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现代传承\化生与超越
时间：2021-04-17 08:19: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凸显西方元思维的“逻各斯秘索思”结构，强调德国思想史的“启蒙思脉－浪漫思脉”二元对立。同时选择作为德国知识精英代表的瓦尔泽、格拉斯、哈贝马斯，对其“文学话语一哲学话语”对话结构进行梳理，既凸显其为20世纪后期精英难以回避的“战争背景”，同时也揭示他们面对历史浩劫与民族重生勇于承担的“智识勇气”和“创辟实绩”。最后，仍归结为一个基本追问，就是在至今为止的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思想史进程中，虽然名家辈出，但并未能为人类发展提供明显亮色，以及德国学术、思想难得强势的事实，并追问其原因所在。同时引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易经》思维，尤其是凸显“一分为三”之原则，强调“启蒙调试”作为一个重要的“黄金分割点”，使西方二元论思维获得一个立足于三的支撑点。如此，则格拉斯尝试以浪漫的手法来坚持启蒙的目标、瓦尔泽以浪漫的手段来调试启蒙的不足，都有其合理之处，相比较哲学话语系统的哈贝马斯对启蒙传统的“执善固执”，则更显出文学话语的灵活性与诗性创发对于思想史发展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格拉斯；瓦尔泽；哈贝马斯；德国；启蒙；文学史；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I516.9；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2－0011－13
一、作为现代性结构的“启蒙一浪漫”二元结构
按照西方元思维中“秘索思一逻各斯”二元对峙的基本结构，在德国思想史里似乎也可清理出两条基本线索构成的“元线索体系”，即“浪漫思脉一启蒙思脉”构成的整体进程。如此，则即便面对德国文明史上如此“俯拾皆是”的精英存在，也可以胸有成竹，使之“诸神归位”，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Give back to Ceasar what is Ceasar"s and to God what is God"s”，《圣经·新约》)。即便是再堪称不世出的“奇人英杰”，也不得不位列人类文明史的“凌烟阁”中，虽然不是“英雄排座次”，但至少可以有“谱系归宗”的便利。虽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以其凌厉之极的追问规定了启蒙的概念，他在1784年撰文《什么是启蒙运动?》(was ist Aufklarung?)，如此阐释：
启蒙就是人结束他咎由自取的未成年状态。所谓未成年，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假他人的引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头脑。倘若其原因不在于缺乏头脑，而在于没有他人的引导就没有决心和勇气使用自己的头脑，那么这种未成年就是咎由自取。鼓起勇气去使用你的头脑!这就是启蒙运动座右铭。
虽然福柯(Michel Foucault)将康德此文视为“现代性的态度的纲领”(I"attitude de modernit)，但他仍毫不犹豫地提出质问，并提出相反的结论：“我不知道是否我们将达到成熟的童年。我们经验中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相信，启蒙的历史事件没有使我们成为成熟的成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从18世纪到20世纪，两百载光阴如白驹过隙，可启蒙的任务性规定远远没有达到当初精英人物的期待。所以，启蒙既可作为历史事件的特定概念，也不妨视作一种元概念的类型规定。即便缩小考查范围，德国启蒙亦如此。
启蒙结构的确立，乃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乃是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它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由此他认为所有的现代性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席勒处，他说：“最初，或者在18世纪末，曾经有过这样的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他由此将现代性首先看作是“一种挑战”，并在论及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时提供了这样一条路径：“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不但超前于谢林、黑格尔、荷尔德林等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替代信仰的范式：“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发挥出一体化的力量，因为艺术被看作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Form der Mitteilung)。”借助对前贤资源的开掘，哈贝马斯应对现代性的方式与出路似乎胸有成竹，那就是对启蒙的坚守，这或许正是他始终强调“启蒙——一个未完成的计划”的合理性的重要原因。
自16世纪开始，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一宗教改革一启蒙运动基本上有其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将现代性命题展示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现代建构”落实于具体的各次运动之中。应该说，现代性诸命题的产生，与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与斗争需要是密切相关的，简洁归纳之：“颠覆神性、确立人性；借助科学、推倒宗教；摆脱枷锁、呼唤自由”。可以说，由康德一费希特、黑格尔一马克思一韦伯一霍克海默一哈贝马斯的德国启蒙思脉，无一例外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但问题在于，一旦“走向绝对、物极必反；理性解体，漫无归依”，这也正是为什么浪漫思脉能应时崛起，自哈曼一赫尔德一施莱格尔兄弟、蒂克一叔本华等一脉延绵而至，终于到了尼采而集大成，开辟日后所谓的“后现代”大业。虽然它还不能构成对现代性的整体颠覆，但毕竟反现代、反理性的思想自此而深入人心。当然尼采的立场还可以深入推敲，因为他毕竟一方面清醒意识到启蒙理性对人性的戕害，另一方面也是傲然宣告“上帝已死”的人物。日后更有福柯仿效尼采，书写下“凡人已死”(《词与物》)的警句，但其路径并不可截然归一。
如果我们凸显德国(这甚至也是整个西方)精英特别尊崇的希腊传统时，就必须意识到，这样一种发展始终是在二元对峙的基本结构中展开的，尤其正是在相对传统之强势宗教背景下兴起的。也就是在启蒙理性以一种延续逻各斯路径而来的思维方式蔚然成势之际，另一种新型的思想传统，出之于传统又别之于传统的“浪漫思脉”(源于秘索思)兴起，以哈曼、赫尔德等为代表，为日后后现代的“出世”预告了剧目。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启蒙思脉浪漫思脉”对峙而成、相辅相成的二元结构，乃是理解德国思想史的重要线索。而除了以哲人为中心的“哲学话语”思脉线索之外，我们还应特别关注以诗人为中心的“文学话语”思脉线索。
我曾特别指出，对于德国思想史发展而言，歌德、席勒等开辟出的“古典图镜观”意义极为重大，这其中包括：一是在知识域扩张过程中慎重处理各种外来思想资源的“彼此张力”，尽可能“融会东西、萃于一炉”；二是在诗创造过程中将独创性的文学创作与诗学思考定为“古典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两者都以其互补性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做了最好的证明；三是在思维模式上努力追求一种致思的可能，尤其是发明了以中道思维去衡量事物，这主要受到中国思想的刺激和影响。但这一初步形成的“古典思脉”，在德国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席勒、歌德相继殁后，难寻继承者。故此其主流语境基本上还停留在启蒙、浪漫二元对立之间，这当然也主要受制于西方传统思维。但诗人独特的“文学话语”系统有可能提供特别的思想资源，则显然可见。
博尔赫斯(Borges，Jorge Luis，1899—1986)曾断言认为，谢阁兰(Segalen，Victor，1878－1919)
