员、张亮教授等多位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段教授认为，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弱，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已经转移到了英美，因此，国内学者也应该注重研究英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柯亨等人的思想。与会学者在肯定段教授观点的同时，也指出了英美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可能存在的问题。因此，如何界定这一思潮就成为了论争的一个焦点。乔瑞金教授主张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来概括和界定这一思潮，张亮教授则坚持用“英国马克思主义”来界定。

其实，早在这之前，各位学者就已经在他们的相关研究中，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2005年）一书中把一批与技术、文化批判相关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称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相关研究中乔教授指出：“20世纪后半叶，英国掀起了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涌现出一大批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形成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而这些流派中最具影响的学者则包括多布、霍布斯鲍姆、希尔、希尔顿、汤普森、安德森、奈恩、布莱克伯恩等人。乔教授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早期的科学理性主义、中期的历史主义和20世纪下半叶的新马克思主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是指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英国形成的一股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乔教授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延式的界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层面。当然这一内涵并不十分清晰、明确，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虽然典型但不够准确、全面。当然，乔教授并没有全面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而是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点研究。这种研究虽然是从个案、人头式的研究人手的，但却是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这个宏观的整体视野下开展的，较早地为学界呈现了一个有关“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较为整体的视角。

段忠桥教授则指出，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弱，“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涉及“G.A.科亨、约翰·罗默、埃里克·欧林·赖特、罗伯特·布伦纳、戴维·施威卡特、伯特尔·奥尔曼、阿利森·贾格尔、戴维·哈维、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特里·伊格尔顿、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一大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不同的场合，段教授分别使用过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英美马克思主义、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并且段教授认为要通过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研究来推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段教授虽然没有从内涵、外延等方面对相关概念给出明确的界定，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促进和推动了国内的相关研究。段教授所提及的相关流派和相关人物的著作、思想在其本人那里以及其他学者那里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研究，并且编译出版了一些相关的译著，这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而张亮教授则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和英国新左派运动相关并随之而兴起并闻名的一些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张教授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发展、内在逻辑和理论本质以及影响、扩散作出了界定。这一界定内涵和外延都相对明确。

不难看出，各位学者所讨论的对象其实并不完全相同，但其核心部分是二战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学者。欧阳谦教授、孔明安研究员和张亮教授都认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这一思潮的主体和核心，美国的相关研究和相关学者则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的一种回应和播散，缺乏自身的原生逻辑。本人也认为，用张亮教授意义上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这一界定最能体现这一思潮的本质，因为对一种思潮或者流派进行界定、命名，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中，并从特定的思想史背景来揭示其内涵和历史演进逻辑，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历史唯物主义地呈现其本质和特质。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简单的地域上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英国马克思主义”也绝对不是简单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在内涵上具有其特质，在外延上也可以超越“英国”这一地域的限制。因而这一“英国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通过诠释和外延的罗列而得到清楚界定的，必须要历史发生学地来揭示其孕育和发展，以便把握其特定内涵。

二、“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形成过程

“英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思潮，它有其自身内在的生发、演进逻辑。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分析，能够更好地明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我们知道，虽然英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故乡”，但是由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得到系统的英译，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英国长期被改良主义所主导。此外由于“英共”在理论上追随苏联，缺乏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需要，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英国甚至整个英语世界都没有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到20世纪30年代，“英共”改变了极左的路线，建立了正确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同时在知识界由于战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等的威胁以及苏联成就的吸引，英国出现了深刻的文化危机。这造就和促成了英国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并初步形成了《幻像与现实》、《人民的英国史》、《科学的社会功能》等一批成果。二战结束之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成型，并且形成了包括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等鲜明的特色。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从其内在逻辑来看，是与英国新左派的发展分不开的。以佩里·安德森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和以爱德华·汤普森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在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两代新左派的矛盾和差异的实质是，第一代新左派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可以走内生的道路，由英国的特殊国情而得到生成和发展并解决英国的问题；而第二代新左派则认为要借鉴欧洲大陆的思想来帮助和改造英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最终，第二代占据主导地位，并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当时正红极一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基本形成，并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重要著作。同时期，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势头十分强劲，外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60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理论逻辑和实践层面都走向了终结，后马克思的研究在文化、意识形态等很多纬度上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并且随着研究重点和研究重心的转移，“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被学界所关注。到8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已经闻名于世。但是，在英国之外的西方学术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则是90年代之后的事。

乔教授所言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早期的科学理性主义、中期的历史主义和20世纪下半叶的新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形态和归属上确实应该属于“英国马克思主义”这一范畴，并且以理论典型形态的方式对其发展阶段进行了划界，但这种划分并没有揭示英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各个阶段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内在线索。段教授关注的英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70年代以后的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这其实只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定型形态的一些外在表现。其实正如张亮教授所言，英国马克思主义其实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20世纪30到40年代是它的兴起阶段。这一阶段一些“英共”党员开始自觉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和解决英国的一些具体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实践和英共民族传统理论结合起来，为英共马克思主义模式指明了方向。50、60年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确立阶段。这一阶段上，因为对领导层对苏联的惟命是从不满，形成了一大批英国“新左派”，他们坚定了建构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并在文学理论和史学领域形成了《文化与社会》、《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两部公认的英国马克思主义里程碑式的作品。70年代是两代“左”派对立批判的阶段。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左”派——“新左派”——对以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左”派进行了责难，认为他们缺乏国际视野，并最终确立了新左派的主导地位，在吸收欧洲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并最终定型。80年代以来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传播阶段。

三、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20世纪最后10年

就国内而言，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被介绍进来，并逐渐成为了研究的一个焦点。对英国以及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最初只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偶尔零星地涉及，并且主要不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其他专业理论从其他学科领域进来的。90年代国内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主要是因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和介入，通过相关研究而被折射到国内。对国人来说，这一新东西在文学、史学等领域开始被点滴引入。在当时要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很难，基本不具有相关条件。但是对个别人物的研究已经开始，主要涉及霍布斯鲍姆、伊格尔顿、威廉斯、汤普森等人，但这些研究一般都是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有涉及到“英国马克思主义”个案研究的，也都只是一种自发的反映，如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威廉斯的研究。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的研究基本没有提上日程。

具体来说，当时国内涉及“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和主要关注点有：余文烈、段忠桥等，他们主要是围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而展开，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有关霍布斯鲍姆的研究，共3篇，其中2篇是介绍和研究他的历史理论、1篇是介绍他对唯物史观的观点，另有史学方面的译著8本；与“后马克思”相关的研究2篇；有关柯亨思想的文章3篇；欧阳谦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成果3篇；关于汤普森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5篇，主要为书评和访谈；关于雷蒙·威廉斯的研究博士论文2篇，分别为《走向文化唯物主义》（1994年）和《背离与整合：雷蒙·威廉斯与英国文化研究》（1999年），论文1篇，译文1篇；关于伊格尔顿的研究论文11篇，主要涉及文学、美学和文化批评等领域，博士论文l篇《历史一意识形态一文本：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逻辑》（1999年），伊格尔顿著作译本10部；研究佩里·安德森的史学思想的论文1篇。

总的说来，整个90年代国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从文艺理论、历史理论、文学批判、美学等领域开始，涉及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的相关研究比较少，并且主要还是以介绍性的东西以及译著居多。虽然有些属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及其作品国内学界接触的较早，主要不是研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也不是把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来介绍和引进的。这一较早的引入和接触主要与国内当时的文艺理论热相关，相关理论家的作品和思想主要是被当作文学、文艺理论来被推介的。当时国内学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这一事物的认知还不多，对相关作品和理论中所包含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的思想以及相关学者的政治理论立场、方法论特质没有一个自觉的认知，更没有从“英国马克思主义”这一视角和高度来开展相关的研究。当然，这和当时国内的学术环境紧密相关，因为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才刚刚被介绍到国内学界，理论界和政治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理论形态等相关认知还不成熟，“英国马克思主义”这种主要以文学理论、史学理论、文艺理论批评等带有明显异域色彩并且与国内传统马克思主义迥然相异的形态的东西，在当时是很难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认知和对待的。另外，客观地讲，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之外尚未被广泛关注，国内学界自然也不可能先知先觉。

四、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21世纪初的10多年

新世纪以来的10年，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陆续繁荣并逐渐被学人所知，究其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关注到了一个事实，即法德的马克思主义在衰弱，“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成为了重点。这当然是历史形成的。在国外，近些年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关注的焦点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理论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绝大多数重大主题都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域相一致。故而19世纪80年代就闻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到了21世纪才被西方社会和国人所重点关注。当然这也是学术研究的某种必然现象。10多年来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都得到了扩充，并取得了质的发展，形成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以下一些趋势和特征。

（1）研究人员、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多，研究的范围明显扩大，涉及的人物、思想越来越丰富，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研究人员的阵容已经由原来的以老一辈学者为主演变为以年轻的学者为主体，年轻学者发挥开拓者和排头兵的作用，老一辈学者继续发挥中坚作用的格局。很多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公认。而且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来看，比前十年有了很大的进展，大量的专业研究论文和论著得到发表并形成了较好的学术影响，一些相关研究还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支持。研究的范围和涉及的领域、人物、思想也越来越丰富。以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学者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明显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2）以前没有被关注到的重要思想家、相关理论已经开始被有所关注。如哈维、拉克劳、墨菲、斯图亚特·霍尔、霍加特等，不仅形成了一批研究论文，还形成了少量研究专著。关于哈维的研究包括胡大平、段忠桥等学者的研究论文20篇，哈维著作的中译本7部，以哈维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2篇；关于拉克劳、墨菲的研究论文更是数量可观；关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12篇，硕士论文4篇，霍尔著作中译本2部，博士论文和研究专著5部；关于霍加特的研究，论文1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1篇。这些研究起点较高，专业性较强，学术水平较高。这表明国内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向纵深发展。

（3）国内学者关于英美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其研究领域也从文化、历史、美学学科等开始向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等领域拓展和转化，研究的侧重点也开始向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方面转变，英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思想中以往没有被关注到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开始被逐渐关注，进而对他们的认识和定位也更加准确。不少以前被当作文学家和文艺理论批评家或者史学家的学者及其论著，在一个更为宏观和全面的视野得到了新的认知和界定，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和相关理论得到确认。这在研究领域和认知范式上实现了质的转变。

（4）在个案研究、人头研究不断得到拓展、加强的同时，总体性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在这一点上乔瑞金教授和张亮教授的相关研究功不可没。乔瑞金教授在其相关研究中提出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进而从概念层面把个案研究提升到了总体研究的维度。而张亮教授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特征、趋势作了整体研究，并且在整体研究的同时辅以个案研究，进而形成了如《英国思想界新左派运动的兴起与终结》（论文）、《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兴起》（论文）、《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专著）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和《英国新左派思想家》、《英国新左派早期文集》和《西方左派图绘》等译著。

（5）研究初步形成了由“点”（个案研究）向“面”（总体研究）的演进趋势。张亮教授研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呈现了“三步走”：《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是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亮“点”，是第一步。该书率先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汤普森进行了关注和研究，在对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深度发掘和理论重构的基础上，阐发了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理论成就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并对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加以初步勾勒，为读者全面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重要思想家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提供了必要的阅读与思考线索。第二步是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学术群像勾勒，这是《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一书试图完成的任务，这本书的尝试属于广度延伸，研究对象由“点”（汤普森）拓展到了“面”（第一、二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代表人物），对安德森、伊格尔顿、霍加特、霍布斯鲍姆等重要思想家的学术成就及其理论观点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为读者全面了解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兴起、发展与终结，把握一、二代新左派思想家理论分歧，从而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脉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依据。第三步是围绕英国新左派运动早期的关键问题，编选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代表性论辩文章，在集中译介原始文献资料的同时，将新左派思想家的理论观点有机地串联起来，这一选题设计思路显然是在深度挖掘上的一次尝试，与《英国新左派思想家》相比，该书的显著特征在于：同样是“面”上的研究，但不刻意追求相对于新左派运动宏大背景而言的“全景”，而是采取专题研究的架构方式，在专题之内尽力搜求有代表性的争鸣意见，客观呈现争鸣的全貌。由此，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点”“面”结合、由“点”到“面”、以“面”促“点”的研究态势初步形成。

当然，从总体上，对于英美马克思主义的个案和人头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个案研究到整体研究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要求。这个趋势现在正在得到体现。应该说，近十年来，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成就，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形势和局面。

五、国内“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若干问题及未来展望

当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这也给未来国内相关研究提出了问题、挑战，并指明了方向。

1.经过一段时间的个案研究、人头研究的积累，已经逐步开始拓展到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思潮的整体的“面”的研究，这明显地表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的增加和研究对象的扩展以及相关学者有计划地从“点”到“面”、从广度到深度的不断推进的相关研究中。另外，一些以往没有很好涉及的研究对象，如威廉斯、霍布斯鲍姆、哈维、安德森、后马克思主义等，现在都成为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对象。但是，这种研究仍然没有上升到从整个思想史、学术史的角度来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和定位，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和性质都没有涉及。同时，对于这些思想家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也缺乏准确的定位。这就要求学界强化这些方面的研究。另外，虽然研究的“面”开始拓展，但国内学者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和重视度上并不平衡，如拉克劳、墨菲、伊格尔顿受到的关注较高，并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而有一些学者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安德森、霍布斯鲍姆、霍尔、霍加特、伯明翰学派等，这一状况与其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实践意义不完全相称。像安德森、霍尔这种或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或对英国社会的现实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大理论家，我们的研究并不充分和深入。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相关的研究。

2.就近10年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一般还都是局限在自身的专业领域（如文化、历史、美学等），往往忽视了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取得了成就。如对威廉斯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大部分研究成果是关于他的文化和传播理论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思想涉及很少。对霍布斯鲍姆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史学领域，对汤普森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涉及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还是不够充分。这说明相关研究一般还都处于自发阶段，对思想家的学术身份定位和理论定位还不全面、不准确。这就要求我们对诸如安德森、霍布斯鲍姆、威廉斯、伊格尔顿等实际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位，使其突破狭隘的社会科学家的专业身份，突显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维度，使其从学术身份到理论阵营都得到科学的定位。这就要求国内马克思主义和相关学科的学者自觉地开展相关研究，使以往被忽视的相关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以推进学术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3.国内学者研究英美马克思主义，明显地是个案研究、人头研究多，总体研究、问题研究、理论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比较少。当然个案研究、人头研究是总体研究、思想史研究以及问题研究的一个必要的基础和准备。经过一个阶段的准备和积累，在继续拓展和深化个案研究、人头研究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开展“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研究，对其理论发展演化的历史逻辑和内在线索要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要开展相关理论和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唯物史观问题、文化唯物主义问题等，要通过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焦点问题的研究来深化相关认识。而对诸如后马克思等思潮已经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的领域，则要在原来基础上上升到总体的研究和把握，把相关认识进一步深化。

4.要通过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握其理论逻辑、理论实质、历史地位和实践意义的同时，有意识地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中国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因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都存在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才能使其生发出新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张亮教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本土的生发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以及马克思主义英国化作出了相应研究，并揭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英国化和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内在关系，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英国化的内涵和实质。并且在此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英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英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并在南京大学由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召开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和英国经验的比较研究”的国际会议。由此，我认为“本土化”问题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并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5.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样，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纯学术的层面，更不能把英国马克思主义当作康德、黑格尔一样来研究。同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纯学院的层面，必须要把相关研究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经验和借鉴。

[责任编辑 孔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