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计信息供需博弈看我国盈余管理
时间：2021-11-09 15:33: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作者：浙江工商大学 张洁音
内容摘要：本文从盈余管理的内涵出发，支持了盈余管理主要起到信息披露的观点，从而提出了盈余管理是会计信息供需双方基于信息供求的一种博弈。进而又分析了在我国大股东控制条件下，上市公司的三方博弈，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会计信息供给 会计信息需求 博弈 盈余管理
关于盈余管理的涵义，不同的学者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体现。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收益观”，也是对盈余管理最狭义的一种解释。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rine Schipper)立足于会计数字是一种有用的经济信息这一基础，指出盈余管理是企业经理人为了获取私人利益，在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有意地对财务报告进行的控制。这其实是一种“披露管理”的概念。这一概念涉及的盈余管理范围比前者的有所扩大，是“信息观”的集中体现。
笔者比较倾向于雪珀的观点，即“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在信息观下，会计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会计信息含量或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这一统计特性，会计报告应给投资者、借贷者和其它使用者提供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投资决策和形成关系契约，它更关注会计报告的披露。“信息观”还体现了盈余管理的博弈思想。盈余管理的信息观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代理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作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计。在信息观下，人们并不需要作为真实价值的盈利概念，与真实收益基准有关的计量偏差问题也不复存在。数据的真实价值在经济收益观下至关重要，但在信息观下则不再是第一位的属性了。
在这一观念下，虽然盈余管理具有谋取私人利益的目的，但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还具有了信息传递的作用，尤其是外部信息需求者的信息需求。从有效市场角度考虑，在现实的信息不对称环境下，资本市场至多是半强式有效，即至多反映所有公众信息，没有内部信息的投资者就不能获得超额回报。于是，企业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将传递出企业的内部信息，从而使会计信息披露得更加充分，市场更加有效。盈余管理具有二元性，机会主义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会破坏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机制，而组织目标型盈余管理则因为动机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从而提高会计盈余反映公司价值的准确性，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相一致。企业管理层通过一定范围内的盈余管理，可以向其他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稳定经营的信息，从而维护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利益。而当盈余管理超过一定度时，虚假会计报告的披露却只会影响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损害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
会计信息供需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公司治理是基于委托——代理条件下，协调维护企业各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制度安排。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决定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作用的发挥，会计信息能否发挥正确评价和向资本市场传递有用信息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在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因此能够直接获取会计信息，并将其传递给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只有企业管理当局。股东不能直接观察到经理的努力程度，但可以观察到回报，而经理层的薪酬往往与净收益挂钩，企业管理层为获得更大的报酬，必然会将最大化的净收益信息传递给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社会公众，也即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基于契约有效的信息需求。
相比之下，信息需求者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他们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赖于周围的经济环境尤其是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按照公司治理机制的内外划分，可将企业有信息需求的利益相关者归纳为两类：内部利益相关的需求者和外部利益相关需求者。从内部治理机制来看，内部利益相关的信息需求者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从外部治理机制来看，外部利益相关的信息需求者主要包括来自资本市场的需求者（股东、债权人）、来自产品市场的需求者、来自经理市场的需求者、来自政府机构的需求以及来自其他外部力量的需求（例如监督机构等）。
公司治理的框架决定了盈余管理的动机、行为方式和经济后果，导致会计信息质量发生变化。既然公司治理结构构建着重要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代理问题，随之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就是要解决这种两权分离下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下会计信息供需方的博弈
在第一部分我们知道唯一的会计信息生产者和供给者是企业管理当局，而其余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均是信息需求者。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会计信息供给者比会计信息需求者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从信息提供者来看，企业管理当局提供会计信息无论是出于内在的动力还是外在压力，提供会计信息都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假设Ｒ(Q)为披露会计信息的收益，Ｃ(Q)为披露会计信息的成本，企业披露会计信息净收益即为I(Q)=Ｒ(Q)-Ｃ(Q)。遵照经济学的一般假定，边际收益递减，于是Ｒ′(Q)>0，Ｒ″(Q)<0，而成本函数Ｃ(Q)则与之相反，因为对会计信息的处理不具有规模经济，所以提供的信息越多，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成本也就越高，从而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Ｃ′(Q)>0，Ｃ″(Q)>0。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考虑， 只有在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即企业才能进行信息披露。因此，企业管理当局最愿意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信息披露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因为在这一点I(Q)=Ｒ(Q)-Ｃ(Q)是最大的，即Ｒ′(Q)= Ｃ′(Q)。如图1所示： 就是作为信息提供者的最佳信息提供量。
对于信息需求者而言，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就希望供给者提供更充分的会计信息。当他在资本市场上选择投资对象时，在企业经营业绩相当的情况下，他自然会更加相信信息披露较为充分的企业。因此，信息的需求与供给便出现了需求“无限性”与供给“有限性”的矛盾。
因而，作为会计信息供给者的企业管理当局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时，通过披露真实的会计信息有利于其在资本市场上建立起健康的形象，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而当公司经营业绩较差时，公司为了保持市场上的股价，就会为维护其“良好形象”而进行盈余管理甚至会计作假来制造虚假信息，骗取投资者的信任。而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也会通过公司内部（例如股东通过事前监督而实施的对经理人员的监督等）和外部（例如资本市场的代理权竞争机制、来自经理人市场的威胁等）治理结构来对信息的供给及真实性施加压力。
公司治理结构下盈余管理的博弈
会计盈余是利益相关者们最为关注的重要会计信息， 因此盈余管理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信息的不对称，在公司治理结构下，信息的不对称使企业管理方比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更具有信息优势，企业管理当局正是利用这种信息优势，在公司既定制度的安排下来“操纵”财务报告，获取私人利益。Ball和Brown(1968)发现股票价格变化的方向与盈余变动的方向显著相关。Paulk.Chaney和CraigM.Lewis(1995）运用非对称信息模型研究了盈余管理问题。研究指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的管理者都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行为，并且与低价值的公司相比，高价值的公司更倾向于采取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因此，作者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信息供需双方在公司治理结构下进行博弈的具体形式。
在盈余管理的博弈中，博弈主体是作为信息供给方的企业管理方，与其进行博弈的是以股东为代表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也即信息的需求方。博弈论原理表明，在博弈过程中，如果对局者双方对对手除了作出最后决策外无其他了解，在双方开局后，对局者所作的只是在对手策略给定的情况下调整自己的策略以使目标值最大，这就是“纳什均衡”点，在这点上，博弈各方可能会达成一定的协议，双方遵守该协议所取得的收益会大于破坏该协议所取得的收益，或者遵守该协议的损失小于破坏该协议的损失。因而企业管理当局是否从事盈余管理，关键是看利益相关者能否通过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来发现问题，并且企业管理当局从事盈余管理的损失要大于不从事盈余管理的损失。
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三方博弈
企业有信息需求的利益相关者归纳为两类：内部利益相关的需求者和外部相关利益需求者，内部利益相关的需求者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过于集中，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超过５０%，股东大会实际上处于第一大股东的超强控制之下 ，大股东很容易凭借股权优势成为董事会会员，进而操纵董事会，并能够直接从企业取得较为详细可靠的信息并监督经理层。我国上市公司一般是由大型国有企业剥离出来的，上市公司的主要经营人员大多来自原来的母公司，大股东直接派自己的代表担任上市公司总经理。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十分明显（应蕾，2003）。中小股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对会计信息的占有上处于先天劣势，只能凭借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来监督经理层和大股东的履约情况、改善投资决策，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康均、王涛，2004）。所以说，在我国大股东具有与上市公司更大的利益一致性，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李东平，2005）。内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信息供需双方的博弈已经转变为企业管理当局（信息供给方）、大股东操控的董事会（内部利益相关者）及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三方的博弈，如图2所示。
在这种状态下，盈余管理已不仅仅是以企业管理当局为核心了，企业管理当局与大股东合谋，共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损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原本公司治理机制下的制衡能力大大削弱，发现经营者从事盈余管理的概率大大减小，监督成本大大升高。
基于会计信息供求博弈的盈余管理治理建议
综上所述，最终会计信息质量的形成过程是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利益相关者——企业管理当局的供给质量经过多次博弈，实现某种利益均衡的过程，也是会计信息需求质量与供给质量双向逼近的过程。要通过治理盈余管理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从改善公司治理机制角度入手，解决信息不对称及利益冲突问题，减小从事EM未被发现的超额收益，增大从事EM的成本。
加强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约束机制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和监事会的权威性。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合二为一，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独立董事制度成了形同虚设的花瓶。可以考虑由政府牵头设立独立的外部董事，实行董事问责制度，董事会下设立相应的支持机构，例如审计委员会，负责对上市公司经理层的受托责任进行审核和评价。从而使董事会真正独立起来，而不仅仅听任大股东操纵，成为维护股东、投资者利益的代表，监督会计信息的质量，成为信息传递时的监督者。
重视外部治理机制在盈余治理中的作用
继续推动股权分置改革。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以及国有企业产权主体严重缺位的问题，是目前理顺产权关系，强化外部监督的关键所在，也是营造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市场需求的必由之路。目前，为推进全流通实现的股权分置改革正在循序渐进的展开。尊重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的流动性、资金成本、股权价值、以及附着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的现实。对于中小型上市公司应考虑以每股净资产为参照作价，平衡各方利益， 确定合理的全流通对价，在不损害原有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全流通。当然，不仅仅是股权分置问题，最终要解决的还是股权多元化问题，通过股权多元化来建立起外部监督机制。通过股权多元化，引入各种投资主体，使不同投资主体与“内部人”（大股东与经营者合谋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权利制衡，有效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
加强审计对盈余管理的监督作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审计监督安排分为外部审计监督和内部审计监督，内部审计监督包括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机构两种监督，而外部审计监督主要指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有效的内审机制有利于董事会有效实施其控制权，但在我国这种董事会被大股东操控情况下，维护小股东利益的能力值得怀疑。大部分中小股东和潜在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认证还在于会计师事务所出据的审计报告。因此，我们现在主要应加强外部审计的能力，增强事务所审计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加强债务契约对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债权人通过两种形式发挥其制约作用，一是债权人代表进董事会，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银行董事制度；二是“相机治理”机制。前者在日德等国家的治理模式中有相当广泛的应用，银行作为债权人的代表进入董事会，及时获取内部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从而作出维护自身利益的决策。所谓“相机”，是指要动态地看待企业的运营发展（王伟、许敏，2005）。要保持对盈余管理行为的相机治理，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企业的各个利益主体中形成企业控制权的竞争，特别要打破当前在我国普遍存在的控制权封闭性的格局。当有迹象表明企业的治理主体利益受到损害时，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立即进入相应治理程序，通过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
完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沟通摩擦是指在中小投资者相对于大股东和内部人，处在信息、资源、能力等方面劣势地位，导致大股东和内部人对中小投资者的侵害。美国的萨班斯法案提高了公司与管理层及主要股东有关的经济业务的披露要求，包括公司管理层和主要股东的权益证券交易情况，重大的未合并实体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等。除披露要求外，美国国会、美国证监会及纽约证券交易所等还对公司行为作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规定，如不得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贷款等。我国大股东构成、企业管理层任命等方面的基本制度与美国差异相当大，但大股东和高管人员侵犯中小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方式及程度却有着相似之处。我国可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措施。
加强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机制是激励和约束经理人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我国由于经理人市场的缺乏，企业经理的任命和考核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经理人缺乏职业危机感，加上个人利益往往与企业利益脱钩，使其缺乏为企业长远打算的动机，这也导致其盈余管理行为往往会以企业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个人利益。通过建立经理人市场，充分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1.李维安.美国的公司治理：马奇诺防线 [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李东平.大股东控制、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业绩滑坡 [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内容摘要：本文从盈余管理的内涵出发，支持了盈余管理主要起到信息披露的观点，从而提出了盈余管理是会计信息供需双方基于信息供求的一种博弈。进而又分析了在我国大股东控制条件下，上市公司的三方博弈，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会计信息供给 会计信息需求 博弈 盈余管理
关于盈余管理的涵义，不同的学者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体现。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收益观”，也是对盈余管理最狭义的一种解释。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Katherine Schipper)立足于会计数字是一种有用的经济信息这一基础，指出盈余管理是企业经理人为了获取私人利益，在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有意地对财务报告进行的控制。这其实是一种“披露管理”的概念。这一概念涉及的盈余管理范围比前者的有所扩大，是“信息观”的集中体现。
笔者比较倾向于雪珀的观点，即“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在信息观下，会计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会计信息含量或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这一统计特性，会计报告应给投资者、借贷者和其它使用者提供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投资决策和形成关系契约，它更关注会计报告的披露。“信息观”还体现了盈余管理的博弈思想。盈余管理的信息观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代理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作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计。在信息观下，人们并不需要作为真实价值的盈利概念，与真实收益基准有关的计量偏差问题也不复存在。数据的真实价值在经济收益观下至关重要，但在信息观下则不再是第一位的属性了。
在这一观念下，虽然盈余管理具有谋取私人利益的目的，但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还具有了信息传递的作用，尤其是外部信息需求者的信息需求。从有效市场角度考虑，在现实的信息不对称环境下，资本市场至多是半强式有效，即至多反映所有公众信息，没有内部信息的投资者就不能获得超额回报。于是，企业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将传递出企业的内部信息，从而使会计信息披露得更加充分，市场更加有效。盈余管理具有二元性，机会主义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会破坏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机制，而组织目标型盈余管理则因为动机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从而提高会计盈余反映公司价值的准确性，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相一致。企业管理层通过一定范围内的盈余管理，可以向其他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稳定经营的信息，从而维护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利益。而当盈余管理超过一定度时，虚假会计报告的披露却只会影响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损害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
会计信息供需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公司治理是基于委托——代理条件下，协调维护企业各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制度安排。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决定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作用的发挥，会计信息能否发挥正确评价和向资本市场传递有用信息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在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因此能够直接获取会计信息，并将其传递给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只有企业管理当局。股东不能直接观察到经理的努力程度，但可以观察到回报，而经理层的薪酬往往与净收益挂钩，企业管理层为获得更大的报酬，必然会将最大化的净收益信息传递给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社会公众，也即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基于契约有效的信息需求。
相比之下，信息需求者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他们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赖于周围的经济环境尤其是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按照公司治理机制的内外划分，可将企业有信息需求的利益相关者归纳为两类：内部利益相关的需求者和外部利益相关需求者。从内部治理机制来看，内部利益相关的信息需求者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从外部治理机制来看，外部利益相关的信息需求者主要包括来自资本市场的需求者（股东、债权人）、来自产品市场的需求者、来自经理市场的需求者、来自政府机构的需求以及来自其他外部力量的需求（例如监督机构等）。
公司治理的框架决定了盈余管理的动机、行为方式和经济后果，导致会计信息质量发生变化。既然公司治理结构构建着重要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代理问题，随之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就是要解决这种两权分离下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下会计信息供需方的博弈
在第一部分我们知道唯一的会计信息生产者和供给者是企业管理当局，而其余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均是信息需求者。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会计信息供给者比会计信息需求者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从信息提供者来看，企业管理当局提供会计信息无论是出于内在的动力还是外在压力，提供会计信息都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假设Ｒ(Q)为披露会计信息的收益，Ｃ(Q)为披露会计信息的成本，企业披露会计信息净收益即为I(Q)=Ｒ(Q)-Ｃ(Q)。遵照经济学的一般假定，边际收益递减，于是Ｒ′(Q)>0，Ｒ″(Q)<0，而成本函数Ｃ(Q)则与之相反，因为对会计信息的处理不具有规模经济，所以提供的信息越多，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成本也就越高，从而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Ｃ′(Q)>0，Ｃ″(Q)>0。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考虑， 只有在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即企业才能进行信息披露。因此，企业管理当局最愿意提供信息披露边际收益等于信息披露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因为在这一点I(Q)=Ｒ(Q)-Ｃ(Q)是最大的，即Ｒ′(Q)= Ｃ′(Q)。如图1所示： 就是作为信息提供者的最佳信息提供量。
对于信息需求者而言，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就希望供给者提供更充分的会计信息。当他在资本市场上选择投资对象时，在企业经营业绩相当的情况下，他自然会更加相信信息披露较为充分的企业。因此，信息的需求与供给便出现了需求“无限性”与供给“有限性”的矛盾。
因而，作为会计信息供给者的企业管理当局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时，通过披露真实的会计信息有利于其在资本市场上建立起健康的形象，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而当公司经营业绩较差时，公司为了保持市场上的股价，就会为维护其“良好形象”而进行盈余管理甚至会计作假来制造虚假信息，骗取投资者的信任。而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也会通过公司内部（例如股东通过事前监督而实施的对经理人员的监督等）和外部（例如资本市场的代理权竞争机制、来自经理人市场的威胁等）治理结构来对信息的供给及真实性施加压力。
公司治理结构下盈余管理的博弈
会计盈余是利益相关者们最为关注的重要会计信息， 因此盈余管理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信息的不对称，在公司治理结构下，信息的不对称使企业管理方比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更具有信息优势，企业管理当局正是利用这种信息优势，在公司既定制度的安排下来“操纵”财务报告，获取私人利益。Ball和Brown(1968)发现股票价格变化的方向与盈余变动的方向显著相关。Paulk.Chaney和CraigM.Lewis(1995）运用非对称信息模型研究了盈余管理问题。研究指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的管理者都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行为，并且与低价值的公司相比，高价值的公司更倾向于采取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因此，作者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信息供需双方在公司治理结构下进行博弈的具体形式。
在盈余管理的博弈中，博弈主体是作为信息供给方的企业管理方，与其进行博弈的是以股东为代表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也即信息的需求方。博弈论原理表明，在博弈过程中，如果对局者双方对对手除了作出最后决策外无其他了解，在双方开局后，对局者所作的只是在对手策略给定的情况下调整自己的策略以使目标值最大，这就是“纳什均衡”点，在这点上，博弈各方可能会达成一定的协议，双方遵守该协议所取得的收益会大于破坏该协议所取得的收益，或者遵守该协议的损失小于破坏该协议的损失。因而企业管理当局是否从事盈余管理，关键是看利益相关者能否通过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来发现问题，并且企业管理当局从事盈余管理的损失要大于不从事盈余管理的损失。
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三方博弈
企业有信息需求的利益相关者归纳为两类：内部利益相关的需求者和外部相关利益需求者，内部利益相关的需求者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过于集中，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超过５０%，股东大会实际上处于第一大股东的超强控制之下 ，大股东很容易凭借股权优势成为董事会会员，进而操纵董事会，并能够直接从企业取得较为详细可靠的信息并监督经理层。我国上市公司一般是由大型国有企业剥离出来的，上市公司的主要经营人员大多来自原来的母公司，大股东直接派自己的代表担任上市公司总经理。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十分明显（应蕾，2003）。中小股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对会计信息的占有上处于先天劣势，只能凭借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来监督经理层和大股东的履约情况、改善投资决策，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康均、王涛，2004）。所以说，在我国大股东具有与上市公司更大的利益一致性，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李东平，2005）。内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信息供需双方的博弈已经转变为企业管理当局（信息供给方）、大股东操控的董事会（内部利益相关者）及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三方的博弈，如图2所示。
在这种状态下，盈余管理已不仅仅是以企业管理当局为核心了，企业管理当局与大股东合谋，共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损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原本公司治理机制下的制衡能力大大削弱，发现经营者从事盈余管理的概率大大减小，监督成本大大升高。
基于会计信息供求博弈的盈余管理治理建议
综上所述，最终会计信息质量的形成过程是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利益相关者——企业管理当局的供给质量经过多次博弈，实现某种利益均衡的过程，也是会计信息需求质量与供给质量双向逼近的过程。要通过治理盈余管理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从改善公司治理机制角度入手，解决信息不对称及利益冲突问题，减小从事EM未被发现的超额收益，增大从事EM的成本。
加强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约束机制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和监事会的权威性。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合二为一，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独立董事制度成了形同虚设的花瓶。可以考虑由政府牵头设立独立的外部董事，实行董事问责制度，董事会下设立相应的支持机构，例如审计委员会，负责对上市公司经理层的受托责任进行审核和评价。从而使董事会真正独立起来，而不仅仅听任大股东操纵，成为维护股东、投资者利益的代表，监督会计信息的质量，成为信息传递时的监督者。
重视外部治理机制在盈余治理中的作用
继续推动股权分置改革。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以及国有企业产权主体严重缺位的问题，是目前理顺产权关系，强化外部监督的关键所在，也是营造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市场需求的必由之路。目前，为推进全流通实现的股权分置改革正在循序渐进的展开。尊重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的流动性、资金成本、股权价值、以及附着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的现实。对于中小型上市公司应考虑以每股净资产为参照作价，平衡各方利益， 确定合理的全流通对价，在不损害原有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全流通。当然，不仅仅是股权分置问题，最终要解决的还是股权多元化问题，通过股权多元化来建立起外部监督机制。通过股权多元化，引入各种投资主体，使不同投资主体与“内部人”（大股东与经营者合谋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权利制衡，有效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
加强审计对盈余管理的监督作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审计监督安排分为外部审计监督和内部审计监督，内部审计监督包括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机构两种监督，而外部审计监督主要指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有效的内审机制有利于董事会有效实施其控制权，但在我国这种董事会被大股东操控情况下，维护小股东利益的能力值得怀疑。大部分中小股东和潜在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认证还在于会计师事务所出据的审计报告。因此，我们现在主要应加强外部审计的能力，增强事务所审计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加强债务契约对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债权人通过两种形式发挥其制约作用，一是债权人代表进董事会，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银行董事制度；二是“相机治理”机制。前者在日德等国家的治理模式中有相当广泛的应用，银行作为债权人的代表进入董事会，及时获取内部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从而作出维护自身利益的决策。所谓“相机”，是指要动态地看待企业的运营发展（王伟、许敏，2005）。要保持对盈余管理行为的相机治理，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企业的各个利益主体中形成企业控制权的竞争，特别要打破当前在我国普遍存在的控制权封闭性的格局。当有迹象表明企业的治理主体利益受到损害时，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立即进入相应治理程序，通过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
完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沟通摩擦是指在中小投资者相对于大股东和内部人，处在信息、资源、能力等方面劣势地位，导致大股东和内部人对中小投资者的侵害。美国的萨班斯法案提高了公司与管理层及主要股东有关的经济业务的披露要求，包括公司管理层和主要股东的权益证券交易情况，重大的未合并实体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等。除披露要求外，美国国会、美国证监会及纽约证券交易所等还对公司行为作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规定，如不得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贷款等。我国大股东构成、企业管理层任命等方面的基本制度与美国差异相当大，但大股东和高管人员侵犯中小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方式及程度却有着相似之处。我国可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措施。
加强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机制是激励和约束经理人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我国由于经理人市场的缺乏，企业经理的任命和考核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经理人缺乏职业危机感，加上个人利益往往与企业利益脱钩，使其缺乏为企业长远打算的动机，这也导致其盈余管理行为往往会以企业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个人利益。通过建立经理人市场，充分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1.李维安.美国的公司治理：马奇诺防线 [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李东平.大股东控制、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业绩滑坡 [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