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来国内“实事求是”研究:回顾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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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学界主要是哲学界近15年对“实事求是”命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既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也留下了有待深入研究的空间。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实事求是”命题的含义过多或过“杂”，对其认识论与价值论两个侧面的研究过于“抽象”；对“实事求是”所指之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存在着某种疏离之处；将“实事求是’’机制方面的研究同我国宪法、党章等法规条文的研究结合起来还相对不足；“实事求是”同西方哲学的“比较”尚有待深入等。深入这些问题的研究将预示着本论域的新趋向。
关键词：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现状；展望
中圖分类号：B27；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189—04
近15年来，国内学者依托所在学科基础理论的最新成果把“实事求是”的研究推向了罕见高度，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本文拟就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现状作一梳理，并针对这一领域特别是党的思想路线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一、回顾
第一，关于“实事求是”的多重含义。
首先，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或党的思想路线发展史角度研究实事求是的含义。有的认为，“实事求是”在不同的哲学视野中有不同的意蕴，在直观唯物主义视野中，“实事求是”对实事与人、认识与实践、规律与目的的关系仅仅作了直观的、二元分立式的回答，表面上强调客观性、力戒主观性，但由于所强调的客观外在于人，人反而对它一无所知而难逃主观主义泥潭；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实事求是”则是主体的自觉能动活动，对诸如实事与人、认识与实践、规律与目的的关系问题作了统一的理解，既看到客观性一面，又看到主体性一面，被赋予了新内容。有的则从党的思想路线范畴研究了“实事求是”的历时性内容，认为从“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重新确立、丰富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看，“实事求是”实际上相继包含了三个命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成功地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必须在不断实践检验中确立、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其次，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角度研究“实事求是”的含义。有学者认为，“实事求是”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系统：一是日常语义层次，如生活中要“尊重事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二是学风层次，最初是指一种务求“真是”的学风，基本含义是以实证材料或科学实验为根据，以归纳为基本方法，以演绎为辅助手段，力求得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三是哲学层次，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种哲学层次上的实事求是从政治角度看就是“党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或思想路线。有学者还具体考证了“实事求是”的出典，认为“实事求是”始出班固《汉书》的《河问献王传》，之后仅《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4千种书中就出现过65次，“实事求是”经毛泽东、邓小平新解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概括。还有学者对“实事求是”的“来龙去脉”作了追溯：“实事求是”乃是先秦儒家中庸观念的贯彻，而中庸之道的历史源头是“弓矢文化”，其积极意义是从物象之实出发展开中华民族的思想，其消极意义就在于这种象征文化又引导我们不是走向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就是走向实用主义。其近代形态是“实学文化”。伴随着近代“开眼看世界”之风的兴起，“实事求是”思想被注入了向西方学习的元素。
一些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对“实事求是”的当代意义作了探析。有学者认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它蕴含了认识的客观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前者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后者要求以实践为基础，因而同“实践标准”统一起来。同时，实事求是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结晶具有价值性即“求善”的特点，且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这种当代意义的“实事求是”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如“超越日常意识”、强调事实对各种理论的优先地位、所求之“是”既真且善，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是科学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以此为基础，一些学者进一步探析了邓小平与毛泽东“实事求是”观的得失。有的认为，邓小平的实事求是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以主体的能动性活动构建了主一客体统一的关系。实事求是最终是“为人的”，主体在“实事”基础上所“求”之“是”是为了让“是”成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即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服务。因此，实事求是中的主客体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系。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论重心放在人们实践的实际功效一面，具有丰富的价值内蕴。有的还分析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理论中这么一个现象：古语“实事”、“求是”是两个动宾结构重叠，原意是强调探究事实的真相，毛泽东却把第一个动宾结构“实事”改成了形容词名词结构。这个语式既可以理解为要原察事实、研究规律，又可以理解为从存在的事物中研究规律。差别是后者带有注重研究规律，多少忽视原察事物本相的倾向。这或许是毛泽东自20世纪50、60年代始没有坚持好实事求是的部分原因。
第二，关于作为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有学者从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发展的角度研究了“实事求是”所指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侧重点或具体形式。他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观点同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是“实事求是”的两大理论支点、本质所在。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时代毕竟只是被当作一种观点、原则、方法和学风，从未把它提到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度，甚至也未达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邓小平才是把实事求是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第一人。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是把矛盾观点看作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所代表的三个阶段，毛泽东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路线，并使之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邓小平对于实事求是理念本身作出了重大的推进，如提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突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立足于自身的特色；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两大原则全面地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体化和现代化。还有学者认为探索实事求是观自身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
另一些学者则从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发展的死度研究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的“连续性”或一致性。他们认为实事求是原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都是“实事求是”，要旨都在创新即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只是他们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探索
各有侧重：毛泽东主张“有的放矢”，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江泽民注重“与时俱进”，胡锦涛则突出“求真务实”，都体现着思想路线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学者们一致肯定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关系，认为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离开过实事求是语境来谈论解放思想，提出“求真务实”与“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还有学者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这些成果细化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研究。
第三，关于“实事求是”实践“难”。
20世纪50年代末，张闻天就指出了“实事求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问题，并提出要造成“实事求是”的空气、环境。邓小平在20世纪70、80年代之际进一步破解了这个问题，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学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探索，一些学者提出要增强实事求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有组织路线的保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不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实事求是或解放思想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造成一种鼓励说真话、说实活的环境和风气，要确立社会监控、评价和纠错机制以降低社会犯错成本。有的主张在我们制度、规则、体系、程序当中切实贯彻实践标准，注意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及其实践机制，要从内在机制上使经常性、普遍化、常规化和常态化的“解放思想”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不竭的动力源泉，其中要高度关注形成“解放思想”的文化创新机制。
第四，关于“实事求是”与西方哲学的比较。
关于实事求是与现象学。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贺麟先生就明确指出：现象学“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由用求体’的方法。‘用’指现象，‘体’指本质。中国哲学著作中有所谓‘格物穷理’，‘物’是现象，‘理’是本质，‘格物穷理’就有由现象穷究本质的现象学的素朴意义。同样，‘实事求是’也是这个道理，‘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即现象，‘是’就是客观事物内部联系及規律性，即本质，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现象出发，进而达到事物的本质。”我国学者自新世纪来甚至明确提出“现象学方法就是实事求是”，认为“现象学还原”把一切具有预设前提或假定的论断还原为对事物本身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方式，与“实事求是”的原则存在互补的可能性。但现象学的“朝向事物本身”与“实事求是”表面上相似而存在实质上的区别。以往对“实事求是”的解说仅仅限于认识论层面而缺乏存在论，“实事求是”作为对实践范畴的中国式表述也是人自身的存在论事实。
学者们对“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之间的“瓜葛”也作了多方面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剖析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为实用主义所说的经验、“实在”和马克思主义讲的“实事”、客观实际分属于意识和物质两个不同的领域，实用主义方法论的特点是折中、调和、不讲原则，没有严格的标准，这与“实事求是”态度无共同之处；有的侧重于分析了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异中之“同”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与实用主义的实用原则之“同”。
有的进而把实事求是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相比较，认为实事求是里的“求是、求真”是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最核心的本质，“求是”二字最接近古希腊哲学家的“爱智”。但西方哲学有“为知识而知识”的重知传统，中国哲学则求那种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知识，具有重行的传统。中共领导人则把中国哲学中的“实事求是”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提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
二、展望
其一，在规整“实事求是”多重含义的基础上突出其当代涵义。
“实事求是”的当代含义是什么?这种当代含义与其现代含义、近代含义、原初含义之间的差异何在?现有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同时，由于“实事求是”在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里属于“党的思想路线”范畴或“党的思想路线”的“符号”，这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同样，现有的研究把实事求是的当代内涵归结为科学性与价值性＼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求是与求善的统一，是深刻而系统的。只是这些结论驻足于一般的哲学理论推导或演绎，比如说，实事求是的“求是”之“形而上”境界、“求善”之价值境界究竟如何?由于没有结合党的思想路线的历史发展及其与其他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予以实证分析，显得过于“抽象”。同时，这些研究对实事求是中的“实践性”与“价值性”之间的界定还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性”本身就蕴含着“价值性”，“价值性”归根结底要通过“实践”得以“显现”，否则就落入“抽象”。因此，今后在“实事求是”研究方面不仅要继续其“科学性与价值性”或“求是与求善”的关系问题研究，而且要着力厘清“实事求是”中的“实践性”与“价值性”之间的关系。
其二，系统阐明“实事求是”所指之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
由于学界没有“自觉”将“实事求是”所指之阶段性(历史侧重点)与连续性(抽象形式)二者联系起来作出系统研究，并且仅限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性”方面或方法论侧面而未涉及其“价值性”方面，现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丰富发展“思想路线”的独到贡献、对实事求是当代所指的把握还未真正入“味”，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究竟在哪些环节、哪些侧面凸现或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有点让人“眼花缭乱”，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思想路线上的“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与党的建设侧重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先进性建设之间的关系甚至于显得“若明若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于解决了四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依托实事求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加深研究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丰富发展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范畴“实事求是”的独到贡献，对“实事求是”所指之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作出系统的阐明，将成为本论域的一大“亮点”。
其三，将“实事求是”实践“难”的问题转向哲学的“公共性”或标准化问题研究。
实事求是“机制”方面的研究是近十五年国内“实事求是”研究的一大关注点。只是现有的研究同我国宪法、党章等法规条文的研究具体地结合起来还相对不足，真正为解决实践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难”提供操作性强的法理支撑还不够。其实，“实事求是”中的“求是”具有“形而上”性或崇高性，“实事求是”已成为中国当代主流哲学的核心范畴、党的思想路线“符号”。“实事求是”命题在哲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这些“礼遇”都要求我们把这方面的研究转向“公共性”或标准化问题研究，否则，就难免会使“实事求是”研究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驻足于“烦琐哲学”或“解释世界”档次，回落于传统哲学的窠臼。
其四，拓宽视野，使“实事求是”同西方哲学的“比较”走向全面、深入。
学界关于“实事求是”那些“比较”的确大大拓宽了实事求是的研究视野或参照系，只是现有的比较在面上还相对窄，在深度上也有欠缺。如与实用主义的比较，涉及的主要是威廉·詹姆斯以来的衍生性的实用主义思想观点，而对古典实用主义始创者皮尔士关于实用主义的原创性观点就关注得非常少。由于受意识形态方面或历史上“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某种“牵挂”，对实用主义哲学凸显真理之价值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这一学术价值也很少予以关注。又如把中国传统哲学归之为“重行”(而把西方哲学归之为“重知”)，显然与中国哲学中“求是”或“即物穷理”之“形而上”境界不尽相符。对这些予以深入拓展，必将使这类“比较”大大有力地推进我们的“实事求是”研究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责任编辑：陈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