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思想史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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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60年的思想史是它的社会意识形态史。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三大思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西化的自由主义、重释传统文化的新儒学人文主义。它们的动态并存和相互作用一直变迁延续到现在。从建国初期短暂时间的三者并存。到1957年以后“虚假一元化”状态，再到1992年以后形成新的三者并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思想反映，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现实表现。由此。新中国思想史的主题就成为社会思想多元存在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元主导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关系，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严肃历史课题。

[关键词]新中国思想史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西化的自由主义　新儒学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B26；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0—0029—09

研究“思想史”必先正名。侯外庐在为《中国思想通史》作序时说：“这部中国思想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若可把逻辑归入哲学，则思想史就是以哲学为基础的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半个世纪之后，许纪霖在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时，于“序”中指出：“思想史与一般的知识史、学术史不同，它涉及的对象并非知识领域的一般或专业的知识，而是曾经或者能够对社会和时代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潮、观念和公共意识，换言之，它也是一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同时明确指出：“思想”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中的种种思潮、观念，“思想史”则是总体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史”。照此定义，本文所论的“新中国思想史”，也就是中国自1949年到2009年60年中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这部历史的中心问题是社会思想的多元存在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元主导的关系问题。本文的“概观”是对这一复杂思想史问题的概要论述。

一、新中国思想史上各种思潮的多元存在

历史唯物主义的质朴真理是，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又在诸社会形态变迁中有其相对独立性。新中国的社会经济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决定着上层建筑之一的社会思想无从抹杀的多元性；同时，这种多元性又是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多元思想在新中国的继续。

(一)1919—1949年思想史上各种思潮的多元存在

对于建国之前的“三大思潮”，我国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提法是：1919—1949的中国，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流派争雄称奇的域内。但有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首先。对于所谓“激进主义”，有学者提出，这是加给马克思主义的恶名。同时，在“激进主义”的大罩下。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混为一谈，很不科学。我们认为。讨论旧中国的三大思潮，宜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其第一思潮。其次，对“自由主义”一说。亦有不同的看法。不少学者包括港台学者，把这一思潮称为“西化”思潮。杜维明这样说：“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传统儒家人文思潮三者健康的互动。”想将其称为“西化”思潮也不错。因为它比简单地说“自由主义”有更大的外延包容性。所以，可考虑称之为“西化的自由主义”。最后，对“保守主义”一说，同样需斟酌。若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学”的思想，他们中的多数学者都不是复古派。他们要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要求，参照西方哲学理论，重释孔孟儒学，从“内圣外王”中返本开新，引出科学、民主的现代人文思想。所以，可称之为重释传统文化的“新儒学人文主义”。就他们也在努力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而言，现代新儒学的思想，也可称为“儒学资本主义”思想。

(二)1949—1992年新中国思想史上多元思想的浮沉

从1949—1956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凯歌行进。被广大人民群众及知识界广泛学习，成为全社会主导性的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了占领思想阵地，服务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发动了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大起。西化自由主义和新儒学人文主义则被动地伏下。“伏”不是“灭”：西化自由主义思潮、新儒学人文主义思潮，沉入到一部分崇尚它们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他们不可能因为被批判而诚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先来看一看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7年中，广大的原持有自由主义思想立场的学者们，都被卷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旧的思想、为新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服务的大潮中。其中的一部分确实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大部分并未放弃他们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留下来的“检讨”文字，很难说一定是由衷的。正如有论者所描绘的，老知识分子在早年建立的对自由主义的“青年信仰”很难改变，“如果以‘青年信仰’为基本出发点，反思许多自由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变，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出于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但也应该看到，当时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某种靠近新社会的转变，也不能完全用“政治高压”或“人身威胁”来解释，他们的“转变”虽未必出自思想深处，但也部分地发生于对新社会某种亲切的感受之中。再来说一下现代新儒家学者们的变化。建国以后，现代新儒家的“三圣”——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以及冯友兰、贺麟等人，都选择留在祖国大陆。他们在政治立场上转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学术思想上逐步接受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但他们对原有的学术创造并未抛却。这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他们重拾旧意可以看出。以冯友兰来说，他在早年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建国以后，扬弃“新理学”“理在事先”的唯心主义，树立了“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他又部分地回归“新理学”，同时仍坚持“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立场。

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这段长达25年时间的历史我们应该怎么看，大有研究的必要。就自由主义而言，这段时间它几度活跃、又几次遭到批判并终于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浮起，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第一次活跃发生在1957年春天到夏初。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中国政治呈现乍暖还寒的“早春岁月”，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利用共产党整风、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之机有过一个活跃期。经过一场“左”的风暴，无论西化自由主义还是儒学人文主义都失去了登台话语权。第二次活跃发生在1978—1989年。开始，自由主义思潮以“新启蒙”的形态出现，把1978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完全当作“封建专制主义”来批判，从而获得自我认同和道德高地，借以论证“西化”的正当性。发展到1986—1988年，“新启蒙”的部分学者进入体制内，推动改革开放，而大部分人则打出自由主义旗帜，当体制外的批判家。这一思潮演变到1989年，酿成了当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在这同一个时期，现代新儒学已在内地失去基地，其代表人物转到港澳台三地，开展了他们所主张的新儒学复兴运动。1958年元旦，这一学派的四位领军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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