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及解决路径
时间：2020-11-14 09:00: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首先基于省际，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失衡状况，进而分析了经济数据发展失衡导致地区潜在地方债务风险上升、人口集中与“大城市病”、减弱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三方面不利影响，最后提出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新动能 “一带一路”建设 经济增长 地方债务风险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在区域维度上体现为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笔者基于省际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潜在地方债风险、人口向一线城市过度集中的“大城市病”和欠发达地区人口空心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等问题。解决这些旧矛盾，将有利于释放经济新动能。
基于省际数据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状况分析
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省际人均GDP标准差系数（标准差/平均值）可以反映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离散程度。从长周期来看，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各省间的经济发展相对差距趋向收窄，20世纪90年代省际经济发展差距又重新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省际经济发展相对差距总体收窄，但2014年后又重新扩大。省际经济发展差距也影响省际劳动收入状况，省际人均工资标准差系数的变动趋势同人均GDP指标基本一致，但波动更为剧烈，并且自2012年后就开始反弹（见图1）。省际人均GDP标准差和人均工资标准差则一直处于扩大趋势（见图2），显示地区间经济发展与收入的绝对货币差距不断拉大，叠加省际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离散程度反弹，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
从理论上说，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借助后发优势和低基数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进而追赶发达地区，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从较长的时间周期来考察，如果以各省2005—2015年均人均GDP为横轴、以各省同期的年化平均经济增速为纵轴，可以得出一条斜率为负的回归线，显示出经济落后省份总体上经济增速更快，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改善。但不难看出这样的总体统计规律较多受到极端点（贵州、上海）的影响，如果排除极端点，则其余省份难以充分体现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更快的统计规律。笔者进一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由高到低的顺序，将31个省级行政区分成四组（第一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广东；第二组：辽宁、山东、重庆、吉林、湖北、陕西、宁夏；第三组：湖南、青海、海南、河北、新疆、黑龙江、河南、四川；第四组：江西、安徽、广西、山西、西藏、贵州、云南、甘肃），考察各组经济增速的中位数，以排除极端值的影响。研究发现，2001—2004年最发达地区（第一组）的经济增速高于其他地区，对应于同期省际人均GDP相对差距的扩大。自2004年起，其他组的经济增速赶超发达地区（第一组），对应于同期省际人均GDP相对差距的收窄。2011年后各地区经济增速都有所回落，发达地区（第一组）的表现较为稳健，降幅相对其他组更小，导致相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速优势减弱，2014年后甚至出现了发达地区（第一组）经济增速对其他地区的赶超，对应于省际人均GDP相对差距的反弹（见图3、图4）。由此来看，保持欠发达地区经济较快发展，缓解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仍然任重道远。
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的不利影响
（一）欠发达地区的潜在地方债务风险
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依赖以投资拉动本地经济增长。本文以各省经济发展水平（2015年人均GDP）作为横轴，分别用同期消费、投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作为纵轴做图。结果显示，消费占GDP的比重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主要呈现正U型关系；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主要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占GDP的比重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主要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回归曲线的可决系数显示，2015年数据的拟合优度（R^2=0.27）高于2010年（R^2=0.14），即2015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比5年前更为显著了，欠发达地区以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倾向性可能有所增加。
由于社会资金来源相對有限，经济欠发达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更倾向于财政资金支持。笔者通过回归分析发现， 2015年省际人均GDP差异可以解释各省财政预算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比重差异的20%以上，尽管各省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内资金并不一定来源于本省财政支出（还可能有中央财政的投资），2015年省际人均GDP差距仍可以解释各省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内资金与本省财政支出比值差异的35%以上。一些经济欠发达的省级行政区（如西藏、甘肃、云南、青海、新疆），其来自国家预算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相当于同期本省财政支出规模的30%以上。如果来自中央财政的投资支持不足，则地方财政的投资开支压力会相对较大。
为满足投资资金需求，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可能需要通过追加举债进行融资。笔者通过回归分析发现，2015年省际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解释各省赤字率（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与收入之差/当地GDP）差异的65%以上，省际赤字率差异则可以解释各省政府杠杆率（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当地GDP）差异的37%以上。因此，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地方潜在债务风险的逻辑可能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社会投资资金来源有限的情况下更侧重于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支出又可能推高地方财政赤字，进而倒逼地方政府加杠杆融资。
（二）人口集中与“大城市病”
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人口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集中，容易导致发达地区城市出现人口过度集中、交通堵塞、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同时部分欠发达地区出现人口空心化问题。由于人口迁徙增长是较长周期的经济活动，笔者计算了2008—2015年各省（直辖市）的城市人口密度变化，并将其对同期各省年均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做回归分析，得出斜率为正的回归曲线，显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城市人口密度增长更快、更容易出现“大城市病”，而同期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甚至出现下降。考虑到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一方面来自于外地人口迁入和本地农村人口城市化，另一方面来自于原有城市居民的自然增长，笔者借助各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测算了扣除本地自然增长后，由于外地人口迁入和本地农村人口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密度变动。回归分析显示，扣除本地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后，回归曲线的拟合优度（R^2）上升，省际经济发展差异对各省城市人口密度变化的解释力提高。这说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各地城市人口密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吸引外来人口迁徙和本地农村人口城市化实现的，而非通过影响各地的自然增长率。结合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上升和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人口有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大城市聚集的倾向，容易引起发达地区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大城市病”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空心化问题。
（三）不利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从理论上说，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因此当总收入给定时收入分配越均衡，对应的总消费量更高。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抑制了消费倾向较高的穷人增加消费；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则相对更倾向于增加储蓄而非消费，不利于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中位数收入比平均收入更能代表总体的收入水平。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有2012—2013、2016—2017年连续两段季度数据，在这两个时段总中位数收入增速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相关性都超过了平均收入，说明总体收入提高所导致的中位数上升比高收入群体增收所导致的平均收入上升更能够促进消费（见图5）。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消费的影响可以来自两个维度：一是地区间经济差距拉大导致各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从而通过上述机制制约了全国消费的增长；二是如前文所述，欠发达地区更倾向于依赖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从而不利于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笔者测算了全国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年度数据，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省际人均GDP标准差系数增量负相关（相关系数-0.1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省际人均GDP标准差系数增量正相关（相关系数0.19）。因此，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两个维度都可以获得证据支持，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省际人均GDP增加）不利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可能路径
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矛盾”有助于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使人口流动合理化从而避免“大城市病”，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释放。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可能路径框架包括：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的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直接针对性。在城市化方面，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城市群这12个国家级城市群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各城市群中心城市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区域公共服务职能，促使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职能分工合作合理化，增强各区域中心城市的区域经济带动和辐射作用，吸引欠发达地区人口进入就近城市群，避免人口向少数一线城市过度集中。雄安新区建设也被归结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表述当中，新区从无到有的规划建设与功能定位，可以为其他区域新城建设与当地人口就近城市化提供经验。上游水源地生态保护一般具有全流域受益的外部性，如果生态保护成本仅由上游区域承担，则容易产生环保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共抓大保护可以将上游水源地生态保护成本转移给中下游受益地区，使流域环保的社会成本主体与社会收益主体相匹配，从而促进全流域的协调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等政策实施也有利于欠發达地区的经济追赶。
“一带一路”是促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战略举措，丝绸之路经济带联通中国西部到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地区，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的贸易畅通合作有望增强西部地区作为欧亚贸易运输通道的职能，促进贸易沿线城市相关商业服务发展。依托陆地欧亚贸易通道，“一带一路”的投资领域合作可以加强西部沿线地区的风力、煤炭、油气、金属矿产自然资源与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利用，同时社会或国际投资资金的引入还可以帮助沿线欠发达地区降低对政府投资资金的过度依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根据我国2006年发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京兰、青银、陆桥、沪昆、广昆等高速铁路干线有望便利“一带一路”陆地贸易通道的人力资本流动，东北、西北、西南、成渝、云贵等方向上的快捷大能力通道有利于降低货物贸易物流成本、提高货运量。面向“一带一路”国际铁路通道建设规划包括西北方向、西南方向、东北方向1，这些通道与国际铁路网的互联互通，对于增强沿线地区的国际陆地贸易通道职能可以起到清障作用。除此之外，电力、能源、医疗、通信、教育等“一带一路”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畅通欧亚陆路贸易合作的同时，也直接增加了对沿线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助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注：
1. 西北方向是指克拉玛依—塔城（巴克图）、喀什—伊尔克什坦、喀什—红其拉甫、阿勒泰—喀纳斯（吉克普林）、阿勒泰—吉木乃等铁路及满都拉、乌力吉、老爷庙等口岸铁路）；西南方向是指南宁—凭祥铁路扩能，规划建设芒市—猴桥、临沧—清水河、日喀则—吉隆、日喀则—亚东、靖西—龙邦、防城港—东兴等铁路；东北方向是指集宁—二连浩特铁路扩能，规划建设伊尔施—阿日哈沙特、海拉尔—黑山头、莫尔道嘎—室韦、古莲—洛古河、虎林—吉祥、密山—档壁镇、南坪—茂山、开山屯—三峰、长白山—惠山、盘古—连崟等铁路。
作者单位：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责任编辑：徐灼 印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