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太迷信GDP!
时间：2020-09-21 07:54: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GDP不仅不能完全显示一个国家的公民生活是否有进步，还让一些政客走上歧途，
“一根筋”地追求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表现是什么?反弹的股市、新房销售火爆还是个人收入增加?长久以来，各国政府都选择一个数值作为评判经济状况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常听常说的GDP。似乎只有它可以告诉官员和民众一切是在向好还是坏的方向发展。
GDP把一个国家广阔而复杂的经济状况以高压缩比例融汇成一个数字。对于它的传统看法是，GDP增长越高，一个国家和国民的日子就越好过。以美国为例，2009年初该国的经济活力急转直下，到下半年才有所恢复，目前仍处于复苏之中，今年第一季度的GDP环比增长3，2％。
不过，围绕GDP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和学者们一直对GDP持批评态度，认为它是不准确的，是“虚假繁荣的计量器”；近几年，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政要纷纷对GDP提出异议；加入“声讨大军”的还有部分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
GDP的前世今生
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统计数据之母”。
最早关于GDP的提法出现在一战之后，当时美国经济学家缺少可信的数据来引导和调整国内的生产政策。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BER)提出了GDP的概念。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第一个关于国家收入的数字才登上历史舞台——公民、企业和政府收入的总和。
人们对当时的总统赫伯特·胡佛的评价一向毫不客气，但客观地说，当时他手里拿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因为没有GDP，胡佛不得不参照一些零散的经济数据，如货运量、钢产量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动荡。当时甚至没有失业率的统计。除了媒体上混乱的报道和许多不靠谱的工业数字，胡佛根本无从知道国内经济形势如何以及什么地方需要政府介入。
1932年，改变到来了。国会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要求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对过去三年萧条中的国家收入进行估算。由于在国会内部找不到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的人，商务部便聘用了国家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NBERSII作时，他就开始着手研究国家总收入的计算问题。接下来的14年里，库兹涅茨创造了GDP的计算方法。伴随着不断的改进和增补，GDP的概念沿用至今。
至少到现在，GDP的地位仍不可动摇。它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首选的经济“体温计”。GDP拥有一套严格和标准的计算方法，人们对它的长久信赖并非没有根据。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GDP很有用，可以尝试着把自己置身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威廉姆·诺德豪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将一生时间投入经济衡量指标的研究中。“那时候，有人说时局很好，有人说状况很差，因为并没有综合、权威的评断数据，所以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犹如雾里看花。”
诺德豪斯认为，对比大萧条，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最显著的不同就是：人们可以通过如GDP等指数来探究形势如何。这些数据可以使政策制定者做出快速而相对准确的调整，例如美国去年的经济刺激方案。诺德豪斯甚至认为，GDP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它不是一台机器或电脑，它和我们常见的发明完全不同。但GDP确实很了不起。”
“人类发展指数”更具参考价值?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西蒙·萨缪尔森将二战称为“经济学家的战争”，其实，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改变和创造了现代世界的很多方式，同时被创造出来的还有人们观察世界的一些新“透镜”。GDP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不幸的是，这面“透镜”被微微曲解了——很多时候它算出的是我们生产的价值，但不能折射出公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不能反映经济状况好转与否。
西蒙·库兹涅茨也是国民收入核算的发明者。国民收入核算包括GDP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和金融指标，在美国由NBER负责计算和统计。库兹涅茨本人在创立这些指标之初就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担心，政客会因为数字而将国家的经济活动与公民的幸福与否混为一谈。库兹涅茨在197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中还谈道，自己创建的经济衡量指标仍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
“很明显，在学理和评估经济增长方面，仍然存在许多分析和评估上的不足。”
从那时起，对GDP的批评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些学者坚持认为，GDP本身需要被“修订”。人均GDP的高与低是引发争议的来源。首先，个人在家庭内部的生产活动是否需要被赋予经济价值?从GDP的概念出发，用自家的炉火做饭和餐厅里的饮食服务，都是GDP可参考的因素。另一项需要修正的地方是：GDP可能给予一些对国民来说的“遭难”给出正面的评分，如洪水等自然灾害发生后进行的基建投入对GDP数字有所贡献，但对国民来说却肯定不是幸福的回忆。
与此同时，另一些批评家把对数字的辩论上升到哲学高度。这就更复杂了：就算GDP已经被修订为一个更现代、更符合逻辑的“GDP2，0”，人们对这个数值的依赖仍然证明了我们把经济发展等同于人类进步，而地球可能已经被人类的消费和污染“超载”了。解决这种不平衡的唯一途径就是使其他指标制度化，例如环境或医疗卫生指数，这样才能反映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真实复杂性。那么到底需要多少指数才能全面地评估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发展?3个，30个，还是300个?普通人无从知晓，经济学家也为此争论多年。
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一个指标能“挑战”GDP的权威地位——人类发展指数(HDI)。它诞生已有20多年的历史，印度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是人类发展指数的创始人之一。HDI的考察内容包括一个国家的GDP以及其他两个修正因素：1、国民的教育质量，基于成年人的识字率和学校的入学率；2、国民的健康状况，以平均寿命为基准。
HDI主要被联合国提倡使用，而对它的诟病同样也存在，比如，它采取的三个衡量指标经常被批评是随意或武断的；另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的识字率差别很小，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从而会对所有国家的排位产生显著的影响。阿玛蒂亚-森在接受采访时强调，HDI并不是与GDP“为敌”，而是“反对过于依赖GDP”。而且，HDI对于相对贫穷的国家更有参考价值。
美国的新“统计局”
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后，美国人开始思考很多问题，如金融市场监管和自由市场规则等。GDP也是议题之一。《纽约时报》的作家乔恩·戈特纳近日就以《GDP的起起伏伏》为标题，讨论了GDP数字的不全面性，以及其他统计数字能否取代GDP的探索和现状，其中最太的看点莫过于斯蒂格利茨等大牌经济学家的观点引述；去年¨月，《大西洋月刊》也发表了《误导人的指标》
一文，文章重点回顾了GDP的发展史，
GDP就是一个数字——对国家整体产值的描述，可以帮助当权者制定经济政策，没有其他多余的意义。但长久以来，政客们总愿意拿GDP当作全国人民都幸福的“代言人”，例如，奥巴马政府总是把GDP数字的反弹强调为政治成绩，而不选择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并介绍了欧洲国家研究新的经济指标的情况；类似的文章还有《商业周刊》的《GDP的海市蜃楼》等等。
目前在美国，GDP的“挑战者”不是一两个、十几个，而是几百个经济统计指标。这些数值都被发布在网上，每个人都可以浏览查阅，数字也会定期更新。据悉，一个国家背景的统计发布系统“美国状态”(State of the USA)将于今年正式上线。在当前的形势下，它的登场似乎恰到好处，但实际上，该系统已经筹备多年。2003年，在美国联邦审计总署工作的克里斯·霍恩开始领导一个特别小组，寻找评估国家发展状况的新方法。2007年，该计划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取名为“美国状态”，并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软件支持。一些知名的慈善机构，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则提供资金支持，帮助项目的开展。
由此，“美国状态”初具雏形。霍恩收集的数据资料包括美国的教育、卫生事业等方面的数字，并准备将信息发布于互联网。最终，“美国状态”将发布约300项数字指标，涵盖犯罪、能源、基础设施、房地产、医疗卫生、教育、环境和经济状况等众多领域。所有的指标将由国家科学院的成员进行筛选，并经由专家团的严格评估，以保证其准确性。这意味着美国民众可以轻易地获知国家信息。霍恩乐观地表示：“美国人对国家现状的争论，将由个人看法提升到基于更多事实证据，然后再发展到争论措施为什么无效。”
那些参与到“衡量指标革命运动”中的学者和全世界希望“罢黜”GDP的支持者坚信，要想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不用一种新的方式方法来评估国家的进程是绝无希望的。然而，仍未解答的问题是：哪一项指标才是最适合取代或者说改良GDP的选项?是受教育比例还是就业情况?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是幸福感指数?
霍恩指出，即便有一整套新的国家发展衡量指标，相关的争论仍不会停止，相反，它们的出现会引发更为激烈的辩论。
对高GDP的误读
对于政治家们“滥用”GDP的批评不只局限在错误使用上。很多年来，经济学家认为GDP本身就存在着逻辑局限和缺陷。
我们姑且假设有两个人，一位叫“高GDP”先生，一位叫“低GDP”先生。“高先生”每天上下班的路程很远，所以开着一辆排量大、费油的汽车，因此汽油花费很高。早晚的交通拥堵对他的车损害不小，隔几年就得换新的：堵车压力对他的心血管健康也不是好事，于是他的支出中又产生了高昂的治疗费和医药费；
“高先生”挣得多，花钱也多。他喜好去酒吧和餐厅消费，买了大房子和平板电视——房子需要空调系统保持温度恒定，也需要最先进的安保系统；“高先生”要为孩子请保姆，或者为老人请护工；因为没时间做家务，他还得雇佣一个全职的家政人员；没时间做饭，
“高先生”就和老婆下馆子；隔三差五还要来一次短途旅行。
所有这一切活动，如做饭、清洁、家政服务、短途旅行以及其他等等，都是让“低GDP”先生忙碌的理由。“高先生”一般用洗衣机洗衣服或者送干洗店，而“低先生”则习惯把衣服挂在晾衣绳上；“高先生”去大超市买高级食品，
“低先生”在自家后院种蔬菜；
“高先生”需要什么书就在网上订购，“低先生”去图书馆借书；“高先生”为了保持体形走进健身房，“低先生”穿着便宜运动鞋沿着大街跑步。清晨的街道上，“高先生”开着汽车，而“低先生”正在步行。
以经济数字衡量，毫无疑问“高先生”比“低先生”更好——他的薪水更高，他的消费支出更高，他的经济活动更加活跃。甚至可以说，“高先生”对国家贡献更大。惟一不能从GDP分析出的就是他和自己老婆的关系如何。然而，在一些经济学家眼中，
“高先生”的高消费和好日子并不是绝对的：他家里的警报系统可能不那么安全；他的医疗费相对超支；同时，他家旁边道路上的交通拥堵，可能带来的是环境和社会的病态。
我们无法知晓“高先生”是否活得顺心如意，所以没法预测他未来的生活质量。但可以推断的是，
“高GDP”先生在透支自己的时间，就像那些过量使用金融杠杆的银行一样。因此，人人都紧跟“高先生”的脚步，一味地追求高GDP，并不能直接带来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