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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境重塑与缓慢蜕变

    时间:2020-09-29 07:58: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正处女权意识在中国社会持续高涨,女性摆脱旧封建礼教束缚,朝着新时代女性蜕变的过渡期,欧阳予倩的《泼妇》与《回家以后》,均为“五四”时期最“时髦”之婚恋题材。从传统女性到“新女性”,早期文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经历了逆境重塑和缓慢蜕变的过程。逆境在于对传统道德与价值观的突破与重塑,缓慢在于对新兴事物与观念的误解与更正。

    【关键词】女性形象;新女性;欧阳予倩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5-0032-02

    中国社会历史沿革中的女性形象从封建传统的“三从四德”“从一而终”演变为今天独立、自主、平等的当代女性形象,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渡时期。以《新青年》杂志的首开先声,至“五四”时期的高潮,发轫于西方的女权意识在延绵了2400余年的封建专制的体制崩塌中逐渐兴起,女性开始有了获得与男性同等社会地位的自觉。同样在这期间,在反对封建旧道德和男尊女卑大潮的影响下,创作家庭问题剧成为一种趋势。作为现代话剧的开拓者之一的欧阳予倩,他的独幕剧作品《泼妇》与《回家之后》正是这个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恋爱与婚姻题材剧本。两位女主人公身上集合了“五四”时期“新式女性”的典型特征,从中亦可窥出女性形象转型时期的社会助力与阻力。

    一、彻底的“新式女性”

    “女性的解放以个人主体性的获得为前提,它成为女性社会身份确立的重要标志。因此,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以兼具性别主体觉醒与个人自由的双重指向,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理想文本。”[1]欧阳予倩在创作《泼妇》时受到了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女主角于素心是一个典型的“娜拉式”女性,她完成了自己中国式的“出走”。在新思潮影响下自由恋爱并结婚的青年男子陈慎之,在事业成功后,经不住旁人的教唆,偷偷纳妾并带回家还企图妻子能够妥协接受这个现实,妻子于素心果断与之离婚。“这个独幕剧在‘五四’时期的爱情剧中有自己特殊的视角。它不是一般地表现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而是着眼于‘五四’风潮刚刚过后复杂的现实,从男子对爱情不专的现象入手,提出了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未经根本改革之前‘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能否得以实现的问题。剧本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并热情地歌颂了被封建势力称为‘泼妇’的新女性愤然离家出走的反抗行为”。[2]

    虽然素心在剧中完成了一次“中国式”的“出走”,但是素心与娜拉并不完全相同。娜拉出走是离开玩偶的地位去独立思考,寻求自我精神和肉体上的独立;素心的“泼”不单是个体思想的突破和解放,同时还透露着时代的光彩,是对“五四”精神真诚、执着的追求,是对自己独立人格的护卫。剧中素心不仅希望自己能彻底挣脱封建家庭、封建礼教的牢笼,她还坚定地守护着自己的后代,承担起单独抚养孩子的沉重责任。更可贵的是,她提出要带走被丈夫带回家中的小妾王氏,教她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式女性”,这一行为赋予了素心这个角色光辉的女权主义色彩和时代特征。最终于素心义无反顾出走,象征着“新女性”与旧封建婚恋观的决裂,其人物形象很好地诠释了一个彻底的“新女性”形象。

    二、不彻底的“新式女性”

    “当大多数剧作都在呼唤着‘爱情自由’、‘个性解放’时,欧阳予倩及时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爱情。”[3]《回家以后》讲述留美学生陆治平瞒着发妻吴自芳,在国外同“新式女子”刘玛利结了婚,回国后正与家人团聚时,刘玛利追踪而至,在这个乡绅之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归家后对家乡质朴清新的田园风貌的一种强烈归属感,同时治平慢慢发现自芳有许多美德,加之又受到家人的谴责,他似有所悔悟。

    虽然同属恋爱与婚姻题材剧,《回家以后》与《泼妇》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却是完全不同的。与于素心彻底的“新式女性”形象相比,吴自芳则是一个没有蜕变完全的伪“新式女性”。吴自芳虽然也有自尊、自立的新女性特点,但她并没有同素心与娜拉那般用决绝和火热的方式彻底释放自己的情绪,而是完好地坚持着自己的那份贤惠的美德,企图用超然物外的心境来原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从而表现出一种不卑不亢的“大度”。与传统女性相比,自芳拥有一个完全独立且受到新思潮熏陶的精神世界,然而最终她也没有成为一个“娜拉式”的女性,没有完成“出走”的仪式,她的思想仍受制于传统道德观念,她仍然欠缺一份打破传统和彻底解放自我的勇气。章锡琛批评《回家以后》是“‘挂了新招牌而提倡复古思想’的作品,褒奖的是女性在家庭中逆来顺受的劣根性”。[4]这个作品另外一处被人诟病的“复古”倾向表现在,剧本在描写留学生陆治平回家以后思想的转变时,过多地渲染了中国封建农村的朴实之美。“那首反复出现的山歌‘乡下的夫妻’和‘城里的夫妻’对立起来,以为只有前者才讲恩爱。这说明作者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时,不自觉地受着传统道德的影响。”[5]

    “新女性”们对爱情的选择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在社会环境中却缺乏认同。回望当下,我们一方面持续探讨并积极贯彻“新女性”的意识,但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从自身的角度实在地领认“新女性”的身份。在电影《驴得水》中,张一曼是新派的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她可以不顾传统伦理,自由选择与裴魁山或铜匠上床,并且也可以拒绝其他男人的示爱。张一曼虽然对自由的爱情充满渴望——房内墙上贴满了诸如《魂断蓝桥》《飘》等电影海报,但她对爱情知识的来源,是通过电影而非现实生活;在“集体利益”或“崇高理想”的裹挟下,通过奉献自己的身体“睡服”他人,是不自爱,是对自己身体的轻贱。创作者极力将张一曼的悲剧归结于“父权体制”的戕害,但归根结底,张一曼最终的毁灭源自自身的不自爱和对体制的依附。缺乏自爱意志的“新女性”是不得成立的。《泼妇》中的素心之所以能够最终完成“出走”,是出于对自身女性尊严和理想愛情的捍卫,而《驴得水》中的张一曼同《回家以后》中的吴自芳同样是不彻底的。

    三、“出走”的困境

    虽然于素心与吴自芳都面临离婚危机,但两人对离婚之后的人生规划则是截然不同的,欧阳予倩于同年创作的两部相同题材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思想境遇呢?

    “中国传统家族婚制,即家长包办的唯一婚姻方式,因其‘不道德’而在新文化论述中丧失了合法性,‘离婚自由’成为社会思潮。这带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景观:仿佛一夜之间,所有已婚的读书人,都面临着家庭的危机,即‘离婚’抉择”。[6]当时,离婚固然是一种打破守旧观念,弘扬新式文化的直接而有效的途径,但离婚真的能带来自由与平等吗?鲁迅在其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其观点表明,在“五四”时期,女性独立的意识虽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女性试图打破婚姻和道德的沉重枷锁,选择了“出走”的方式,即离婚来表明自己的决心,但正如所有的革命都将在曲折和迂回的道路中前行一般,当时离婚后的女性并没能成功过上平等自由的生活,相反,她们中的许多人遭遇了更多危机。

    离婚本来并非一种社会现象,或是一种直到“五四”时期才出现的新规定,即使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也有类似离婚的行为,但完全是属于男性对于女性支配的权力,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新文化提倡的“離婚”,伸张了女性的权力,男女双方在离婚问题上,地位和权力完全平等。然而许多事实证明,在这个女性形象刚开始演变与重塑的过渡时期,封建传统思想仍然顽强地笼罩在中国社会上空,并深深植根在大多数国民心中,离婚后男女平等的期望根本无法迅速地得以实现。不论是像素心一样主动提出离婚,彻底脱离丈夫家庭的女子,还是被离婚的传统妇女,都面临着离婚后的种种生活窘境。在男女平等观念还未普及的中国社会,离婚后的女性不仅不被娘家接受,还要受到来自社会各界异样的眼光和差别待遇,导致她们既没有了安身之所,也无法独立工作维持生活。被离婚的女性遭受到了歧视对待,欧阳予倩之妹就是因为无法承受离婚带来的打击而郁郁寡欢,最后含恨而终。

    素心虽然是一个彻底的“新式女性”,但她“出走”后的处境却令人担忧。相反,看似做出懦弱选择,蜕变得不够“彻底”的素心,反倒能赢得周围邻里的同情和爱护,过上她所期望的超然物外的淡然生活。“新式女性”的“出走”之路必将崎岖坎坷,改变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需要时间的潜移默化。正如鲁迅指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泼妇》中素心义无反顾地同旧婚恋的决裂,如同一声呐喊,带有理想主义追求纯粹的浪漫色彩;而《回家以后》却意涵了回归与和解,体现出无法掺杂不纯的理想主义面对历史和现实语境的无奈。氤氲在欧阳予倩早期创作的这两部作品中,“新女性”意识从传统窠臼中“出走”面临的逆境与步履的缓慢也似如巧合地体现出来。回归当下,我们对“新女性”的认识和表达仍处在不断的重塑和蜕变之中,逐渐涌现的现代媒介通过多样绚烂的符号将这些意义通过浮躁的空壳表达出来,而对实在精神的探讨却缺乏持续与自省,不免流于形式的轻佻,空于言语的苍白。在浮华外表下的“新女性”形象失去了理想中的本味,留下的是不自爱、不自强地依附于权力与物质的滥觞和不明所以。不止于文艺作品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建构,更应在新时代语境中重塑“新女性”的体悟,缓慢进行实在的身体力行的蜕变。

    参考文献:

    [1]杨联芳.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2010(5).

    [2][3][5]陈白尘,董建.现代戏剧史稿1899-1949[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69+70+71.

    [4]章锡琛.逃易归高的<回家以后>——答季融五先生[J].妇女周报,1925(71).

    [6]杨联芳.五四离婚思潮与欧阳予倩<回家以后>“本事”考论[J].新文学史料,2010(1).

    [7]刘平.易卜生:中国话剧的一面镜子[J].戏剧文学,2014(4).

    作者简介:

    吴 雨,西南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普天行,西南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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