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望若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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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然脱下军装
我父亲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春游主人、好好先生等，河南项城人。父亲出生于贵胄豪富之家。我爷爷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姑表兄弟，父亲的姑母嫁给了袁世凯的弟弟袁世昌，因为爷爷在家中排行老五，袁世凯的儿子们称我爷爷为“五舅”。
父亲所处的青年时代，革命浪潮汹涌澎湃。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爷爷张镇芳升任河南都督。第二年，袁世凯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父亲这年刚16岁，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但在爷爷的安排下，他破格进入了模范团的骑科，并由此进入军界，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此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接着军阀混战，政坛风云变幻如儿戏。父亲眼见政治黑暗，又目睹爷爷官场的沉浮，叹道：“内战军人，殊非光荣！”决然脱下军装。
奶奶眼里十足的“败家子”
父亲退出军界，回到家里，奶奶十分不满，絮絮叨叨地骂他没出息，要他进入金融界。父亲一度十分困惑、苦闷，终日无言。此时父亲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他读《老子》《墨子》，兴味十足。
1927年，父亲正值而立之际。一次，他去爷爷任职的北京西河沿儿的盐业银行，半途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儿旁边溜达。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写得结构严谨，气势恢宏。虽然此时父亲对收藏尚未入门，但由于旧学根底深厚，其眼力已然不俗。他没费思量就以一千大洋将其买了下来。回去后，父亲愈看愈爱，遂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这是他收藏生涯的开始。从此，父亲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
这年，父亲30岁。父亲说过：我30岁开始学书法，30岁开始学诗词，30岁开始收藏法书名画，31岁开始学京剧。他从少年时代就喜欢京剧艺术，此时他正式拜余叔岩学戏，彩唱过《二进宫》《空城计》《八大锤》三出戏，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爷爷去世后，在奶奶的苦苦相劝和严厉责骂下，父亲无奈答应子继父业，出任盐业银行的董事兼总稽核之职。但父亲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从此，父亲有了“怪爷”的绰号。他一不认官，二不认钱，独爱诗词、书画、戏曲。在奶奶眼里，他是十足的“败家子”，不可能使家业中兴。
初见母亲，惊为天女下凡
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初到上海，不久便结识了母亲。
母亲潘素， 1915年生于苏州，时为上海当红的青楼艺人，在沪上有“潘妃”之誉。母亲长得清秀妩媚，谈吐不俗，而且弹得一手好琵琶。
父亲早年已有3位太太，均为父母主聘而娶，感情始终不谐。在盐业银行挂名任职后，父亲每年要到上海查账两次。说是查账，实则是来玩的。因为常在青楼走动，结果就撞上了母亲。父亲初见母亲，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父亲将母亲比为王昭君，誓要娶她。母亲也欣赏父亲的落拓不羁，两人很快定情并论及婚嫁。可是，母亲此时已被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中将臧卓看中。臧卓得知母亲另有新欢，便把她软禁在一个叫“一品香”的旅店。父亲无奈，于是找到换过帖的把兄弟孙曜东。
孙曜东是上海滩的玩家子，年轻气盛，颇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概。孙曜东趁天黑开出一辆车，带着父亲，先在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然后驱车来到“一品香”旅店，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母亲已经哭得泪人儿一般。孙曜东将他们送到静安别墅，躲了几天后，父亲就带着母亲回天津了。
最后，父亲分别将两笔巨款给了家里的太太，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母亲嫁给父亲后，改名潘素，父亲还给她一个爱称——慧素。
1935年年初，父亲为母亲请来一位老画家，名叫朱德甫。母亲21岁时正式拜师，开始了她的绘画生涯。母亲初从朱老学画花卉，不久，父亲请来古文根底极为深厚的夏仁虎老先生，专教母亲通鉴古文。经夏老先生介绍，父亲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专教母亲绘制山水。母亲从这时起，开始专攻金碧青绿山水。
母亲时而泼墨，时而抚琴，父亲时而作诗填词，时而挥毫疾书，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令人神往的光阴。
20年后，父亲在母亲生日时，回忆往事，特填《水调歌头》词一阕，后半阕为：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璧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
宁死也要保住藏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为了银行不致落在和汉奸有勾搭的李祖莱手中，加上他多年收藏的大部分藏品都放在银行，只好勉为其难，以总稽核的身份，兼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前去主持行务。
父亲每周去一趟上海。1941年的一次上海之行，让父亲陷入险境。
一天早晨，父亲去银行上班，刚走到弄堂口，迎面冲来一伙匪徒，把他抓住塞进汽车后面，迅速离去。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跑到孙曜东家，见到孙曜东就跪下，请他救救父亲。孙曜东分析了一番，想想父亲在上海没什么仇人，只有盐业银行的李祖莱，因为父亲挡了他的升迁之路。
第二天，母亲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200根金条，否则就撕票。这下子母亲更急了。后经孙曜东打听，果然是李祖莱幕后策划，由“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
经孙曜东的一番活动，绑匪开始和母亲谈判。
谈判过程中，绑匪说父亲绝食多日，已昏迷不醒，请母亲见一面。母亲见到父亲时，只见他已经有气无力，憔悴不堪。母亲唏嘘不止，可是父亲却置生死于度外，悄悄关照母亲说：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于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别为了赎我而卖掉，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
父亲被绑8个月，最后，绑匪给母亲传话：“7天若拿不出40根金条，做好收尸准备。”
不多久，经孙曜东努力调停，周佛海亲自过问，父亲终于安全回到家中，而他不愿卖画赎身，视书画如生命的事情很快传开了。几家报纸也刊登了消息。父亲怕树大招风，便于年底离开上海这块是非之地，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为谋生计，父亲在西安创办“秦陇实业公司”，自任经理。
小时候，我对父亲和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当时不甚了解，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父母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样的国宝级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来到西安。直到日本投降，他们才重回北京安定下来。
为劝说傅作义，忍痛割爱送蜡梅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将一切有地位、有影响、有才学的人都拉到台湾，自然也打起了父亲的主意，他们不时派人到家里游说，都被父亲断然拒绝。此时的北平城内，已经可以听到解放军的炮声，父亲坐卧不宁，他不只是担心个人的安危，更为千年古都随处可见的文物而忧虑。他遂以昔日闻名的贵公子、文物鉴藏家等特殊身份，多方活动，积极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
民盟不时在我家开会，讨论如何能使北平免于战火劫难。父亲与西北军人素有渊源，身为西北军人的傅作义将军也知道父亲是个正直文人，很是敬佩他。于是，民盟的盟友们就撺掇父亲去劝傅将军，千万不能开战。父亲与邓宝珊将军和侯少自将军（傅作义的高级顾问）一直是好朋友，他们三人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勿起干戈，以保护北平的百姓和北平的文物、古建筑。为了劝说傅作义，父亲还忍痛割爱，将家里两盆最大的蜡梅送到了傅府。
一方面国共谈判在反复进行着，一方面朋友也在劝说着。傅作义权衡考量了一番之后，最后下决心走和平的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了，父亲是有功的，可是，父亲极少与家人谈及此事。有老友劝他向政府要官，他淡淡地说：“我还是画我的画，我也不要官，我也不要钱。”
被打成“右派分子”
1949年以后，父亲收藏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是，此时的文物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是有钱还远远不够，地位和权势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有了“好东西”，文物商店先要留起来，等江青、康生等过目。如果他们看中了，几毛钱就可买走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物。到了父亲之流那里，已经是残山剩水了。
一次，父亲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父亲，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职务，无权无钱，皆为虚职。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母亲有些犹豫。父亲见母亲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母亲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母亲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父亲这才翻身爬起。
1956年，全家迁到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落，这是父亲最后的一点不动产。
这一年，父母将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给了国家。这八件作品件件都是宋元以前的书画，至今仍是故宫博物院最顶尖的国宝。
国家给了3万元奖金，父亲坚持不收，说是无偿捐献，哪能拿钱呢，怕沾上了“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只是对他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父亲才把钱收了下来，并拿去买了公债。
万万想不到的是，父亲捐献国宝不到一年，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戴在了他的头上。
被扣八顶帽子，遭到批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又将三国时魏国敦煌太守仓慈写经、元明清诸家绘画等多件文物上交国家。他以这样的行动证明自己对国家的挚爱。然而，1966年“文革”批斗大会上，父亲仍在“牛鬼蛇神”之列。年近古稀的父亲跪伏在地上，被人拉着，绕场爬行。以后，几乎每次批斗会都少不了他，人们传说他的问题很严重，连“中央首长康生”都过问了。
此时的父亲和母亲尽管白天接受批判，晚上仍填词、作画。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她的笔下出现了春兰、夏荷、秋菊、蜡梅……母亲作画，父亲题诗，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后来，他们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可惜，被抄家时散失了。他们为此伤心不已。
不久，灾难又一次降临到父亲的头上。
他的一首词被认为攻击了江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新老账一起算，父亲以“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黑手”“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与“走资派的马前卒”等八顶帽子遭到“造反派”的批斗。
母亲和父亲一起被关押在地下室，父亲在七号，母亲在三号。父亲被关，尚有一条荒谬的理由，而母亲被关押纯属株连。没人知道两位老人是如何度过这艰难岁月的，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谈。父亲在地下室里蹲了近两年，这两年里，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没走出过那间不过10平方米的小屋一步。直到1970年1月才结束关押，回到家中。
1978年，戴在父亲头上的“现行反革命”的“铁冠”终于被彻底摘了下来。他很庆幸，自己活了过来。
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和刘海粟同在大连棒槌岛结邻而居。刘海粟也是戴了“右派”帽子多年，闲谈间，他问父亲：“你戴了‘右派’帽子之后有何感想？”
父亲说：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
1982年1月，父亲因患感冒住进医院。之后从感冒转成肺炎，不思茶饭，只靠输液维持生命，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2月25日早晨，父亲突然神志清醒，提出要吃东西。
这一天正是他85岁生日。
下午，父亲请《文物天地》主编王禹时取来纸笔，录下他吟成的七律诗一首和《鹧鸪天》词一首。
诗云：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词云：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2月26日上午10时43分，父亲心脏停止了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