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游心影》中记录的民国鸦片泛滥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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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游心影》是我国教育家舒新城的一本旅蜀游记，由《宁渝途中》《渝蓉纪程》和《锦城杂拾》三部分构成，记述了1924-1925年舒新城从南京到成都的旅途经历和他在成都的生活情况，反映了当时四川的社会状况和生活风貌。从《蜀游心影》中可以看出，舒新城一路上总是看到吸食和买卖鸦片的现象，几乎一路与瘾君子相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首先，当时的四川处于防区制时代，军阀支持甚至勒令鸦片种植，导致四川烟毒泛滥；其次，自宜昌而上，舒新城沿途所经过的川东地区不仅是当时四川省的鸦片主产区，还是云、贵、川三省鸦片转运全国的必经之地。
一、舒新城和《蜀游心影》
舒新城（1893-1960），字心怡，号遁庵，我国著名教育家、辞书编纂家、出版家，湖南溆浦县人。1917年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陆续在长沙兑泽中学、福湘女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吴淞中学、东南大学、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等校工作，除从事新教育的教学、管理和研究工作外，还到各地游历、讲学、考察教育，致力于推行道尔顿制，改革教育。1925年以后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不少专著。还到中华书局工作，编修新旧版《辞海》，主编《中国教育辞典》《名人辞典》《中华百科辞典》几本大型工具书，整顿中华书局出版业务。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舒新城用半个世纪的时间从事教育、文化、出版事业，著述颇丰，为我国教育研究、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舒新城爱好旅游和摄影，著有《蜀游心影》《漫游日记》《故乡》《狂顾录》等多本散文集。其中，《蜀游心影》是舒新城从一堆家信中选出改编而成的散文集。舒新城在1924年10月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职，直到1925年6月才返回南京，在这几个月里，他给妻子写了不少家信，诉说自己旅途经历以及在重庆、成都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1927年夏，他选出了这些家信改编成册，并于1929年交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蜀游心影》由《宁渝途中》《渝蓉纪程》《锦城杂拾》三部分内容构成，主要讲述了1924-1925年舒新城从南京到成都的旅途经历和他在成都的生活情况，反映了当时四川的社会状况和生活风貌。从《蜀游心影》中，人们不难看出舒新城从宜昌而上的旅途中，经常看到烟毒泛滥的场景，为何会出现这些瘾君子呢？
二、一路与瘾君子同行
从《蜀游心影》中可以看出，作者所经之地随处可见烟毒。比如，从宜昌到重庆的旅途中，舒新城所乘川江轮船有官舱、统舱与房舱，其中官舱的价格较贵，“而统舱与房舱中烟氲如雾，透亮的电光中竟不辨人影。鸦片与纸烟的混合气味更令人头晕欲呕”，迫使他不得不多花价钱买最贵的官舱票。同船的乘客大多都是瘾客，书上提到：“全船乘客甚少：统舱有二十余人，房舱四人，官舱只我与在汉口同船之一中国女子二人而已。而全船的乘客除我们两人及某中学生与统舱中之二女子二小孩外，无不一榻横陈，吞云吐雾。”因吸食鸦片的人多，奉节水埠除了有为一般乘客服务的水果船、饮食船和各种卖酒菜的小船外，还有设置了烟馆、专门为瘾客服务的烟船，“烟船则在入门处悬一黑布幕，中间设二三铺位，便瘾客问津，并有所谓姑娘烧烟。”有人吸食鸦片，就有人买卖鸦片，《蜀游心影》还记载，石家沱小市镇“有卖熟膏（鸦片烟）者”；岸上岸下，“细察其交易情形，由船上取出者为米麦等粮食品，岸上交下者除少数现金外，均为鸦片烟。”可见鸦片交易在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重庆到成都的路途中，作者也没能躲过烟毒，依旧有瘾君子与之相伴。重庆嘉利宾馆“鸦片烟气充塞全馆，很可以使瘾客实行揩油主义而过瘾”。据作者推测，该旅馆除真正的旅客外，大半为军事长官和卖身女子，“不过在各室巡视一遍，看见几位大人底室外或附近，驻着兵士在那里横陈一榻地吞云吐雾，而所谓某玉某贞之室内亦无不置有鸦片烟具，留客烧烟，则系故乡所无”。茶房还来问作者要不要叫姑娘烧烟。进土沱的一家旅店，作者看见房屋里“有四盏烟灯，旁边围着许多人在那里烧鸦片”。同行的军人胡副官并不是瘾君子，仍然邀请舒新城烧鸦片，因为请烧鸦片是四川官场中待上宾的通礼。从重庆去成都要走陆路，作者于是雇佣了五个伕子。五个伕子中，“就有两位是老瘾士——老张与老刘；有两位是新瘾士——老许与老王每日只晚间吸一次；伕头与葛副官们则逢场作戏或者可算是候补瘾士”。老张与老刘烟瘾特大，《蜀游心影》里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牛市口，当老许和老王去剃头的时候，老张和老刘向伕头支钱到烟馆烧烟。快启程了，老张和老刘还在烟馆里睡觉，伕头去催促他们好几次，两人才从烟馆里气愤地走出来，老刘还抱怨道：“真可恶，人又多，烟又贵，我们等了大半天，各人花了五百钱还不能过瘾！”瘾君子对鸦片的强烈依赖由此可见一般。
综上，在作者来川的路途中，随处可见烟毒。首先，轮船、宾馆、旅店等公共场所烟雾缭绕，有不少瘾君子在此吞云吐雾；其次，从上层社会的军官，到下层社会的挑夫轿夫，都离不开鸦片，官场人士将请食鸦片作为待客之礼，下层不少平民有或轻或重的烟瘾；再者，因吸食鸦片者众多，社会上还专门给瘾君子提供服務场所，如长江水埠的烟船、各地的烟馆。一些公共场所的服务措施也很周到，例如，旅店里配备烟具，茶房会询问客人是否需要烧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烟馆里即使卖价高，仍然人多为患。
三、为何总遇上瘾君子
（一）四川“防区制”时代烟毒尤为泛滥
烟毒一直是四川近代社会的一大毒瘤。早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四川就是中国的产烟大省，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曾收到一定成效，使四川烟毒有所缓和。然而好景不长，1915年，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云南滇军发起了护国战争，当时滇军经费短缺，于是总司令唐继尧在云南开放烟禁，允许鸦片流通和买卖。蔡锷率领的滇军主力进军四川时，带了大批烟土过来变卖筹饷，与此同时，滇省烟贩也结队来川做生意，导致滇省大批鸦片涌入各地，四川烟毒再次死灰复燃。1917年护法战争结束后，四川被大小军阀分割，陷入分裂混战状态，直到1935年蒋介石统一川政，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才结束分裂，这是四川近代史上的“防区制”时期。舒新城在1924年底来川时，刘湘与杨森联合攻打熊克武的战争才结束几个月，然而到1925年2月，刘湘与杨森之间的战争又爆发。可见，当时的四川正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防区制”时代。
在“防区制”时代，扩军备战需要筹措军费，于是军阀们就鼓励甚至勒令农民种植鸦片，允许鸦片贸易，以便从中抽取巨额烟税，此举导致川省烟毒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在《蜀游心影》中就有所反映，作者从重庆到四川的路上，遇着挑鸦片烟种子的人，这些种子是上头发给合川、乐至、安岳、武胜四县的，这说明当时的军阀支持鸦片种植。《蜀游心影》还提到了四川令人费解的鸦片政策：“对于人民不种烟先劝后罚，既种者除捐款外又有罚款；据说捐是暂允其种烟，罚是预禁其将来不要种烟。可是第二年不种烟而种稻，又须受罚，理由是减收岁收。”不种植鸦片要罚款，种了鸦片后既要收捐又要罚款，这在舒新城这个外省人看来，是一件稀奇而平常的事。
其实，舒新城所说的种也罚、不种也罚的现象，是四川军阀利用鸦片开辟财源的一种手段。当时四川军阀之间连年战争不断，各军阀为筹措军需，扩充实力，就打着“寓禁于征”的旗号，巧立名目，变相征收烟税敛取财富。“能种烟的地方抽亩捐、窝捐，甚至不愿种烟的人还要缴‘懒捐’；能销运的地方就抽过道税、护商税、乐捐、印花税，公栈费等；不种不运的地方（如城镇），就设官膏店。收红灯捐、牌照税、瘾民捐、戒烟费、调验费，还有种种罚款。”
征收各种捐税也就罢了，四川军阀还逼迫人们种烟，如“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四川第三军军长刘成勋建立了一种鸦片专利制度，由各县提倡种烟人士以及鸦片督察总处共同起草了极严厉的章程，其主要条文如下：所有土地一律按每亩三元纳赋，重庆县必须种鸦片十万亩，这些烟田分配于八十四个村庄。每村须提出种鸦片亩数的报告；鸦片税收的百分之十拨为收税者的经费；谎报种植鸦片数量须受处分；种鸦片者由军警加以保护，所有应纳鸦片税于收割前二十天内缴清。”四川强迫农民种烟的手段可谓十分残酷，除对不愿种烟的农民收“懒税”外，还规定：“如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则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如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明年一年，应完五年的税；到后来，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农民们不得不种植鸦片，导致四川鸦片泛滥成灾。
舒新城来川正值四川烟毒最泛滥的“防区制”时代，当时四川的鸦片产量远比历史上高。据清政府度支部统计数据，四川的鸦片产量，1905年为5.11万担，1906年为5.75万担，1907年为4.45万担。在防区制时代，据伪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上记载：“四川全省，在防区制时期，每年烟的产量，是一百二十万担，到一百四十万担。”这个惊人的数字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真实情况难以考证，但它反映了防区制时代四川鸦片产量比清末要高。至于当时四川烟毒泛滥到何种地步，据1924年的《中国青年》杂志报道：
“鸦片烟在四川很盛行，军阀政客，乃至推车抬轿的人都有吸烟的；就我所知道鸦片盛行的地方说一说，我们宁远七属（西昌，会理，冕宁，越嶲，盐源，盐边，昭觉）纵横千余里，满种鸦片烟，鸦片既多，价值低落；红灯烟馆，逐渐增加，馆内烟具，种种便易，吸烟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现在一条街，一条巷，都有四五家开烟馆的，二三十户的小小村庄，也都有几家烟馆。不仅宁属是这样，就是雅州一带，还是这样的；其余成都，嘉定，叙府，重庆，萬县等地都有烟馆，不过比较少一点，新津，彭山，附近成都，亦曾见有烟苗。”
如此看来，当时四川遍地种鸦片，处处有烟馆，瘾民群体覆盖不同阶级，连十一二岁的小孩也吸烟。防区制时代四川鸦片之泛滥，由此可见一般，舒新城在此时来川，难免会遇上各种瘾民，而他所见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蜀游心影》第三部分《锦城杂拾》里几乎没有关于鸦片的记载，难道成都就没有烟毒吗？
民国时，成都烟毒问题也十分严重。据成都老人回忆：成都的烟馆是在当地的下级军官和警察的包庇下，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也不持招牌秘密地营业，如裁缝店的楼上，茶馆、饮食店的后堂。而且，自民国13年（1924）3月以来，四川军阀和官府发布“禁烟令”和发给瘾民“戒烟证”后，烟馆子就打出“售店”的招牌公开营业，吸食者更可以自由自在地吸食。成都城内外几乎都有烟馆子，据估计那年的“售店”约有2000家，只以烟灯计算就有1.8万盏，每日可供10万人（包括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地主豪绅、平民百姓、劳苦大众）吸食，占当时成都人口1/6。当时的禁烟令不过是一纸空文，只要肯出钱买印花和办戒烟证，就可以自由地贩烟、吸烟。可见在当时的四川省，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烟毒都十分泛滥，成都也一样，舒新城到了成都后，主要关注点在考察教育、游玩等事情上，本人也不吸鸦片、不出入鸦片馆，自然没有注意成都的烟毒问题。
（二）川东是四川鸦片主产区和出川之地
舒新城从乘船从长江三峡入川，沿途经过了奉节、万县、丰都等地，之后在重庆转陆路去成都，沿途经过了江北、合川、铜梁、安岳等地，这些地区都属于川东地区。该地带自然条件好，烟土质量好，再加上有长江水运之便，因而成了四川省的鸦片主产区，鸦片种植泛滥。据民国10年至11年（1921-1922）官方调查，得出一个不完全、也不十分准确的统计种植面积如下：
西川道（成都、华阳、简阳、平武、松潘等31县）6368亩
建昌道（雅安、西昌、会理、乐山、邛崃等28县）19411亩
嘉宁道（阆中、达县、广元、剑阁等24县）534255亩
东川道（重庆、万县、城口、酉阳、秀山等34县）1528788亩
总计2165560亩
以上数据还未将川西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边远山区的鸦片种植面积计算在内。从中可以看出，四川省鸦片栽种面积大，而当时东川道的鸦片种植面积最大，占全川鸦片种植面积的70%。
四川省的鸦片，“在四川境内销售的，只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是运到宜昌、汉口销行全国”。而川东沿江一带是川省鸦片出川的重要转折地，所以鸦片运输和鸦片买卖都比较发达。川东地区烟毒泛滥的情况，很早就存在，早在光绪十六年，“川东一带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啻六七”。到了1918年时，因种植鸦片有利可图，川东道道尹派员劝种收捐，“于是酉阳、秀山、黔江、彭水、长寿、垫江、丰都、忠州、云阳、开县、万县等地都公开地遍种烟苗了。”
川东的重庆、万县等口岸地理位置重要，除四川生产的鸦片外，云南、贵州的烟土都要经重庆、万县等口岸转运到长江下游地区。当时，刘湘为统一四川，加强了与滇、黔二省的联系，特别是与云南龙云的联系，因而云南烟土通常取道四川出西南。因此，重庆成了一个重要的鸦片集散市场，聚集在重庆的烟土，除开内销，大部分沿长江流域先销往湖北，再流散到全国。大宗鸦片运输，吸引着控制川东的军阀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在各口岸设关卡收税。1923年，黔军袁祖铭驻重庆，设立了“禁烟查缉处”，由梅佐桢任处长，正式征收烟税。刘湘也在驻防地重庆设立“禁运总处”与之分肥。袁祖铭被赶跑后，刘湘就在重庆、万县设立“禁烟查缉处”征收烟税。可见，川东沿江一带烟毒泛滥，鸦片买卖已经“合法”化。川东地区广泛种植鸦片，又是云、贵、川三省的烟土运销全国的必经之路，因此，舒新城从川东地区经过时，看到鸦片泛滥的场景实属正常。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