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的常识、经验与规则及其思想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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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敦煌文献考察了社会生活的经验与规则在唐宋时期对于敦煌大众的意义。对敦煌大众来说，社会生活的经验与规则既是常识，又是思想，更是一种秩序和制度，因此，知识不是思想的背景，而是与思想的统一。由此出发，通过对流行于敦煌地区的通俗读物的分析，并将其纳入思想史的视野，探讨在唐宋时期的社会生活中真正影响敦煌大众生活的知识与思想究竟是什么。
关键词：唐宋时期；敦煌；经验与规则；知识与思想
中图分类号：K8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4-0042-12
收稿日期：2005-12-26
作者简介：杨秀清（1963—），男，甘肃省皋兰县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隋唐史、敦煌学研究。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载：“（后唐）明宗入洛，遽谓近臣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重诲曰：‘近除翰林学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谙悉，是好宰相。’俄拜端明殿学士，端明之号，自道始也。未几，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册。’道知之，召赞谓曰：‘兔园册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也！’赞大愧焉。”
又，《新五代史》卷55《刘岳传》载：“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
上述材料经常被学者用来解释《兔园策府》在晚唐五代时期的流传情形。但从冯道认为“兔园册皆名儒所集”，到刘岳、任赞认为“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使我们看到由知识精英编纂的反映主流文化的知识读本如何成为大众知识与思想的过程。这使得我们在探讨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时，把关注的视野扩大到那些过去为传统思想史所排挤的资料领域。如敦煌文献《杂抄》（又名《珠玉抄》、《益智宝》）就被认为是“庶民常识的百科全书，它所包括的天地开辟以来的传说、日月星辰的知识、人民种族、四时八节的历数、山川形势、王朝更替、饮食器用的起源、忠臣孝子的轶事、阴德阳报的实话、社交心得、道德实践方法等”[1］［P225]。此外，另一类敦煌文献如P.2581《孔子备问书》也反映了与《杂抄》大致相同的内容。这两种文献所反映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大众生活中知识与思想的各个方面。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国思想史》一书中，以《艺文类聚》为例，探讨了其编排体例和分类所反映的古代思想世界的轮廓葛兆光先生认为，《艺文类聚》把当时所能够聚集的知识文本搜罗在各种类目之下，正好构成7世纪的一个庞大的知识文库，而这个文库的分类正好展示了那个时代人所能够想像到和把握到的知识与思想世界的秩序、范围和边界。见其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9～605页。，而上述《杂抄》一类的通俗读物在编排体例和分类上和《艺文类聚》异曲同工，足可反映唐宋时期一般大众的知识与思想系统。由此，笔者注意到，按照传统思想史中的描述来考察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我们发现，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大众信仰与行为取向的知识与思想，和我们过去思想史研究中的叙述与解释还有一定的距离，而敦煌文献及敦煌石窟的有关内容，系统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这是其他史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基于此，笔者认为，我们的研究对于认识唐宋时期整个社会中大众知识与思想有借鉴意义，这是笔者探讨此问题的初衷所在美国著名史学家本杰明·史华兹（Ben jamin I.Schwartz，1916—1999）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中指出：“我之所以使用‘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一词，而不是‘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或‘知性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乃是由于‘思想’（thought）这个词的语义边界是不确定的。它可以包含认知、推理、意向性、想像力、情感、惊叹、困惑以及不能够在计算机上轻易编程模拟的意识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此外，它还有一些模糊的涵义，既可以指思维过程（process of thinking），也可能指诸如观念（ideas）、心态（mentalities）、或内在态度（inner attitudes）之类固定化的思想‘产品’。”（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受此启发，笔者文中的“思想”，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罗宗涛先生撰《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2]，以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为资料来源，从14个方面罗列了变文所反映的唐、五代社会生活的内容，这使得我们能够从另一个层面上对唐、五代社会生活有一个了解。由于变文的通俗性及其受众的普及性，又使我们从中对唐五代大众生活的思想观念有了一个了解。同时，日本学者金岡照光先生在《敦煌的民众——他们的生活与思想》一书中，以敦煌变文和讲经文为主要依据，探讨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民众的社会生活和影响社会生活的知识与思想[3]。之后，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或多或少地提及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生活与思想。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结合敦煌文献，考察社会生活的经验与规则在唐、五代时期对于敦煌大众的意义。
敦煌文献《孔子项讬相问书》中，有几则孔子与项讬的对话，颇值得注意，兹引述如下：
夫子曰：“善哉！善哉！吾与汝共游天下，可得已否？”小儿答曰：“吾不游也。吾有严父，当须待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吾有长兄，当须顺之；吾有小弟，当须教之。所以不得随君去也。”夫子曰：“吾车中有双陆局，共汝博戏如何？”小儿曰：“吾不博戏也。天子好博，风雨无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博，忘读书诗；小儿好博，笞挞及之。此是无益之事，何用学之？”夫子语小儿曰：“汝知夫妇是亲，父母是亲？”小儿曰：“父母是亲。”夫子曰：“夫妇是亲。生同床枕，死同棺椁，恩爱极重，岂不亲乎？”小儿答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人之有母，如树有根；人之有妇，如车有轮。车破更造，必得其新；妇死更娶，必得贤家。一树死，百枝枯；一母死，众儿孤。将妇比母，岂不逆乎？”
《孔子项讬相问书》中的故事，学者已指出其来源的民间性[4］［5]。这里，相讬回答的问题，应来自社会生活的常识和日常生活的规则。项讬的回答使我们看到，相讬所代表的知识与思想系统，并非精英的知识与思想，而是一般大众的知识与思想系统。从这一系统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日常生活的规则和社会生活的经验在大众的日常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比如前引P.2721《杂抄》最后一节“辩金藏论法”中，就讲到“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再新，手足断而难续”，这和上述项讬的回答如出一辙，显而易见，这一思想不是来自制度和法律，而是来自社会生活的常识《左传》桓公十五年：“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壻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43页）可见“父子”高于“夫妇”的观念由来已久，到唐代已成常识。，比如“孝”的观念，比如“父子”高于“夫妇”的观念，正是这些常识作为社会生活的规则，影响着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