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四十年代的和平建国运动与自由主义

摘要：20世纪四十年代，以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力量发起了一场以民主、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和平建国运动，这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经过半个世纪积累的结果之一。尽管这场和平建国运动到最后无痰而终，但仍然可以显示出在20世纪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着较大影响力，以及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执着和努力。

关键词：和平建国；自由主义；民主党派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0)05－0040-05

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同成为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三大社会思潮之一。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论是立宪君主、国会选举，还是联省自治、好人政府，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由主义的价值关怀和理念，只不过当时自由主义的影响仍然过于单薄。至20世纪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的力量终于渐趋规模，这主要体现在如何建国、建什么样的国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发出了不同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呼声。相当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不满于国、共两党的建国途径，他们希望在中国实现一种民主、自由的建国方式，实现民主政治，从而引领中国真正走向富强和统一，并且他们亦真诚地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这也正是当时一度成为舆论焦点的第三条道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20世纪40年代的这场和平建国运动，随着国民党越来越不能容纳异已力量并与共产党最后走上全面武力对抗后终归于镜花水月，但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这场和平建国运动足以说明彼时自由主义的影响之巨，并留给我们颇多值得珍视的历史经验和资源。

一、自由主义的和平建国运动

大致来说，“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运动，而且在许多国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换言之，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近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思想学说，并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要建构原则，甚至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其主要原则表现为个人主义、平等、自由、多元等，在政治方面则主张以暴力的手段实施宪政，保障个人权利、实行民主政治。清末民初，自由主义开始传入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尽管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若干养分，但就整体而言只能说是舶来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虽然不能同西方社会同日而语，但同样展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尤其对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始终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严复、梁启超到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胡适派学人等，再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教授们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借助于这些堪称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大力推广，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一席。

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根据他们与政府、政治体制、权力中心的距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走“第三条”道路的的组党型、寄希望舆论干政的议政型和融入政府的参政型三种类型。组党型自由主义者主要指以民盟为中心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是主张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力军，并身体力行；议政型自由主义者主要集结在以《观察》、《大公报》周围的一批教授和学者，他们支持前者的主张，但作为专业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付诸行动；参政型自由主义者以加入国民政府的一批学人为代表，如翁文灏、丁文江等。本文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前两类自由主义者身上。

抗战后期的政治局势为组党型自由主义者提供了绝佳机会，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1944年9月又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此时，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优势的日趋明朗。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于是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关注的焦点和全国民众一样，逐渐转向如何构画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1945年1月15日，民盟针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的第一条称：“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第二条称：“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并筹备正式国民大会之召开及宪法之制定。”这是民盟较早提出的和平、民主建国主张，也是民盟自成立以来的一贯主张。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召开，主要讨论召开国民大会。表面上看，这是国民党准备和平建国的先声和表现，但由于参政会十分之八的参政员都是国民党党员，根本无法代表民意，因而民盟不但予以坚决反对，还详细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民主建国方案，包括6个步骤：“一、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三大政团的圆桌会议；二、在这圆桌会议上，由三大政团共同推定国内无党派的代表人士，请其前来共同参加会议；三、由这种圆桌会议产生举国一致(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代表人士)的联合政府；四、由联合政府再拟定人民代表，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从新起草宪法；五、由联合政府从新起草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依据这种新的法律。从新选举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六、由联合政府召集新选的国民大会代表制定宪法，实施宪政，并实行真正的还政于民。”这一文件虽以云南省支部的名义发出，但其中的民主建国方案却颇为周详细致，完全符合民盟的一贯立场，所以到1945年10月11日，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报告提出三个问题：“政治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可以说就是这6个步骤的概括。在“政治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这三个问题中，民盟又最为重视成立一个汇聚多方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称其为“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的途径”。著名理论家张东荪进一步解释称，从国内、国际各方面因素来看，“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这样的联合政府包括了国、共和第三方势力如民主党派，而且国、共两党亦是除却武装、和其他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地位的政党，只有这样的联合政府，才能完成编遣军队、平息党争的重任。

毫无疑问，以民盟为代表的和平建国主张得到了绝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乃至全国人民的极力赞同，这部分知识分子借助于公共传媒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尤以历来被誉为舆论重镇的《大公报》最为典型。1945月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专机飞往重庆共商国是，对此，《大公报》次日社论不但直接以《毛泽东先生来了!》为标题，更在文中欢天喜地地称：“在抗战已告胜利，盟友业已结成，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喜悦之情溢于文字。遗憾的是，之后的局势发展完全令国人失望不已，当国共双方兵戎相见后，《大公报》更是痛心不已，先以一篇社论《不堪想像国家的前途》痛陈：“凝视全国，漆黑一片；瞻望未来，万丈深渊”，道出所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随后，《大公报》于1946年11月4日发表社论《做一个现实的梦》，设想假使年初的停战令确实有效，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确实实行，那么就会出现下列若干情形：“国民政府业已改组，毛泽东周恩来张君劢

曾琦莫德惠等都在国府委员会席上与蒋主席孙科宋子文等环坐讨论国事了。行政院亦已改组，各党派都有人为部长，是一个举国一致内阁的规模。……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一面在逐步做着整军的工作，同时根据宪法，在筹备普选。”虽然是一个梦，但想像的情形与民盟的纲领和主张可谓完全一致。

二、和平建国运动的自由主义背景

归纳起来看，20世纪四十年代和平建国运动的具体路径，就是通过多边协商的圆桌会议，建立起一个容纳国共两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多方力量参与的联合政府，然后逐步走上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宪政之路。可以说，这一建国途径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精神，完全以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宪政原则为指导。这一建国方案不仅获得了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赞赏和支持，并在全国造成了广泛的声势和影响，即便是一直筹划以强硬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国民党，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支持自由主义的这种建国方案。正因为如此，透过20世纪40年代的这场和平建国运动，可以断言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发展，终由涓涓细流汇聚而成中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

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大体上可勾勒如下：严复、梁启超所处的清末民初看成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也是近代中国刚刚接触西方自由主义的时期。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战可以看成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第二阶段，以胡适为核心的一大批学人先后以《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刊物为据点。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发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声音。第三阶段则是抗战后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在抗战接近尾声时，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纷纷撰文立说，阐述各自的政治主张和文化主张，其“声势之浩大，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绝无仅有。”而且，此时自由主义更“从一种观念的存在，转变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重要现象。”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改团体会员制为个人申请参加。在民盟成立以前，也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尝试组织政党，最早如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组建的进步党，胡适早在1926年也萌发出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意图，他在当年8月3日的日记中称：“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抗战胜利后，胡适周边的自由分子还多次催促胡适将组党之念付诸实施，但胡适出于种种考虑，终未落实。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组建政党的真正尝试肇始于1932年，由张君劢与张东荪、罗隆基等在北平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此后，国家社会党一直活跃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民盟的成立可以视为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力量在中国的一大突破，较之于胡适始终停留在纸上的构划和影响力较为欠缺的国家社会党，民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除任职于国民政府的所有自由知识分子，包括“三党三派”，著名人士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等。民盟虽然自称仅仅是一个联合体，本身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但从民盟的组织框架及其具备的鲜明宣言、纲领等来看，视民盟为政党并无不妥之处。民盟成立以后，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其他民主党派也纷纷成立。

从自由主义的视角出发，民盟成立的确可以看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从价值观念到政治组织的结果。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自由主义，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介绍和探讨，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起着一种传播和推广自由、民主、宪政等观念的启蒙作用，严复、梁启超等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而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自由主义，主要以信奉自由主义原则的政党形式出现。民盟虽然不曾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政党，但就民盟的各种主张和立场来看，其受自由主义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民盟的组成者也大都是自由知识分子，促进民主、实施宪政自然成为民盟最根本的立足点。因而，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成立，及其所提出、受到全国多数民众赞同的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和平建国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经过长期的积累和酝酿，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运动和声势终于进入了巅峰时期。

当然，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力量的高涨，还受益于国际上自由主义思潮复兴的强力支持，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被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是自由、民主战胜极权、专制的结果，“这次世界大战，的确确是个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这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的的确确是个民主主义的胜利”。除此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所给予的厚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鼓舞”。事实上，这种支持由来已久，费正清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费正清所言并无太多夸饰，他的观点亦得到美国官方的认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5年12月15日的对华政策声明中坦率承认：“美国知道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专政的政府”，同时认为“假使这个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那么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所以美国坚强地主张，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应该对于使这些力量在中国国民政府中，都能得到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的诸办法，成立协议。”1947年马歇尔将军国共调停宣告失败后，在离华前发布的声明中特别指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惟有使政府中与小党派中之自由分子居于领导者的地位，此种自由分子为优秀人物集合，惟仍缺乏政治权力以发挥其支配作用的影响。”杜鲁门与马歇尔所寄希望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力量能够进入政府，惟其如此中国真正走上民主、自由之路，从当时的局势发展看，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但两位美国领导人的声明仍然给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巨大的信心鼓舞当是不争的事实。

三、和平建国运动的挫折和意义

自由主义的和平建国方案虽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现实却是无情的。1946年1月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这一度令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倍感鼓舞，毕竟，这是一个“各党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都平等参加的、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民意会议”，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遗憾的是，此后局势的发展与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基本上背道而驰。伴随着内战日益升级，11月遭到各民主党派抵制，只有国民党和青年党、民社党参加的“国民大会”召开，并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尽管这部宪法在张君劢的苦心构划下，并非全无是处，但没有中共和民主党派参加的国民大会已经在事实上宣告了和平建国方案的失败，意味着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自由主义的挫折。此后，民盟及其他社会贤达人士仍然为

调停国共而奔波，但只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罢了。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下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撤离，10月又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又意味着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自由主义的重大挫折。

20世纪四十年代随着抗战接近尾声，作为价值观念和政治组织的自由主义，一度风起云涌、蔚为壮观，但旋即为严酷的政治专制所压制，究其原因，与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自始至终走以武力解决问题的道路有着直接关系，用储安平的话来说就是“现政权当让不让，可和不和，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

国民党虽然也提联合政府、宪政政府等，但更多表现为一种策略，其前提条件是取消共产党的武装。蒋介石在1946年元旦的广播演讲中曾一再强调，“唯有统一的国家，才能顺利推行宪政，保障民主制度”，并一再要求中共取消武装力量。1946年8月13日蒋介石又发布文告，视中共为破坏民主宪政大道的罪魁祸首。自由主义势力主张和平解决问题，因而同样主张军队国家化即中立化，但前提却是先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这一点恰恰是国民党始终不肯做到的。因此针对蒋介石8月13日的指责，民盟于次日一针见血地指出：“民盟向不赞成任何政党有武力割据，民盟现为一遵循宪法、和平合法之政党，但民盟未得合法平等之待遇，民盟领导人物在北平被绑架，在昆明遭暗杀，在此事存在之一上，有武力政党如何敢放下其武力。”至于口口声声支持并寄希望于中国自由主义力量的美国人，实际上却以对国民党的偏袒和军援的方式，在事实上大大助长了其以武力解决中共的决心和信心。1946年4月，桂林文化界曾以公开信的形式呼吁马歇尔“切勿协助任何一方运送军队前往东北，亦不可供给武器助长内战”，但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人的军援持续了随后的三年内战，以致于费正清承认，“我们对国民党的支持已成为事实。……不待真正代表中国的联合政府成立，我们便开始为五亿美元的贷款进行谈判；除战胜日本后已经支付的六亿美元以外，还答应根据租借法继续提供援助；出售军事物资，转让舰船；训练中国海军，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仅对实行一党专政而不求改革的中国政府有利，从而也就加强了公开准备反共内战的国民党右派的力量。”

除上述因素之外，还有观点认为和平建国运动的受挫归结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自身的局限以及社会土壤的贫瘠。早在1947年，储安平先生就在《观察》上指出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特点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到六十年代，殷海光先生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范围扩大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遂为定论。

本文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从成败论英雄的传统视角出发，那么20世纪四十年代的这场自由主义的和平建国运动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颇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其一，成立联合政府、实施宪政法治的和平建国主张不仅得到了几乎是所有自由知识分子的拥护，同样得到了共产党方面的全力支持，即便是国民党方面也不得不在表面上作出拥护的姿态，可见和平建国主张已经风行全国，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和呼声，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视为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近代中国的结果。事实上，从严复、梁启超算起，中国人接触自由主义不过区区五十余年，仅半个多世纪自由主义就能对极其缺乏自由传统的中国社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正说明了自由主义的巨大魅力。由此可以认为，作为一种筑基于西方社会的外来学说，自由主义在整体上可能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社会，但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很可能可以得到中国多数社会阶层和成员的认同。

其二，20世纪四十年代的这场和平建国运动给后人留下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这批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和理念。国共两党全面内战后，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出现了分化，但他们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成员，依旧是自由主义最坚定的信仰者，他们看得很清楚。自由主义的和平建国运动本身虽然宣告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努力的目标即民主政治的失败，施复亮对此有一段深刻的概括：“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当后人检视这段历史时，不能不折服于体现于这批知识分子身上的自由主义精神，和平建国运动可以无疾而终，民主党派可以被宣布为非法，但自由主义者追求民主、自由，促进民主政治的努力却不可能被抹杀，所谓薪尽而火传，今日我们要进一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那么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和平建国运动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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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第3卷第22期，1948年1月24日.

编辑：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