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的学术创新
时间：2021-05-05 07:55: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领域，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主要有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中引入生态学的概念，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文化史进行研究，可以说是视角独到，另辟蹊径。
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生态”主要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基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人类与文化生态是双向同构的关系，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因而要研究人类文化，就必须要对人类的生态环境进行研究。人类各民族的生态环境是自然场（指人的生存发展所依托的自然界）和社会场（指人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结成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整合，可以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三个层次进行剖析。由于“文化生态环境”是自然场和社会场有机组合而成，所以要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及其发展历程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对其进行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同时，由于种族、环境和时代的不同，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特征，因此文化生态分为地理环境、所从事的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这三个层次。
一
在开篇中作者对文化作了界定，认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导论P12）引入文化生态学这一概念后，在通过文化生态学进行文化史研究的过程中，作者把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四个层次。根据以上界定和分层，《中华文化史》的上编中华文化生态集中对物态文化层和制度文化层进行了研究，下编中华文化历程则对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进行了考查。就这样作者把对文化生态的研究和对文化自身的研究有机结合，实现了学术上的突破和创新。
《中华文化史》的上编集中体现了全书的学术创新，主要是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下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文化“外结构”的考查，着重考查文化的外化过程。在上编中华文化生态中，结合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概念，作者认为中华文化生态环境是一种区别于开放性的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是一种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之以周边的游牧经济；是一种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军事独裁制，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封建领主制以及印度种姓制均相出入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2）（P13）。在界定了中华文化的生态环境之后，作者在上编中对地理环境、所从事的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这三个层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二章介绍了文化生态中地理环境这个层次，表明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型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文化的发生和传播的影响。通过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作者创新性的回答了地理与文化关系的问题，即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文化较完整的保留民族传统能够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同时也导致中国人形成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第三章对中华民族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分析中，体现出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对中华农业文明的形成产生的影响。第四章则对中华文化依托的社会结构进行介绍，并对中华文化的社会组织形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整个上编中，作者重视考查地理、经济、社会会结构这些文化生态因素的综合功能，处处体现出中华文化与特殊的中华生态环境之间保持的动态的渗透的关系。
下编中华文化历程则是在文化生态学视角下对文化自身结构即文化“内结构”进行考察，时间自上古时代到近代共计十二章，对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进行了详细介绍，着重研究文化的内化过程。
二
把文化态学引入到对文化史的研究是《中华文化史》在学术上的一大创新和特色。在对文化史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创造性的通过对文化生态的考查，阐释了中华文化产生的特殊背景，从而更好地解释中华文化发生发展的特殊性。尽管文化生态学是《中华文化史》的学术创新，但全书在行文过程中并没有简单的局限于对文化生态的考察，而是内外兼顾，既注重文化生态这一文化产生的大背景，又注重文化自身这一核心因素。把对中华文化生态研究和对中华文化自身研究相结合，把文化的“内结构”和“外结构”相统一，这样一来就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突破了传统文化史研究中只对文化自身进行考察而忽视对文化产生的特殊背景进行考察的局限。同时，作者吸收不同学说的特点，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运用比较史学研究方法将古今中外进行广泛的对照，同时又从文化史学的角度对文化大系展开论述，以唯物史观对中华精神进行评估。
由于文化一词概念的多样性，文化史的写作十分不易。在这里根据欧洲学者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当中对于文化和文明的区分，第一，我们把“文化”看成是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把“文明”看成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第二，我们把“文化”看成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把“文明”看成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等词语相连。第三，在某种意义上，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不变的，它表现出来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终在运动的、前进的，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而“文明”与未来有关，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3）。冯天瑜的《中华文化史》中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都有不同程度的阐释。然而作为一部文化通史的著作，本书也略有缺憾，集中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对文化自身的考察及文化“内结构”的考察中，作者在资料选取上更多地还是运用了精英文化的史料，对涉及普通大众的文化的资料选用较少。一般来说在社会中精英的上层的文化可能更接近于埃利亚斯所说的动态的向前看的“文明”，而大众的普世的文化则更接近于静态的向后看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中对社会基层文化内容着墨较少可能导致在对文化的阐述上有失全面。第二，在对中华文化历程的介绍中，时间空间跨度很广，内容也包罗万象取材广博，但是不同部分的内容似乎更像是一种专题式的介绍，整体的线索不够明确。例如，下编中对不同时期文化的研究，虽然对巫祝文化、儒家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都进行了专门的细致的阐释，但是文化整体发展的脉络并不清晰。瑕不掩瑜，《中华文化史》一书中采用了文化生态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解读和阐释中华文化发生、发展演变的历程，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学习和研究思想文化史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三
在《中华文化史》一书当中，作者不是单独从哲学、艺术、文学、思想等方面对思想文化史进行研究，而是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整体引进到思想文化文化史当中，把对思想文化的考察同思想文化产生的自然和人文背景相结合，这样就把思想文化史看做一个综合的过程，而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人类思想文化演变的的结果。这一理论创新有助于扩大思想文化史的视野，有助于更深层次的把握千百年来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变”与“不变”。同时把文化生态学引入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拓展了思想文化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生态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内容被引入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形成文化生态学，这一理论的应用打破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证明自然科学的理论可以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机结合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因而冯天瑜《中华文化史》运用文化生态学进行的学术创新在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确实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
[2]秦力：宏大·圓通·洒脱—读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湖北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3]潘伯祥：《中华文化史》读后感，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4]王武子：文化史学的理论透视—读《中华文化史》，江汉论坛，1992年第8期.
[5]田雨：喜读《中华文化史》，中华文化评论，1991年第6期。
注释：
（1）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导论第12页。
（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第13页。
（3）（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