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变法与国家兴衰
时间：2021-03-25 09:18: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习近平总结人类文明兴衰的历史经验，阐明了“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的历史规律。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与法治的成败密切相关，法治的成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法制本身也有由盛转衰的历史周期，古代中国王朝法制的衰落往往伴随着“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等六种历史迹象。法制的衰落既因为情势变迁的历史惯性，也因为分利集团对法律外利益的追求及由此而来对法制持续不断的破坏。法治的兴衰取决于法治自身的生命力，取决于其能否自我矫正，不断更新。改革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变法是法治领域的改革，变法赋予中国法治以新的生命，中国共产党是当代“变法”唯一可托付可信赖的政治权威，建设、建成党长期执政、国家持续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法治中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历史周期；法治兴衰；分利集团；变法
中图分类号：D0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7）05-0034-008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①人类历史的轨迹从来就不是一条平坦的直线，历史的长河波涛起伏，治乱兴衰交替发生，绵延不断。在古代中国，兴——盛——衰——乱的朝代更替构成历史变迁的主线，而从全球的视域来看，文明的起伏、国家的兴衰同样令人嗟叹。文明的兴衰是否有一定的规律？政权的更替是否有既定的法则？古往今来，人们从未停止思考。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战国时期的法家对此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韩非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②
韩非并不否认尧舜圣贤的作用，但他认为，制度或者说“法治”更为重要，中材之主只要“抱法处势”，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足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可以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法家第一次提出了“法治”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兴衰的观点：“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无独有偶，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习近平在总结人类文明兴衰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的精辟论断，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本文以习近平关于法治与国家兴衰之间相互关系的论断为出发点，采纳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的知识框架，尝试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底蕴进行探讨。
一、法治的成败决定国家的兴衰
人类是宇宙万物中的少数，人类历史只是其所在星球的一瞬间，在历史面前，人类是渺小的，甚至可能是无知的，“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张闶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尽管如此，人们仍不断试图发现历史兴衰的规律，总结兴盛衰乱的规则。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治乱兴衰的原因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总体倾向是认为人事、人尤其是执政者的所作所为影响、决定了历史的变迁与政权的更替，要想避免动乱衰亡，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关键要格君心之非，正君主之所为，以民为本，施行仁政，以德治国，慎刑少杀，严以治吏，任贤使能，居安思危，慎始慎终。西方思想家对历史的兴衰也有许多思考，如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认为，罗马的兴盛是由于共和制度，法律开明公正，统治者贤智，人民风俗朴质、品德良善、富有爱国心等，罗马的衰亡则是由于施行君主政体、对外掠夺、两极分化及由此带来的风俗败坏。参见[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则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分利集团的建制化程度和追求本集团狭隘利益的行动能力，当一个国家的分利集团已被成功组织起来，且具备了强大的谋求本集团狭隘利益的集体行动能力，这个国家的发展必然陷于停滞并由此逐渐衰落。相反，如果分利集团尚未组织起来，或者国家始终具备压制、挫败分利集团集体行动的治理能力，则国家的兴旺繁荣就是持续而有保证的。“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这些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极力倾向于收入或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生产更多的产品”，它们是“分配联盟”（分利集团），当分利集团不断谋取社会产品的更大份额时，其它社会成员必然遭受更多的损失，并由此降低社会效率与总收入，加剧政治分歧。[美]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47页。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十分关注法治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观点和论述日趋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观点、新论断、新设想，尤其是，习近平不仅从解决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现实问题来考量法治，还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局战略、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利益来谋划法治。他说：“从现在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法治不仅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习近平从中国历史“历史周期律”的角度来思考法治，表现出他博大的历史情怀，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高度关切与深入思考，同时，他又总结国外的经验：“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表现出对国家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