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神话的讲述

“我一直认为人的生活其实是两个魔术师斗法之后留下来的败局。一个是代表死亡的魔术师‘时间’，一个是代表生命的魔术师‘爱情’。虽然时间是最终的胜利者，爱情的抗争却给人类的失败带来了诗意。……爱情把人带到神话的境界。每个人都会因为爱情而变得与众不同。”a

爱情堪称是现代世俗生活的普适宗教。爱情不是现代的产物，但爱情是以这样的方式具备现代性的：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爱情成为精神获救的重要方式，更成为提倡平等、打破等级制度的重要推动力量。长久以来，人们把爱情限制于世俗乃至庸常生活的内部来理解，这无疑局限了对爱情之思想史价值的判断。爱情的思想史变迁，其价值绝不见输于制度的思想史变迁。以中国为例，清末民初的思想变迁，人们对爱情（自由恋爱）的态度，直接冲击了传统的婚姻制度，接下来改变的是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对此，文学的反应是迅速且极具洞见的，尤其是民国以来的小说，较多地书写了大家族及小家庭的危机，这后面，当然离不开爱情之现代意味的崛起。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变化相对明显，精神与思想的变迁则需要突破陈见方能有所察觉。以欧洲为例，在平等化的现代潮流中，爱情同样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并不亚于宗教与资本之力。宗教抹平了贫富的身份差距，贫者同样可以通过僧侣制度获得权力。资本一旦可以直接购买贵族的身份，血统原定的高贵性迟早都会被稀释。爱情比宗教与资本来得更潜移默化，爱情有足够的能量冲击旧有的通婚制度，它甚至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原罪。从精神层面来讲，爱情是能够说服宗教和世俗制度且能与之达成协议的重要力量。就基本事实而言（伦理争议是另一回事），同性恋在英美等国获得世俗制度的认可，其实都可以说明是现代化之后的爱情力量在起作用。所谓的人权，是可以直接放到立法层面的力量，但后面的精神力量，仍然来自爱情的道义，其力量，不仅在其能激发类似宗教信仰般的情感，也在其能揭示人生的普适性悲剧，拥有爱情是世俗与精神层面的大欢喜，但与时间相比，它又必然是悲剧。爱情的原罪，大致能从生育和欲望等层面去寻找。但这些所谓的原罪，到了现代，已经基本不再成其为原罪。爱情似乎已被现代文明塑造为能够优化生育的重要办法，生育不再是婚姻的首要目的，在欧洲一些国家，生育甚至有与婚姻剥离之势。即使是在婚姻制度内，爱情也似乎已被视为婚姻及生育的前提之一。到了现代，世俗中的爱情虽然也深受世俗道德及功利性诉求的约束，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爱情早已是冒犯婚姻道德律的重要力量，就像文学冒犯现代语法一样，文学里的爱情通常享有免受道德制裁的权利，正是这种冒犯之力以及思想特权，使人类的精神胸怀及境界向更高远处推进。

同时，爱情堪称是现代审美的重要精神之源，也是不需要借助传统宗教就能获得神圣感的重要力量，这恰好是“现代”的重要体现。现代文明成功地把爱情与天性联系在一起，“人的发现”因而找到了最强有力的非理性因素的支持。现代性不仅把爱情打造成受难者的形象，也把爱情打造成改变旧制度的革命者形象。平等也许只是精神上的幻觉，但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旧制度至少在形式与法律层面被瓦解了，在这一过程中，爱情及其叙述策略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爱情被“现代”神话为可以自救的力量，相应地，能与爱情相制衡的世俗精神力量，大概就是自我的实现欲与永恒的孤独感了，此为后话，不赘述。爱情的伦理变迁，可归于精神层面的思想史，这样的历史，同样需要考据。

爱情不仅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因此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爱情的现代性，恰好在其宗教意味或神性，“现代”把爱情的宗教意味或自我完善的神性释放出来了。“现代”失却了“古典”的节制美德，但感情用事的思维习惯却释放出爱情的神圣意味，有如宗教，爱情的神圣意味也在于奉献与牺牲。爱情的宗教及神圣意味，为现代神话的书写提供了神迹般的启示。领悟此种神迹且能书写出相应的现代神话的作家，不多，苏曼殊、沈从文、张爱玲、王小波、薛忆沩是能写出现代神话的作家。苏曼残的小说如《断鸿零雁记》等，缠绵气、自恋心、暮气太重，言辞间有不节制之气有不寿之相，但脱俗之审美教养帮他留住了诗意，他的现代神话，就建立在那一点点残留的脱俗之美上。沈从文的现代神话建立于爱与美之上，“评论者总是被沈从文的‘乡土性’所迷惑，但他最具理想的作品，是以‘城’命名的（《边城》），沈从文是要在走向现代的社会里经营一见钟情的中国式神话，他的世界，远远不止乡土性，因为有爱与情的神话在，他的‘城’得以建立在‘乡’之上，以单纯的城乡对立思维去理解沈从文，恐怕还是过于简单，沈从文的现代趣味，隐藏得非常深”（拙文《杨克诗论》，未刊），假如沈从文的《边城》更名为《边村》，个中的滑稽将可想而知。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及《色，戒》亦是讲述现代神话的杰作。《倾城之恋》剥离了世俗社会的所有物质，让爱成为天荒地老后仅存的诗意。《色，戒》让爱冒犯世俗社会的既定制度与秩序，作者把爱写成“大同书”，同时让爱成为殉道者。死亡成为爱情的最佳隐喻，无论是修辞还是能指，都十分惊世骇俗。即使是剥离了所有的物质，世俗生活仅剩下断垣残壁，那被过滤出来的爱，还是世俗生活净化后的结果。张爱玲笔下的爱情，远远不止于儿女情长，无论是通俗文学还是女性主义的视角，都是对张爱玲的矮化。王小波的《黄金时代》b也值得一提：王二与陈清扬之间若有若无的爱——从性里分离出来的稀薄之爱，为没有孤独自由的时代留存了孤独。人的尊严不仅仅来自对爱的信仰，更来自对孤独的领悟与践行。孤独是比爱情更终极的境界，孤独的拯救之力，在于它有可能让人对任何集体及人身依附关系有所警觉，爱不能让人摆脱集体主义、民粹主义、民主暴政的诱惑，但孤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做到，孤独也可以使人倒向人群，但孤独始终能保留一份“格格不入”，就像“伟大友谊”中的陈清扬，“她和任何人都格格不入”，无论是爱还欲，都无法从根本上更改她对“格格不入”的执着。从精神之思想史来看，“现代”正是人在孤独的驱使下追逐孤独的结果，尽管对自我独立的追逐最终可能只是一场幻觉，但孤独却一定会长于人的始终。王小波以爱的幻觉，扶持了孤独的力量与尊严，陈清扬是孤独的幸存者，也是爱与孤独之间的犹疑者，显然，孤独对陈清扬的诱惑更大，虽然在生死关头两巴掌拍出了爱——“那一回差一点死了”，是死亡而不是性启蒙了爱与罪，爱生发的地方，罪也发生了，性“活”在革命与日常生活中，但生死、爱、罪才能在精神世界里互相匹配，在性里寫荒原——“陈清扬说，在章风山她骑在我身上一上一下，极目四野，都是灰蒙蒙的水雾。忽然间觉得非常寂寞，非常孤独。虽然我的一部分在她身体里磨擦，她还是非常寂寞，非常孤独”，在爱里写原罪，这是《黄金时代》写得放肆又庄重的地方，也是显示王小波才华逼人的地方。爱与罪同时发生了，但爱的命运仍然是孤独，小说的最后，火车开走后，王二就再也没见过陈清扬，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在完成修辞的政治隐喻后，烟消云散，一闪而现的爱和永恒的孤独，是《黄金时代》里的神迹所在。假如小说只是沉醉于爱欲的政治修辞，其格局不可能太大。对于一个智者来讲，完善自我比政治修辞更具备诱惑力，正如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与安提丰论辩时所说的，“能够一无所求才是像神仙一样，所需求的愈少也就会愈接近于神仙，神性就是完善，愈接近于神性也就是愈接近于完善”c。《黄金时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了自我的完善，也因此，完成了对爱欲之政治修辞的超越。

所谓写出现代神话，绝不仅限于宗教般的忏悔与救赎。神话乃至文学的现代讲述，过多地依赖于宗教思维，处处强调忏悔与救赎的意味，这实在是文学的短视。宗教是忏悔式的、皈依式的、祷告式的，而文学则是可以爭辩的，虽然走到最后都可能是对罪的同情与宽恕，但文学也许少了审判这一关。人最后的精神出路并非是大一统的，文学比宗教更具同情之心。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不乏重写神话的动作，但能写出神话意味的，少之又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鲜有写作者能仔细去思考并探究神话之“现代”讲述的可能性：不完成伦理的现代转换，是无法完成神话的现代讲述的，缺乏现代性的认知，古典神话很难在现代讲述中复活。“现代”并不意味着完美，但它一定意味着变迁，“现代”是不可挡的大势。以此话题延伸，神话的现代讲述是文学一种，现代神话的发现也是文学一种。相比起来，现代神话的讲述，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越往后走的现代社会，从大势来看，是去神话色彩的。“现代”释放了爱情的神圣意味，这种神圣意味，填充了世俗生活的精神缺陷，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灵魂的安放问题。但这并不能改变越来越“现实”的大势，譬如科学，它一定怀有究尽爱情秘密的技术雄心，只不过，若真有那么一天的到来，人类作为有灵性的物种，恐怕也离终结不远了。在大悲剧的格局下，要写出人生的那一点喜色与欢喜，绝非容易之事。在去神秘化的现代，要写出神话之色彩，更是难上加难。“当代”之盛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绝非偶然，但这些主义，并不能代表全部的思想事实，甚至可以说，它们可能已经成为简化人类精神世界的思想成见。在看似不可逆转的大势下，回过头去思考神话的现代叙述及现代神话的书写，自有其价值在。现代神话的讲述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种讲述足以建构世俗生活中的神圣性，也能够看到现代社会中的“伟大”之处，尤其是世俗生活中的伟大之处——这一点，恰好是“现代”所具备但曾被“古代”所遮蔽的品质。欧洲文明的现代化，相对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的手法多元，但解决的核心思想资源仍然是来自“人的发现”。这个问题如果很好地得到了解决，“伟大”的现代过渡也就得以完成。这样的现代社会，因此具备识别世俗生活中伟大品质的能力。这种识别能力，恰好是召唤个体的人追求完善（神性）的最好助力。中国文明有不一样的地方，“伟大”这一品质在集体层面的现代过渡是非常成功的，但在个体层面，“伟大”这一品质的现代过渡是有遗憾的。极度重视世俗生活是中土文明的重要特点，如中医对天地万物（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各种有形无形之物）的天才识别能力，诸夏子民在吃方面的无所不用其极，都是可坐实的例证。极度看重世俗生活，并非必定缺乏敬畏之心，它同样可以孕育伟大品质与敬畏之心。这些传统，其实为个体之现代自我完善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现代”，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些传统的重要性，在革命等诸因素的作用下，世俗生活由被赋予原罪到逐渐庸俗化。这种大势，对识别世俗生活中的伟大与神圣品质，对书写现代神话，都是有障碍的。相应地，必然就会出现矮化及虚化世俗生活的文学趣味。细究起来，反而是那些不在文学思潮归纳范围内的写作者，能够发现被大势遮蔽的灵魂之事、思想之实。

王小波与薛忆沩于1991年同时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也许冥冥之中有天意在。在书写现代神话这一点上，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有能力看到荒原并能从荒原中发现一点点神迹，这神迹的发生，又与前文所说的爱情之宗教意味有关——只是以宗教隐喻，并非以宗教为至上，所谓宗教意味，是一种修辞的手法，喻指人性中最有可能接近神性的那一部分，这也是本文为什么以“神话”入题而不是以宗教入题的重要原因。以爱情入笔，写出破败人生的残存诗意，这是薛忆沩的神话之境。薛忆沩对神迹的处理，一向非常谨慎。无论是谦卑、忏悔还是救赎，凡是与神性接近之事，薛忆沩都隐藏得至深，有时候甚至是以虚无自弃的方式掩盖之，譬如修改后的长篇小说《遗弃》，就是典型的例证。《遗弃》中的我，一步步剥离世俗身份，如单位人、儿子、兄长、情人等身份先后被遗弃，最后把世俗中的“我”变成了精神上的“无”，而这个“无”恰好是最可能接近自我完善（神性）的存在，但薛忆沩把这个自我完善藏得很深，他更大的兴趣在于骄傲地说出时代的预言，以完成智慧意义上的自我加冕。《通往天堂的那最后一段路程》d里的“天堂”二字有一定的迷惑性，它未必是上帝的那个天堂，也许它只是一种有关灵魂的意指，灵魂与天堂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必然关联，但殊不知，在人间地狱里，灵魂也能找到安放的幻觉，天堂是镜象，它并不意味着灵魂的必然归宿，天堂有可能在灵魂的最黑暗处、在激情的巅峰，也可能在乌托邦的尽头，这个信仰不是在皈依中实现的，而是在人神的冲突中实现的。短篇小说《上帝选中的摄影师》e借用上帝之名书写“荒诞的神话”，“上帝”在这里，更多的是历史与叙事层面的隐喻，上帝让叙事者变得全知全能，但这个未必真的是神迹所在。虽然薛忆沩的每一部作品，都可能存有接近自我完善（神性）的求索，但有意写出神话之境的小说，并不多。迄今为止，其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f看上去可能是最靠近神性且深具神话意味的小说。把薛忆沩的长篇小说《空巢》g与《希拉里，密和，我》对照起来读，更是饶有趣味。两者的连接点是废墟与荒原：前者写的是理想主义崩坍之后的废墟，后者写的是废墟上有可能生长出来的奇迹；前者是中国的，后者是全球的。薛忆沩的小说，常有数学的精准与哲学的美妙，互文性非常强。多年前的小说里滴的眼泪，能在多年后的小说里落到实处，多年前小说中响起的枪声，能在多年后的小说里散发硝烟。对时空中的物质微粒及超越时空的精神气象，识别精准。薛忆沩心思之细密、洞察力之深刻，常令人叹为观止。

《空巢》透过两个充满骗局的世界构想了两种得救的幻觉，而这两种得救的幻觉，都是从“相信”的感觉中得出来的。相信母亲，相信革命伦理层面的母亲和血缘伦理层面的母亲，两个母亲共用一个肉身，至小说终结，“我”都没有摆脱母亲对自己的精神诱惑，假如将这个精神诱惑略微形而上一点，就可称之为政治及伦理的乌托邦。正是“相信”这种类似宗教信仰般的情感，让人间变成了一片废墟。血缘伦理层面的母亲，看似拯救了革命理想幻灭后的人间，看似通过“大便失禁”的方式得到了身心的解放，但这种“解放”最后还是迎来了母亲的召唤h，血缘伦理层面的母亲，象征更大的幻灭。小说的最后，母亲的魂灵出现在路边的小树丛中，“‘我知道你不会骗我。’我说。‘当然不会。’我母亲说。‘只有你。’我说，‘只有你不会。’‘永远都不会。’我母亲说。我的眼泪继续像刚才的虚汗一样涌冒出来。‘我想跟你走。’我说，‘我想离开这个充满骗局的世界。’我母亲对我招了招手。‘你过来，孩子。’她说，‘我带你走。’”i母亲的承诺让“我”再一次走向了“相信” ——后面也许是更大的骗局，欺骗与相信必是有无之相生。假如小说只是纠缠于历史与现实的荒谬，那格局就会小。薛忆沩的作品，皆有洞察历史与现实之本领，对中国现代史及当代现实的观察力尤其强大，但与人相比，历史也好、现实也好，都有其小的地方，文学毕竟不是政治也不是宗教，文学终归要悲天悯人的。很难说薛忆沩的作品都有悲天悯人之意味，相比起悲天悯人来讲，可能薛忆沩更迷恋智慧与自我完善（智慧常与同情相冲突，有的文学以智慧为上但残酷异常，有的文学以同情至上而智慧不足，实难两全），但至少《空巢》多少带有“悯人”之意味。其“悯人”之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对历史与现实所预设的世俗道德伦观有所警惕。这种直觉的智慧，使《空巢》不在大解放那里戛然而止，而是延伸到母亲对“我”的召唤，让解放的神话终结于幻觉之中。“我”因而从对革命伦理的相信转入对血缘伦理的相信，由一种不容置疑的骗局迈向另一种更不容置疑的骗局。在“相信”之神话转换里，“衰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是应该能够减少羞辱对人的伤害的。当然，‘衰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它包含我们多少能控制的心理状况的嬗变，也包含我们无法抵制的生理机能的退化。……‘救救老人’与‘救救孩子’其实是同样的诉求，因为它们都是对欺骗的抗议。当然，‘救救老人’应该更加绝望，因为它要克服整整一生的重压，要克服人生全部的荒谬”j。“衰老”不仅寓意着历史的空、现实的空，还寓意着人本身的空。钱财被骗、子女离散，这些还算不上是彻底的空巢，衰老才意味着更彻底的空巢。《空巢》可能是目前为止薛忆沩写得最具幻灭感的小说。

荒原与废墟建立于“相信”之上，这何尝不是现代神话的一种。推而论之，荒原与废墟，可能正是神话发生的地方。各大文明起源的叙事传统里，但凡神话传说的讲述，皆无法绕开荒原之意象。到了现代，荒原与废墟可能不再承担古典式的意象了，它反而成为失去神灵眷顾的象征和寓言。现代的荒原与废墟上能否生长出神话以及可能长出什么样的神话，于文学而言，肯定是思想难题。如果回到色诺芬笔下之苏格拉底关于神性与自我完善的话题来讲，不妨可以这样来理解文学所面对的这一思想难题：尽管个体有别，每个人感受孤独的天分不一，但从普遍意义上来看，“现代”为“人”提供了与孤独相伴的思想契机；孤独是人的终极命运，并不是古代人就不孤独，而是说，世俗化的现代人更接近孤独这种终极命运；但同时，孤独反而为“人”提供了自我完善（接近神性）的重要契机。原来属于神性的伟大——专属神及神之子的伟大，也可能在人之子身上得到实现。恰好是革命，为这种神话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可能性。于中国而言，没有革命，就没有现代式的“相信”，也就没有《空巢》中“我”一生清白之幻相。革命助力荒原与废墟之现代养成，是历史与现实的荒谬所在。荒原与废墟，神迹与神话，都是母题式的文化隐喻，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这些文化隐喻一直都在。薛忆沩的《空巢》和《希拉里，密和，我》正好对应了荒原、废墟和神迹这些文化隐喻：如果说《空巢》书写了人类对抗时间之下的败局，那么，《希拉里，密和，我》就以书写爱情的方式，见证并接近了现代神话。

对结构的执念以及强大的洞察力，使《希拉里，密和，我》“继承”了《空巢》的荒原，并将荒原具象化为实实在在的废墟。抽象对应具象，荒原对应废墟（圆明园），通过虚实相间之手法，《希拉里，密和，我》见证了“全球化”的大时代，也“见证了最古老的喜悦和悲伤”（题记）。“全球化”的大时代，让孤独更加清晰可见，孤独有如净化器，它澄清了“最古代的喜悦和悲伤”。孤独成为连接荒原与神话的重要精神力量，孤独成为寻找神话的原动力。《希拉里，密和，我》里面仍然有强烈的“遗弃”情结，“遗弃”世界但又不甘心“遗弃”自我，自我终将通过孤独寻求自我完善或自我救赎之道。薛忆沩的作品里，无论人物及结构怎么变形，他始终对孤独与自我有所表现，《希拉里，密和，我》更是有相当强烈的自我投射感。小说中的希拉里、密和、我都身处荒原，他们是受难者，也称得上是幸存者。孤独是受难的方式，也是得救或重生的通道。在历经一连串死亡之后，“我”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妻子的死亡对她和我都应该是一种解脱。与这死亡相比，我在三个月后经历的另一次死亡至少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折磨。那是我与我女儿关系的死亡”k，接下来，“我”卖掉经营十三年的便利店，又卖掉居住十年的房子，这些，都是被“我”视为死亡的事件。其中妻子主要象征生存性及功利性诉求，这些诉求加深了“我”的孤独感与厌倦感，妻子的死亡意味着解脱。虚实之间，“我”重回皇家山溜冰，新的生活要靠旧的记忆拯救。在旧的记忆里，“我”发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彻底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丈夫、父亲、业主，“甚至不再是一个男人”，这种自我的逃离，遥相呼应了其长篇小说《遗弃》。逃离后的“我”是谁？有可能是女儿（儿子）、韩国学生、希拉里、密和、父亲、母亲、妻子等。“我”借助回忆把每个人的生活重新过了一遍，回忆这种精神生活使我看到了全局。变形后的“我”成就自我的必经之路，无一例外都是孤独与绝望。希拉里是“健康的病人”，她经历过父亲死亡以及自己的“三次死亡”，其中，爱的背叛与死亡更使她成了孤独的信徒，她自喻为孤独的啄木鸟，她的全部生命意义最后落在对莎士比亚的阅读与解读上。密和是“神秘与单纯的结合体”，她也是“全球化”的化身，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自己出生在巴黎，讲一口纯正的法语，家人因爱而离合。这个形象是希望与绝望的共同体，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恐怕只有爱才能突破语言及民族国家的屏障，相信爱，就能置身于现代神话之中，但正是这种相信爱，使得密和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孤儿，或者说，“全球化”让人之子进一步变成了孤儿。密和以残缺之身写出爱的“现代性”，这是由孤独启蒙的献身精神。献身既是现代意义上的人靠近神性的重要办法，也是现代人逃离柏拉图“洞穴”咒语并摆脱自我囚禁命运的理想办法。希拉里在孤独中所发现的是爱的绝望，密和在孤独中所发现以及执着书写的是爱情的神话。两者以孤独为连接点，暗示圆明园遗址与“全球化”之间的神秘联系，同时找到了荒原与神话的精神联系。薛忆沩对世俗生活本身的兴趣不大，他常常为世俗生活做减法，并力图穷尽世俗生活中的哲学意味，这是薛忆沩获取把握全局能力的重要办法。讲究故事的纯度与讲究精神的纯度同为欧洲叙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在口述传统中尤其明显，后者在案头傳统中更为明显。深受外国文学及哲学影响的薛忆沩，其写作趣味偏向于后者，他在精神上的获取常常是以对世俗身份的离弃为代价的。正如小说中的王道士所言，“一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让那些抽象的问题把你带到思想的制高点；一是死亡的方式，也就是让关于虚无和荒谬的体验将你推到生命的最低处。只有站在这两个极点上，人才能够看到生活的全景”m，这近似预言式的武断表达，构成了薛忆沩的叙事特色，他所偏爱的，仍然是全知全觉式的极其讲究工整对仗的古典叙事趣味。小说中的“我”，在死亡的极点上，凭借记忆与想象，在哲学的极点上寻找并虚构有孤独也有爱情的神话般的生活。假如从性别主义的框架里去看这个小说，会有生理上的不安：男子的平庸、傲慢和自以为是，令人生厌；一男数女，婚内的女子令爱情死亡，婚外的女人让爱情重生等等，故事俗套。但对于擅长为世俗生活做减法的薛忆沩来讲，这样的理解未必过于简单。由死亡及哲学的极点来看，也许薛忆沩由始至终都是在写自己的命运与使命，所有虚构出来的人物，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性别只是一个符号，希拉里是他，密和是他，护士长也是他，父亲母亲都是他，《希拉里，密和，我》只不过是他其中“一个影子的告别”。每告别一个影子，自我囚禁的状态就更清晰。回到面目全非的故乡，找到世俗可依的伴侣，这都是在死亡与哲学视角下对生活重新审视后的结果，很难说里面有没有忏悔之意，但至少“我”自以为看到了全景，看到了单调重复的婚姻及移民生活中自含的精神力量。死亡发生之前，“我”只感受到了厌倦与绝望，经历死亡之后，“我”看到了哲学的极点，看到了背叛爱情的价值，也看到了忠于爱情的神话。薛忆沩是乔伊斯的忠实信徒，当他跟世界发生关系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跟自我发生关系。说到底，《希拉里，密和，我》写出了现代社会自我完善的神话与幻觉，而这神话，恰好是在一个俗套的故事框架里实现的，但谁又能说这个俗套的故事框架不是世俗生活的某种投射呢？同时，俗套的故事框架本身何尝不是埋骨的废墟一种呢？薛忆沩的小说，迷恋古典式的结构，但他并不迷恋古典式的意象，他甚至无意去讲述与古代有关的人事，其文学思想的核心趣味是“现代”，也许正是对“现代”的执着，他才能写出现代神话。《希拉里，密和，我》既是废墟与神迹的对仗，也是孤独与爱情的对仗，前者无意中对应了古代的意象，后者点中了现代的命运。

在书写现代神话时，薛忆沩与王小波最有可比性。王小波以幽默之心杀敌拔城，场面惨烈，但志气不灭，他的精神去处是现代意味上的人。薛忆沩以虔诚之心朝拜“耶路撒冷”，但又不太为悲天悯人所诱，他誓要“回到”荒无人迹的故乡，他看重的是自我。他们不约而同地讲述了有关孤独与爱情的现代神话。孤独与爱情之力，虽然无法与宗教之力同日而语，但事实上，在世俗生活中，它们是更普世更自在的精神力量。按原罪、赎罪、审判、宽恕、得救等思维模式去解读现代神话，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孤独的关照下，个体的爱情也许终将烟消云散，但爱情自有其生生不息层出不穷的生长力量。具体到经验史及思想史，孤独与爱情，既推动了现代性的生成，也完成了自身的现代性，它们是互相制衡又互相扶持的精神力量。古代神話是属于神及神之子的，现代神话是属于人之子的。现代神话的讲述，见证了有别于传统宗教力量的精神气象。

【注释】

a 薛忆沩：《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b本文所引《黄金时代》，均出自《王小波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c[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6页。

d薛忆沩：《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书城》2004年第5期。

e薛忆沩：《上帝选中的摄影师》，《首战告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f薛忆沩：《希拉里，密和，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原载《作家》2016年第5期。

gi薛忆沩：《空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h薛忆沩：“我一直预想的结尾是‘大便失禁’的场面，而我一直又觉得那不够利索不够有力。没有想到，写到那里，母亲的鬼魂再一次出现，她不仅准备带走自己不想在这个‘充满骗局的世界’上活下去的女儿，也给小说带来了一个强有力的结尾”（《〈空巢〉：八十年代历史的‘心传’》），见薛忆沩：《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j薛忆沩：《〈空巢〉：八十年代历史的“心传”》，《薛忆伪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253页。

kl薛忆沩：《希拉里，密和，我》，《作家》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